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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劉剛/文

瑯琊是古越海權(quán)地標

春秋時代，瑯琊，是東部沿海南來北往之地，為東夷南越結(jié)合的地標。

東夷大致為渤海灣一帶，南越海客北上，要有個落腳之地，安個家。那個家，便是瑯琊。據(jù)史載，越人“以舟為車，以楫為馬”，百姓日用，多在水上，其勢力范圍，已經(jīng)涉及海外。那時，中國沿海有五大港口，瑯琊居中，北有轉(zhuǎn)附、碣石，南有會稽、句章。轉(zhuǎn)附在今山東省煙臺市芝罘島上，碣石在今河北秦皇島，會稽和句章是越人的本地，于今日觀之，其一在紹興，一在寧波，加上瑯琊，五大港口，越人居三。

那么，越人“欲霸中原，遂徙瑯琊”的那個居五大港口中間的“瑯琊”究竟在哪里？

大言之，應(yīng)當在今天的蘇、魯二省結(jié)合部的海邊一帶，具體來說，作為越國遷都都城的瑯琊，連山通海樞紐江湖的港口，究竟在哪里？

據(jù)文獻看，當以山東膠南為首選。《漢書·地理志》有“越王句踐嘗治此”，《后漢書·郡國志》有瑯琊國瑯琊縣一條，此條還有注，據(jù)注說：“《山海經(jīng)》云：‘瑯琊臺，在渤海間，瑯琊之東’。”兩晉博學(xué)家郭璞也對瑯琊注釋說：“瑯琊臨海邊，有山嶕峣特起，狀如高臺。此即瑯琊臺”。但這些所注還是云山霧罩的沿海帶，并非十分清晰的地點。

我們還得繼續(xù)細挖。傳說“瑯琊”之名，緣起于齊太公呂尚，呂尚封被齊地后，曾涉獵瑯琊，登山四顧，三面環(huán)海，一望無際，驚訝之余，姜子牙擊節(jié)長嘆：“瑯耶！”一如今之“美啊”！

《山海經(jīng)·海內(nèi)東經(jīng)》說“瑯”是美玉，“琊”為玉骨，這樣的說法，讓我們很容易聯(lián)想起史前越地的良渚玉文化，那不正是良渚人當年北遷時留下的玉文化痕跡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吳、越國人沿著文化的慣性踏著良渚先民遺跡北上，也是先至淮海，再入海岱。

海岱瑯琊山，山不高也不大，但很有名，就是因越遷都而名。《越絕書》言“句踐徙都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但卻未見有越都遺址，今天所見膠南瑯琊遺物，沒有一件有越地特征，除“瑯琊”一語留下了古越語痕跡，今所見膠南瑯琊最早遺址遺物，基本為秦代以后。

但考古還在進行中，據(jù)說，瑯琊臺臺頂發(fā)掘區(qū)已發(fā)掘出石砌地漏，有人說是與秦始皇帝建祭臺有關(guān)，而在臺西頭東南發(fā)掘區(qū)發(fā)現(xiàn)的大片建筑遺跡，也被確定為戰(zhàn)國時期的遺存，不過，究竟是齊國所建，還是與越國遷都瑯琊有關(guān)的越筑？眼下還很難說。而淮海瑯琊，在江蘇連云港，史載雖不如膠南豐富，但考古卻有重要發(fā)現(xiàn)，唐朝史家杜佑在《通典》中稱錦屏山為瑯琊山，有人在錦屏山九龍口發(fā)現(xiàn)了瑯琊古城遺址。

古城形勢，南抱江淮，坐擁蘇北千里平原，西臨沂沭，北依沂蒙山，東向面海，進取海岱山川之地利，臨海一面，城如彎弓，又像新月，迎送淮海之波。城中有臺墩，可登以觀海，城周圍有先秦民居遺址多處，其中出土了越地印紋陶片，外圍則有祝丘古城、臨沂古城、北溝頭古城、鹽倉古城拱衛(wèi)。

如此格局，頗似《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所言“勾踐伐吳，霸關(guān)東，從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據(jù)張志立和彭云兩位考察，在九龍口山灣，可見一條外弧形城墻，長約1300米，與喇叭型山口組成一座扇狀布局的古城遺址，按山口兩側(cè)山體長度，城北面長約1000米，南面長約1200米，環(huán)城周長約3500米，合計大概有七里許，這與《越絕書》所說的長度“臺周七里”正好相符。越都在此，一共經(jīng)歷了八王，歷時224年。

古城分內(nèi)城和外城。內(nèi)城，在九龍口最里部，兩頭在南山350米和北山400米處，呈半月狀外弧形，連接南北兩山，形成小扇狀內(nèi)部王城，當?shù)厝朔Q之為“北大城”，在兩側(cè)，如今仍有抵山的城墻可尋，曾出土了青銅環(huán)幣、青銅劍等越國文物。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連云港九龍口古城作為越都瑯琊的可能性較大，因其本來就是吳國舊地，但吳并未將政治重心轉(zhuǎn)移至此，吳軍北伐，走的是運河一線，吳與越，皆以水戰(zhàn)立國，但又有所不同，不同在于，吳國從來不在沿海港口地建都，而越國都城，會稽也好，句章也罷，以至于瑯琊，都設(shè)在沿海港口處，故越軍滅吳后北伐，有兩路可行，一條，走運河水路，還有一條，便是沿海海路，越除了以水戰(zhàn)立國，更以海權(quán)爭霸。

齊、吳、越三國，都有海洋性，吳雖以水師勝天下，但海戰(zhàn)卻被齊國打敗，可見吳在海洋性方面尚不及齊國，吳國在內(nèi)河水系，水戰(zhàn)無敵，在沿海一帶，則難以發(fā)力，為什么？因為吳國不重視也沒有打造港口城市，未能建立沿海根據(jù)地，所以一戰(zhàn)而敗，便難以持續(xù)。而齊國的轉(zhuǎn)附，即今煙臺芝罘，則是當時一大港口。而蘇北的瑯琊，在吳國時還不是一個樞紐海運的港口，要等到句踐入主的時候，它才發(fā)展成為港口。

有人說，吳、齊海戰(zhàn)，是中國有史可考的首次海戰(zhàn)，時間上，略晚于古希臘與波斯帝國的薩拉米斯海戰(zhàn)。公元前480年，希臘城邦聯(lián)合小型艦隊，在薩拉米斯島與阿提卡之間的狹窄海峽中，戰(zhàn)勝了波斯帝國薛西斯一世的艦隊，保存了古希臘民主城邦的火種，波斯帝國從此衰落，成了第二次希波戰(zhàn)爭的轉(zhuǎn)折點。若用歷史的尺度來衡量，吳、齊海戰(zhàn)也可以說差不多同時，但歷史性的影響卻相去甚遠，東方這次海戰(zhàn)，幾乎就被史官文化給忽略了，被當作“勝敗乃兵家常事”的一場戰(zhàn)爭，而西方那次海戰(zhàn)，則被史家濃墨重彩描述著，標志了世界歷史的進程。

齊、吳、越三國，真正具有海權(quán)意識的是越國，越國建都，都在沿海港灣處，從會稽到瑯琊，都是港口，這便是海洋性國家的標志。本來北上爭霸，問鼎中原，要往中心地帶去，而越國卻寧愿行走在邊緣，沿著海岸線擴張，從蘇北瑯琊古城出發(fā)，繼續(xù)北伐，鋒芒指向山東半島，占領(lǐng)膠南地區(qū)，在膠南港建立新瑯琊，兵臨齊國門下。

《越絕書》里句踐接見孔子

那時，孔子在魯國，他聽說句踐在“躬求賢圣”，便帶了隨從弟子七十人去投奔，并且“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一副“吾從周”的派頭。句踐聽說孔子要來，“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guān)下”，擺出一副“我是夷人我怕誰”的架勢。孔子到時，越王請問：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回答：我“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嘆道：我們越人“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fēng)，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越絕書﹒外傳記地》如是說。

句踐這番話，一開口就拒絕了孔子“吾從周”那一套，并對孔子提出了“從夷”要求——“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于是，孔子又帶弟子辭回。

本來，儒家有功于越，《越絕書·外傳本事第一》一開篇就說：何謂越絕？越者，國也，絕者，絕也，越國面臨絕境，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就如同后世的《盛世危言》，是一本講越國如何處理國家危機的書，針對越王勾踐時的越國至暗時刻。書中提到，當時，齊國要攻打魯國，孔子恥之，派子貢去游說齊國以安魯。真是名師出高徒，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霸越，可見儒者參與了句踐霸業(yè)。

孔子本人，也一直關(guān)注吳越興衰。孔子來見勾踐時，聽說“句踐抑強扶弱，絕惡反之于善，取舍以道”，并歸還吳國侵略所得之地“沛歸于宋，浮陵以付楚，臨沂、開陽，復(fù)之于魯”，制止了“中國侵伐”，因而對句踐抱有好感。可一見面，句踐那一副躊躇滿志的夷越嘴臉，實在讓他難受，以至于他后來“作春秋而略吳越”，提都不想提了，他原本有過“浮于海”的念頭也從此取消。

假如孔子從了越夷，真的下海了，也難出越國海權(quán)范圍，不過《論語》可能從此不一樣了。

句踐死后，越國內(nèi)亂不已，子弒父，兄弟相殘，卻維持了海上霸權(quán)據(jù)說有二百來年，在中國歷史上，這是一個奇跡，但由于孔子“作春秋而略吳越”，使得越國的歷史地位，也被“吾從周”的后來儒者所忽略，這才有了“吳越賢士”來作《吳越春秋》和《越絕書》，前者是以吳國立場作的，后者采取越國立場，還將作者掛在了子貢名下。

孔子見句踐，理應(yīng)由子貢來安排，而子貢應(yīng)該就在那隨從的七十名學(xué)生中，也許他曾勸過孔子，說過這樣的話：夫子的道太大，這世界放不下，何不修改一下？這一勸，有可能使孔子產(chǎn)生了“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念頭，但顏淵卻說：要改的不是道，而是這世界。正是這句話，使得孔子依然走在中原大道上“從周”，而沒有“浮于海”從越夷。

此前，句踐所見儒者，唯有子貢，他看子貢，亦政亦商，有學(xué)有術(shù)，便以為是范蠡一路的，等到見了孔子一班周禮人物，便知全非，當即亮出越夷底色，讓孔子做從周禮還是從越夷的選擇。本來，像子貢那樣搞點修正主義，適應(yīng)一下現(xiàn)實世界，搞個什么亦周亦夷，或周體夷用之類的也未嘗不可，但孔子畢竟是孔子，從周不從夷，不拿道來做交易。

圣人與智者不同，圣人以道改造世界，而智者則以道適應(yīng)世界。孔子是圣人，要將世界納入其道中，建立一個屬于他的道統(tǒng)世界；子貢為智者，思想隨世界潮流而動，以道順應(yīng)之而趨利避害，子貢并不要求那個世界屬于他，但卻要為他所利用，大道不妨適可而止，正義也要能交易，為了救魯國，就可以用滅吳來交易。

這豈不太殘忍？魯一國也，吳亦一國也，何以救魯就得滅吳？子貢為救魯國，出使齊、吳、越、晉大國之間，外交上折沖樽俎之間，說服吳與齊戰(zhàn)，吳勝；再與晉戰(zhàn)，吳敗；越乘機北上襲擊吳國，殺夫差，滅吳。這就是歷史上津津樂道的“子貢一出，存魯亂齊滅吳”，可最終的贏家是勾踐。孔子率弟子們來訪勾踐，句踐這一回顯然不領(lǐng)情，當著孔子的面，終于吐出一口郁悶之氣，讓子貢栽了面子。

勾踐可算是個最善于陰謀之術(shù)的人，陰謀之君，最忌陰謀論，但凡參與他的陰謀者，也必為他所忌，范蠡是先知，所以逃了，文種不信，所以死了，子貢千慮，而有此一失，所以勾踐羞辱，而且辱及孔子。

也許孔子由此便徹底斷了“浮于海”的念頭？有可能，因為，當時中國沿海及其海域，都屬于越國海權(quán)范圍，真要“浮于海”，就必須“從越夷”，跟著句踐走。

夷州是外越人的海域

越國地緣政治，以沿海為生命線，其發(fā)展戰(zhàn)略，重在經(jīng)略從杭州灣到環(huán)渤海沿岸，該線重要港口多被越國掌握，長江流域入海口，句章和會稽，原本就在越人手里。黃淮流域的瑯琊港，也由吳國轉(zhuǎn)到越人之手上了，興起于越人之手，如果說瑯琊為一，則五港連珠而越居其三；若說瑯琊為二，分為連云和膠南港，那么就六港而越人得四，江南二處和黃淮二處了。

太史公說，越滅吳后，將淮上地還給楚人，歸還吳所侵宋地于宋，歸魯泗東方百里，一改吳轍，不再四面出擊，而是向西退讓，往沿海一線進取，從淮海瑯琊到膠南瑯琊，就體現(xiàn)了越初沿海雙中心的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在江淮和黃淮流域，形成了一個瑯琊化的橢圓形的國家生存空間，那么，越人為什么不像吳人那樣沿著內(nèi)河水系往內(nèi)地去？

這跟越人的構(gòu)成與分布有關(guān)，《越絕書》中提到越人有內(nèi)越、外越之分，有人認為，他們是古越先民向內(nèi)地遷徙和從沿海下海而形成的兩個分支，吳、越戰(zhàn)爭時，外越并未坐視，而是援越反吳，闔閭造武城，就是為防止外越。秦統(tǒng)一后，也遷內(nèi)地民人到越地，“以備東海外越”，有人說，外越地望在甬東，即今天的舟山群島。擁有外越，勾踐不但能復(fù)國，能滅吳，還能沿海岸線北上爭霸。

對于中原各國來說，外越是一支神秘力量，所知不多，如吳王闔閭，也僅知一二。夫差能勝內(nèi)越，卻難防外越，故越國滅吳國時，以內(nèi)越示弱于吳，任憑吳國監(jiān)管，使吳放心，而以外越出奇兵，于沿海一帶潛伏，伺機滅吳，范蠡于上海浦東圍海屯田，他所統(tǒng)帥的軍隊，就是外越之軍，出其不意，北上滅吳，滅吳后，句踐原本想將敗君夫差囚入甬東，讓外越看管。

由此可見，外越是他的肺腑吐納的秘境，甬東乃其心腹出入重鎮(zhèn)，故內(nèi)越建都，都城所在，不離沿海，王權(quán)所立，立于港灣，此乃海洋性國家之地緣政治戰(zhàn)略。

外越，除以甬東為根據(jù)地，其勢力范圍皆為海域，統(tǒng)稱“夷州”。“夷”，指外越之人，“夷州”，即外越人所在地，非專指一處。最早提到“夷州”的，是三國時期吳人沈瑩寫的《臨海水土志》，原書已佚，部分內(nèi)容通過《太平御覽》卷780《東夷傳》保留下來，書中提到，夷州為“眾夷所居”，所居之地，四面皆山，山頂上，有越王釣石，立為越國主權(quán)標志，東距二千里，其地，終年無霜雪，草木不死，夷分土地人民，各有所居，稱王而治，但都“髡頭穿耳”。

有人把“夷州”當作今臺灣，認為《臨海水土志》是最早記錄臺灣的文獻，而三國東吳臨海郡太守沈瑩即為始作者，最先引用該史料，稱“夷州”為臺灣者，是臺灣日治時期日本學(xué)者伊能嘉矩，在其《臺灣文化志》中，斷言“夷州”即今天的臺灣。我們認為，沈瑩提到的“夷洲”，乃泛言夷越海外之地，包括了臺灣，但不專指臺灣。

總之，夷越海洋文化所到之處即“夷州”，它有兩個起點，北向以瑯琊為起點，向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朝鮮半島以及日本進展，南向以甬東為起點，沿海與甌越、閩越、駱越相連，外海則從舟山到琉球向臺灣往海南發(fā)展，抵達北部灣，這樣一個海洋文化的活動空間，便是“夷州”所及的地理范圍，外越貿(mào)易往來和自由遷徙的海之島鏈。

越國，集內(nèi)越而成一國，國以會稽、瑯琊為中心；夷州，乃外越之總稱，其域以臺灣、海南為中心。夷越文化的分布，由東北而西南，從膠州灣到北部灣，從瑯琊到海南，從夷越到駱越，都是內(nèi)越外越并舉，沿海外海并行，正如越國，內(nèi)越以會稽為中心，外越則以舟山群島為大本營，駱越也是內(nèi)越分布在北部灣沿岸各地，外越據(jù)海南島，最早的海南人便是駱越一支，為黎族祖先，這應(yīng)該就是先秦時期夷州和越國的大致情形。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