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明睿/文

“我為什么要替后人操心？他們?yōu)槲易鲞^什么嗎？”

這是美國喜劇演員格勞喬·馬克斯（GrouchoMarx）的一句經典笑話。笑話之所以是笑話，自然是因為，如果認真看待這樣的話，會覺得很荒謬。人一般相信自己沒那么自私。在很多問題上，人們也確實會為后人著想。以氣候變化問題為例，根據預期壽命的估計數(shù)據，現(xiàn)在包括你我在內的成年人，絕大部分到2100年將不在人世，那時的環(huán)球涼熱我們不會有切身體驗。尤其是以不少國家政治領導人的年齡，他們甚至很可能都沒有機會感受到21世紀下半葉第一個夏天的溫度。而本世紀末將在世的人們現(xiàn)在大多還未降生。不過，多數(shù)人還是在乎子孫后代的利益，愿意為應對氣候變化付出努力，強大的輿論聲勢因此推動近兩百個國家簽署并批準了《巴黎協(xié)定》，承諾將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yè)化前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內，并采取措施爭取把升幅更進一步限制在1.5℃以內。

全球變暖會影響未來多個世代超過百億人的生活。這已然是個龐大的數(shù)字。但牛津大學副教授、哲學家威廉·麥卡斯基爾（WilliamMacAskill）在新書《我們對未來的責任》（WhatWeOwetheFuture）中認為，值得關心的后人遠遠不止這么些，我們的眼光應該要長遠得多。他曾于2015年出版關于“有效利他理念”（effectivealtruism）的《好上加好》（DoingGoodBetter）一書，倡導以講證據、求實效的方式更理性地做慈善，得到比爾·蓋茨和史蒂芬·平克等意見領袖的推薦。今年這本書則想要向普通讀者系統(tǒng)介紹“長遠主義”（longter－mism）這種倫理學觀點。長遠主義不只關乎今后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歌詞里經常用于夸張修辭的一萬年，而是要我們以百萬年甚至億年為單位來思考如何改善人類的未來。

未來之廣大

假如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的生存期限和典型的哺乳動物一樣長，那大概會是一百萬年。再假定往后的歲月里，世界人口維持現(xiàn)有規(guī)模不變，那么未來還將有約八十萬億人出生，萬倍于現(xiàn)在的人口數(shù)量。當然這不是唯一的可能性。與其他哺乳動物不同，人類是智慧生命，有能力避免它們所遭遇的滅絕命運，直到地球不再適合居住。根據天文學測算，地球還能保持數(shù)億年宜居狀態(tài)。按此重新計算，未來的人口總數(shù)與目前的全世界人口之比會達到百萬比一的數(shù)量級。再考慮到這幾億年里的科技進步很可能讓我們在附近的星系建立殖民地，并以其為跳板觸達數(shù)以億計的星系，即使這一科幻般的情景只有1%的概率實現(xiàn)，我們的后代數(shù)量之巨大，也將上探至讓人眩暈的級別。無論是哪種情形，現(xiàn)在活著的人都只是從過去到未來全體人類中極其微小的一部分。

一萬二千年前人類進入定居農耕時代，六千年前第一批城市才開始形成。以剛才討論的時間尺度來看，我們其實是站在整個文明歷史的起點。如果把這部歷史比作人的一生，現(xiàn)在的人類文明充其量還只是個嬰兒。而此時的我們能影響到的后代卻有如此之多，責任不可謂不重大。

我們的道德責任

不過等一下，生活在遙遠未來的人們，難道不會照顧好自己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們要應對氣候變化，要減少碳排放，主要是因為現(xiàn)在每個人每天就在排放，在加速全球變暖進程，而最嚴重的后果要幾十年后才會顯現(xiàn)。況且受此影響的后人離我們并不遙遠，時間上可能還有交集。而要與幾萬年甚至幾億年后的人共情，似乎有些強人所難。一旦談論起長時間跨度，格勞喬·馬克斯的問題突然就變得不太像個笑話了。

哲學家們喜歡做思想實驗，麥卡斯基爾也不例外。針對時間上的距離問題，他請我們想象自己在野外徒步旅行時不小心摔碎了一個玻璃瓶。撿拾玻璃碎片很麻煩，但不清理干凈的話，說不定以后會有個孩子無意中踩在上面，被嚴重割傷。如果真的有孩子因此受傷，事情是發(fā)生在我們離開的幾天后、幾年后，還是一個世紀以后，對于這一傷害的嚴重性和我們的道德責任大小，有什么影響？大概一般人都會說，不應該有任何影響，哪怕一個世紀后踩傷的孩子從現(xiàn)在起還要過很多年才出生。著名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Cowen）與已故的偉大哲學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Parfit）在多年前合作發(fā)表的一篇論文中，從另一角度構想了一個多少有些奇幻和古怪的思想實驗：假設你在二十出頭的年紀發(fā)現(xiàn)自己竟已是癌癥晚期，即將不久于人世。而原因是，古埃及女王克利奧帕特拉某天晚上多吃了一塊甜點，由于某種她其實心知肚明的魔法機制，這一舉動會導致兩千年后必有一人年紀輕輕便要死于癌癥，這個人不幸就是你。那么女王吃掉那塊甜點，在道德上是正當?shù)膯幔匡@然不是。

所以，不能因為一個人與我們相距遙遠，就輕視其道德分量，無論距離是空間上的，還是時間上的。如果我們能夠減輕乃至消除他們所受的傷害，或者明顯改善他們的處境，當然就有理由去做。未來人口可以達到天文數(shù)字還意味著，就算我們幫到他們的概率很微小，或者只能為他們每個人增加一點點福利，預期能增加的價值也會十分浩大。只要不要求做出非人的自我犧牲，我們就有行動的責任。用書中的話來說，這是我們時代一個關鍵的道德優(yōu)先事項。

如何影響未來

如此泛泛而論，邏輯上沒有什么問題，偶爾琢磨一下思想實驗也很有趣。但有沒有可能，我們再怎么拼命，對后世的影響在幾百年后都將被歷史長河洗刷殆盡，就像前人同在日光之下所做的很多事那樣，“都是虛空，都是捕風”？馬可·奧勒留曾慨嘆活在他五個世紀之前的亞歷山大大帝的拓疆大業(yè)在其身后迅速消散，只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且終將被淡忘。我們何來自信能比這位帝王有更長盛不衰的影響力？

本書請讀者把行動后果的重要性（significance）、持續(xù)性（persistence）和或然性（contingency）三種因素結合起來思考這一問題。重要性是指行動所引發(fā)的事態(tài)給全世界在任一時刻所增加的平均價值，例如加大碳減排力度將世紀末升溫幅度控制在1.5℃而非2℃，平均來說能給21世紀下半葉或22世紀某個時間點上的人們額外增加多少福利，或者減少多大規(guī)模的損失。持續(xù)性顧名思義就是指影響所能持續(xù)的時間。或然性需要我們具備反事實（counter-factual）思維，設想如果我們不行動，所意欲的事態(tài)以后是否也遲早會發(fā)生。牛頓發(fā)明微積分就沒什么或然性，畢竟萊布尼茨幾年后便獨立完成了大致同樣的工作。在三種因素組成的思維框架下，作為示意，把重要性、持續(xù)性和或然性三者相乘，我們就得到了行動的長期價值。

那么我們現(xiàn)在往什么方向上使力，最有希望增加更多的長期價值？不太可能是搞文藝，因為盡管認真創(chuàng)作的每部作品都可以是獨特的，從而滿足或然性條件，但現(xiàn)實地來看，萬世流芳的概率極小，很難有什么重要性和持續(xù)性可言。追隨馬斯克的步伐，投身于腦機接口、移居外星球的研究，怎么樣？這些事情也許足夠重要，一旦實現(xiàn)也能持續(xù)，但參與的人少一些，可能也就是推遲一兩年實現(xiàn)，算上或然性，價值就很有限了。

形塑價值觀

麥卡斯基爾主張改良社會價值觀，推動文明的整體軌跡向更高層次提升。他發(fā)現(xiàn)，在很多問題上，價值規(guī)范在一段時期內是可塑的，也就是說有走向不同方向的可能，而在匯集到某一方向之后就逐漸鎖定，既沒有太大變動，也不再多元化，因此在早期具有高度的或然性。他舉了國人熟悉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的例子。當時最為風行的四家是儒法道墨。麥卡斯基爾對墨家激賞不已。他覺得，以兼愛為核心的墨家學說可以理解為，在平等對待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的基礎上，追求全社會的最大福祉，堪稱功利主義先驅，領先了邊沁和密爾等英國哲學家兩千年。但以法家政治思想治國的秦最終統(tǒng)一了中國，后來漢朝又獨尊儒術，導致儒家在其后兩千年時間里都一直是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當然，書中這一套表述有點過于簡化。中國兩千年來被鎖定的不只有儒家。按照秦暉先生的說法，帝制時期實際上是儒表法里。但無論如何，更為向善的墨家戰(zhàn)國之后被徹底邊緣化，影響力甚至不如道家。假如當時墨家的武裝組織再強一些，守城術再精良一些，策略上再周全一些，歷史或許可以是另外一副模樣。

可能有人認為儒法國家的形成難以避免。那我們再來看看書中另一個例子。兩百多年前，世界各地的人們對奴隸制的態(tài)度還與今天有天壤之別。有史以來直到當時，不論歐洲、北美還是亞非拉，各個社會的主流看法基本上都還是，奴隸的存在是個近乎自然的事實，談不上不道德。但從18世紀起，英國本土和北美一小群持道德激進主義的貴格會教徒，被奴隸們的悲慘遭遇所震動，掀起了廢奴運動，促使英國1807年率先立法廢除并打擊奴隸貿易，隨后在境內禁止蓄奴。

有學者用工業(yè)化等經濟方面的因素來解釋英國廢奴，簡單來說就是經濟發(fā)展使得靠奴隸賺不到錢了。如果這一理論真的成立，就算沒有那些宗教激進人士的奮斗，奴隸制在之后的若干年里也會自然消亡，創(chuàng)造歷史的也未必是英國。但近幾十年來史學界的共識是，廢奴的經濟解釋站不住腳。制糖業(yè)是奴隸勞動的重災區(qū)，而英國殖民地的糖產量多于世界其他地區(qū)的總和，英國自身也是糖消費的第一大國。廢奴導致糖價上漲了一半，之后幾年英國消費者因此承擔的額外花銷達到了總支出的約5%。英國政府贖買奴隸的開支相當于當年財政開支的40%，為此債臺高筑，直到2015年才清償了該筆債務。英國還游說其他歐洲國家簽訂廢奴條約，有時甚至不惜為此行賄，并出動皇家海軍在海上長期巡邏，查處販奴船只。

據估計，自1807年起的60年中，英國平均每年為遏制奴隸貿易付出的成本高達國民收入的約2%，數(shù)倍于現(xiàn)今該國對外援助支出占GDP之比，與近年來的國防開支占比也相去不遠。由于海上和熱帶地區(qū)衛(wèi)生條件欠佳，疫病多發(fā)，負責執(zhí)法打擊販奴行為的皇家軍隊幾十年中共計有五千名左右的官兵失去生命。總而言之，英國為廢奴承受了昂貴的代價，經濟上完全不“合算”，非道德熱忱不能解釋，而這又只能歸功于那些貴格會教徒與當時社會“常識”的激烈斗爭。如果沒有他們，人類從早期農業(yè)社會開始已經維系了數(shù)千年的奴隸制至今仍大規(guī)模存在，讓數(shù)億人陷于鎖鏈之中，并非不可想象。事實上，本書出版后不久，聯(lián)合國下屬的國際勞工組織就發(fā)布報告，估計2021年全世界有五千萬人生活在現(xiàn)代奴隸制中，而這個數(shù)字甚至比五年前還多了一千萬。歷史上不乏更嚴重的倒退。書中提到，二戰(zhàn)時納粹德國共強迫1100萬人勞動，其中3/4是平民；蘇聯(lián)的勞改營（古拉格）中也曾有數(shù)以百萬計的人被迫服苦役。奴隸制的廢除并不是經濟發(fā)展能自動帶來的歷史必然結果，它甚至到今天還沒有完全實現(xiàn)。

由此可以看出，改進社會價值觀，比較容易同時滿足重要性、持續(xù)性和或然性這三個條件。緊接著的問題就是，我們應該推動道德觀念向什么方向演變。麥卡斯基爾建議我們推廣更抽象、普遍的道德原則，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黃金法則之類。這是因為，在長遠的未來，社會、經濟、技術條件都會與現(xiàn)在大不相同，微觀指導有很大概率會過時，抽象的信條則允許后人自己因地制宜。在此基礎之上的具體層面中，我們應該維護多元價值觀，以免文明的未來被早早鎖定在不利于自由繁榮的單一價值體系內。兩百多年前，奴隸制還是世界的常態(tài)；一百多年前，性別平等在多數(shù)社會還未成為道德共識，甚至今天在一些伊斯蘭國家還有待于進一步爭取。幾百年后的人們審視我們的道德現(xiàn)狀，會不會認為我們自認并無不妥的一些觀念其實愚昧得可怕？完全有可能。這就是為什么，保留多種價值體系，盡量減緩它們的合流速度，讓它們有充足的時間相互競爭、辯論，進而反思、改良，至關重要。

在麥卡斯基爾看來，全球價值觀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趨同。他舉的例子是各國對新冠疫苗人體挑戰(zhàn)試驗（humanchallengetrials）的保守態(tài)度。

我們知道，新藥或疫苗研發(fā)，需要經過多期試驗。獲批前參與人數(shù)最多、歷時最長的階段是III期臨床試驗。就疫苗而言，通常需要成千上萬名受試者接種，并觀察其在日常環(huán)境中的后續(xù)效果，耗時數(shù)年。即便考慮到事關緊急，加快流程，可能也要近一年。輝瑞和BioNTech共同研發(fā)的mRNA疫苗，2020年12月基于試驗進程中已得的部分數(shù)據，得到美國FDA在公共衛(wèi)生緊急狀況下啟用的緊急使用授權，后成為全世界首個完成III期臨床試驗程序并正式獲批的新冠疫苗，2021年8月方才拿到FDA的正式許可證。

而如果招募一些年輕、健康的志愿者，在知情、同意、非商業(yè)化、可知危害較小的前提下，讓他們在隔離受控環(huán)境下接種試驗疫苗并主動接觸病毒，供研究者觀察其免疫反應，在時間和人數(shù)上都可大大縮小范圍，僅需三個月左右時間，幾十人參與即可。這就是人體挑戰(zhàn)試驗，此前曾用于霍亂、傷寒、瘧疾、季節(jié)性流感等流行病的疫苗開發(fā)。

2020年3月，正當各路人馬爭分奪秒地研制疫苗之際，開始陸續(xù)有多位生物倫理學家提出，在這場百年不遇的大流行中，應當允許開展人體挑戰(zhàn)試驗，用來替代III期臨床試驗，以加快疫苗開發(fā)和審批進度，盡早推出可用疫苗。4月，《自然》雜志官方網站報道，已有一家非營利組織征集到一千多位志愿者，隨時準備參加試驗。同月，美國眾議院35名議員致信行政監(jiān)管部門，7月又有包括15位諾獎得主在內的一百多位科學家發(fā)出公開信，均呼吁盡快啟動人體挑戰(zhàn)試驗。5月，世界衛(wèi)生組織發(fā)布了一份關于人體挑戰(zhàn)試驗的倫理指南，認同此類試驗有助加快疫苗開發(fā)，并判定在滿足若干條件的情況下，倫理上可行。

然而，整個2020年，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放行人體挑戰(zhàn)試驗。直到2021年2月，才由英國邁出了第一步。據世衛(wèi)組織估計，新冠大流行頭兩年與其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死亡人數(shù)約為1490萬。由于沒能在2020年上半年開始人體挑戰(zhàn)試驗，首批疫苗推出的時間推遲了幾個月，可以合理推測，有數(shù)以百萬計本可挽救的生命因此而逝去。

各國監(jiān)管機構遲遲不批準，或者根本不考慮人體挑戰(zhàn)試驗，原因可能不止一條，也未盡相同。但可以想見，倫理上的保守態(tài)度必是主要因素之一。當時就有學者反對說，即便志愿者知情同意，而且以其身體條件也不太可能發(fā)展為重癥，但在有效的治療性藥物出現(xiàn)前，將他們置于高風險之中，是不道德的。支持者則認為，允許這些具有犧牲精神的志愿者參與試驗，其實和雇用消防員不無相似之處，都是讓少數(shù)人在緊急情況下冒一定危險救更多人于水火之中。在每一小時新冠死亡數(shù)都比試驗所需人數(shù)還多的時候，大談讓人自愿參與試驗不符倫理，只能說是舍本逐末，對那些正在和即將死去的人們也沒有什么公平和道德可言。

抵御生存性風險

這個人類與瘟疫搏斗的例子，其實也與本書隨后對生存性風險的關切不無關系。抵御生存性風險，是通過影響道德觀念抬升文明軌跡之外，另一種增加長期價值的途徑。未來可以有天量價值，但前提是人類真的有個未來，所以未來的價值必須根據文明被摧毀的概率相應地打折扣。壓降風險，少打折扣，也就能大幅提高預期的價值。麥卡斯基爾的同事托比·奧德（TobyOrd）2020年出版，2021年翻譯引進國內的《危崖：生存性風險與人類的未來》是對此的專題討論。相較之下，麥氏此書更側重哲學，兩本書可以互補，也都提醒我們，相較于已經備受關注的氣候變化，大國核戰(zhàn)爭、病毒大流行，以及有悖于人類價值觀的通用人工智能，是被嚴重忽視的生存性風險。萬億后人存在與否，端系于此。

這些風險大多因技術進步而生，也就不難理解會有人呼吁停止技術開發(fā)。但停滯同樣有風險。試想假如科技被凍結在一百多年前，人類基本上就只能一直高度依賴化石燃料，缺少可以大規(guī)模應用的綠色能源。這樣不但氣候變化問題無解，可用能源也終有一天會耗盡。待到發(fā)明了核電、太陽能等綠色能源技術，才有了克服前述問題的希望。目前我們有核戰(zhàn)爭和因人為故意或疏忽造成流行病的技術可能性，但缺乏防御、化解這些災難的技術手段。人類現(xiàn)在就像位于懸崖中段的攀巖者，身處險境，如果停住不動，遲早會因疲勞而墜落。只有繼續(xù)上行，抵達山頂，才是出路。

屬于哲學的時刻

上面的話題似乎離麥卡斯基爾的本行哲學越來越遠。不過他在本書靠后的部分多少有些意外地安排了對人口倫理學（populationethics）的硬核探討，其深度在大眾讀物中罕見。想必一些哲學愛好者對這部分章節(jié)會大呼過癮，其他讀者則未必都有一字不落讀完的耐心，沒準還會抱怨內容多余。但實際上這正是哲學之道。我們持有的諸多道德觀點未必周全、透徹、相互契合。經過訓練的哲學家們所擅長的，就是將這些倫理信念系統(tǒng)化，爬梳背后的原則，清理其中或有的矛盾之處，力求達致融貫明晰之境，并以此幫助我們在新的情境中做出更好的選擇。比如說，促使我們關心氣候變化的道德原則，其自然推論，就是更看重長遠的未來，但大多數(shù)人并未意識到這一點。而這就是哲學尤其是應用倫理學能有貢獻之處。

寫作時，哲學家首先會和自己辯論，主動列出可能面臨的反對意見，在文中或書中事先應對；其次，他們將經歷與同儕的爭論，薄弱的論證通常過不了這關。因此普通人很難對哲學家的著作提出新穎而有效的批評——不出意外的話，我們能想到的異議，那些聰明人早有預判和回應。本書也不例外。除此之外，由于書中有大量來自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學科的內容，部分章節(jié)實際上是麥卡斯基爾與相關領域的專家同事合寫，并且花了兩年時間來做事實核查，以求萬無一失，以至于整體工作復雜繁重到了寫作團隊需要任命一位辦公室主任（chiefofstaff）來協(xié)調事務的程度。

這份投入在本書今年8月出版后得到了充分的回饋。麥卡斯基爾獲得機會在《紐約時報》、《外交事務》等媒體發(fā)文簡述書中重點，又上了十幾個播客和特雷弗·諾亞（TrevorNoah）的《每日秀》節(jié)目做訪談。不僅各大媒體刊發(fā)書評，其人其書以及與長遠主義有深厚紐帶的有效利他理念的發(fā)展歷程，還成了《時代周刊》封面文章和《紐約客》長篇報道的主題。連馬斯克都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薦書，稱自己的想法與此相當接近。

就普及長遠主義思想而言，這本書已經有了廣大而又積極的影響。接下來就輪到我們每一個人思考自己對未來能有什么影響，并付諸行動了。回到文首的問題。后人沒法真的來到當下為我們服務，但他們作為人類整體的絕大多數(shù)，在未來降臨至幸福人世的可能性，能夠激勵我們超越過于狹隘的時代關懷，為長遠的后世著想，負起歷史的責任，成為更好的人、更好的祖先。就把這視作后人為我們所“做”的善舉，給他們應得的酬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