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

先王原典何處去

兩千年前，中國有過一次航海，發(fā)生在秦末。

此次航海，若以歐陽修詩中所言，那游仙之船，承載了中國先秦時期的先王原典，而不久，中國就發(fā)生了焚坑事件，幸虧徐福帶它飄洋過海，原典逃過一劫，從此卻在中國失傳。

徐福走時，帶走了先王原典嗎？《史記》沒有說，《淮南子》也沒說。漢初時，立國以黃老之術(shù)，其次為周孔之教，故儒之經(jīng)典，既不“經(jīng)”，亦非“典”，連太史公也沒往它投一眼。這表明，儒家文獻(xiàn)的經(jīng)典地位，在“廢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之前，并不存在。而且焚坑以后，儒家文獻(xiàn)，雖不至于灰飛煙滅，但幸存者已是支離破碎，也只能采取抱殘守缺了。

于是，漢儒對這些殘缺的文獻(xiàn)，進(jìn)行整理和改編，使之重登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臺面，到了漢武帝時，終于取得成功，以其獨(dú)尊地位，開顯其經(jīng)學(xué)樣式，以其形成于本朝，故稱今文經(jīng)。

今文經(jīng)，適用于漢代“今上”意識形態(tài)，卻難以號召儒林士眾并說服儒學(xué)傳統(tǒng)，蓋因其來源不一，且真?zhèn)坞y辨。

若據(jù)往而言之，自先秦時，孔子一死，就已“儒分為八”，此后，儒門由分化而異化，以至于荀子《非儒》，其弟子李斯、韓非，轉(zhuǎn)入法家。秦統(tǒng)一，設(shè)博士，儒者競聘以參政議政，然焚坑又起，不得已而走向革命。漢初，革命成功，儒者繼續(xù)革命。革誰的命？革了秦朝的命這顯然還不夠，還要革秦制的命，漢初儒者遂與國策逆行，要革“漢承秦制”的命。

孔子為漢家立法，儒者行之，各以其師法家法。然其根本，則欲“法先王”而原典缺失，只好憑借后王權(quán)力，故所謂“獨(dú)尊”者，非原儒之術(shù)，乃今文經(jīng)學(xué)，實(shí)為“法后王”也。

后王者，今上也。今上失德，呼喚先王。先王不再，但求原典。原典已失，難免衍生，故西漢末年，由劉向、劉歆父子倡導(dǎo)，興起古文經(jīng)學(xué)，與之相應(yīng)，則有王莽新政以及接踵而來的禪讓與革命，而終歸于還政，一通折騰，分化出西漢、東漢。

若從這樣一個歷史的背景上來看，一如歐陽修詩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而且“令嚴(yán)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以至于“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我們就知道，徐福東渡是中國思想史上一次多么重要的事件。

其東渡，以游仙為名，以方士自居，這就使他成為了秦漢之際中國思想史上的一位失蹤者。若他真的帶走了儒家的先王原典，那他就不但是方士，而且還是儒士。當(dāng)時，方士與儒士，有一體化的趨勢，還真是不好區(qū)分，要不，方士得罪了皇帝，何以將儒生坑了，還不因?yàn)樗麄儽緛砭褪且惑w？也就是說，他們一體兩面，談長生不死，他們是方士；參政議政，他們又變成了儒士。以此來看徐福，他應(yīng)該也有兩面，有方士那一面，還有儒士一面。

他在中國歷史上，以方士那一面出現(xiàn)。其于日本歷史，則表現(xiàn)了另一面，即他找了個“平原廣澤”之地，留下來自己做王了。史曰“止王不歸”，而他帶去的那些人、財(cái)、物等，在那時，已足夠他像孟子所憧憬的那樣，能“據(jù)百里之地”而稱王。

于是，就有人拿日本的國家神話來與他對應(yīng)，說他那么早就在日本“止王不歸”，若從時間上來斷定，那他應(yīng)該就是日本第一代國君神武天皇吧？?最早這樣說的，是清末黃遵憲。

那時，黃遵憲出使日本，他讀了徐繼畬的《瀛環(huán)志略》和魏源的《海國圖志》，發(fā)現(xiàn)他們把世界談了個遍，就是沒有好好地談一談日本，于是，他來給清末中國補(bǔ)上日本這一課，為此，他作《日本國志》一書。書中，他開篇就說：“日本自稱為吳泰伯后，相傳亦稱為徐福后，彼國紀(jì)載本以此為榮。”后來，日本學(xué)者受了宋學(xué)的影響，意識到國體的重要性，便不再自稱為“泰伯后”，理由是，怕被當(dāng)做中國的“附庸國”，由此擴(kuò)大，連徐福也不提了。

對此，黃遵憲認(rèn)為，“泰伯之后，本無所據(jù)”，自稱也好，他言也罷，都不足為憑，就因?yàn)槿毡救?ldquo;俗類句吳”，也“斷發(fā)文身”，故“有此訛傳”。可徐福則不然，其事不但于史有據(jù)，除《史記》外，還見于《三國志》、《后漢書·倭國傳》等，而且于地有跡，“今紀(jì)伊國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其明征也”。

他甚至猜想，日本首代天皇，即神武天皇，就以徐福為原型打造的，其一，日本傳國重器劍、鏡、璽，“皆秦制”；其二，日本君臣稱謂，也都作“周秦語”；其三，日本以神國自居，則為方士之術(shù)。同時，他還指出，日本從以神道立國，到初具規(guī)模，離徐福東渡時，大約過了一百來年，于是，他問道：“當(dāng)時主政者，非其子孫，殆其徒黨歟？”對于當(dāng)時日本人說的“神武開基，蓋當(dāng)周末”，他不以為然，反問道：神武以后，到崇神天皇，中間九代，都是掛名王朝，“無事足紀(jì)”，這或許也就是“神武追王之詞”？“神武追王”，是他的猜想，所以末了，他又說了一句“未可知也”。

他的問題，到此就打住了。他只看到了徐福的方士那一面，將日本以神道立國，歸結(jié)到中國方士之術(shù)，但徐福儒士那一面，顯然被他忽略了，徐福何以“追周”不“追秦”，“追王”不“追帝”？這樣的問題，是不能用一句“未可知也”來打發(fā)的，它必須要認(rèn)識到徐福的另一面，也就是作為儒士的那一面，只有從那一面來看，才能看清這個問題的本質(zhì)，可惜被他忽略。

因此，他對于“神武追王”的問題，是知其然，而未識其所以然，而我們則欲對其所以然，嘗試著做一下探討。

把皇帝嚇了一跳

“神武追王”，并未追到西周先王時代去，而是追到東周末王的周僖王時，那時，正是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期，處于公元前7世紀(jì)，世界正在進(jìn)入人類文明的軸心期，這一時期，在西方，產(chǎn)生了古希臘的哲人時代；在中國，則出現(xiàn)了以老子、孔子為代表的先秦諸子，人類文明的理性之光，照亮了東西方的世界歷史。

神武天皇應(yīng)運(yùn)而生，剛好出現(xiàn)于此時，這樣的歷史理性的覺醒意識，并非巧合，因?yàn)樗抢K文時代的日本原住民不可能具有的，其文明開化取向，是從彌生時代開始，由經(jīng)歷了軸心期的中國人，以游仙的方式帶到日本來的，就此而言，說神武天皇是中國人，放在歷史上來說，雖然說不通，但在文化上，卻可以說是中國方術(shù)與儒術(shù)合二為一在日本形成的一個“本地垂跡”。

軸心期里，那理性的太陽分布四方，有從東方升起的，但那不是從日本，而是從中國升起，放出驅(qū)昧的啟蒙之光，文明開化的光圈，從中國沿海一帶向海外開啟，被洋流激蕩，與日本共享，于是，我們不但看到了神話世界的昆侖山在日本的“本地垂跡”——高天原，還看到了被王朝中國揚(yáng)棄的泰皇在日本變成了天皇，進(jìn)而發(fā)現(xiàn)，分享軸心期的中華文明之光，不但造就了神話與歷史二重性的神武天皇，還成就了一位歷史人物圣德太子。

在日本，最早比對著中國文化，量度打造日本國家神話的人物，是圣德太子。從他攝政期間，締造日本國家神話的立國之舉，就已經(jīng)開始，撰成《天皇記》、《國記》、《臣連伴造國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紀(jì)》，這些書，在大化政變時，都被燒毀了。后來，天武天皇派人誦習(xí)“先記舊辭”，到了元明天皇和銅五年，由安萬侶用漢文筆錄成書，共三卷。上卷，從天地開辟至神武天皇誕生，中卷，從神武天皇到應(yīng)神天皇，下卷，從仁德天皇到推古天皇。其中，推古天皇便是圣德太子的“今上”，是日本第一位女天皇。

這就是《古事紀(jì)》了，從圣德太子動工，到天明天皇完成，這一國家神話工程，花了約一百來年的時間。在書寫方式、編撰體例以及思想方法上，都被“唐化”了，有些神話、傳說可能就從中國來，還有不少語句是從中國典籍里原封不動地移植來的，其序文部分，則完全仿照唐初長孫無忌的《進(jìn)五經(jīng)正義表》。

日本“唐化”，在圣德太子以前，就已經(jīng)開始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經(jīng)歷了彌生、古墳、飛鳥三個時代。自秦漢以來的中國史傳對于日本的認(rèn)識，也早就從神話進(jìn)入了歷史，有了關(guān)于倭國、倭人的記載，以至于隋朝時，圣德太子把中國皇帝嚇了一跳。

這是怎么回事呢？原來圣德太子攝政期間，曾四次遣使訪隋，向中國皇帝發(fā)出“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的問候，真是好大的口氣！何方島夷，竟敢如此來問候中華天子？面對天朝上國，不但要求確立平等地位，還要在平等地位上搶一先手。后來，又遣使赴隋，來向中國正式遞交國書，國書一出，就以“東天皇敬白西皇帝”起頭，“天皇”的稱號，這才開始出現(xiàn)。

“天皇”與“皇帝”，哪一個名頭更響亮？哪一位身份更高貴？當(dāng)然是前者，然此非深諳中國思想者所不能知也。

究其思想來源，“天皇”這個名頭，當(dāng)然還是來自中國，日本國君在稱“天皇”之前，尊稱叫什么？連個姓氏都沒有，充其量也就叫個“大王”、“主公”之類。通常，追隨者對自己的首領(lǐng)都這么稱呼，無論如何都上升不到“皇”和“天”的高度。

所以，我們說“天皇”出現(xiàn)，是唐化的產(chǎn)物，正是相對于中國“皇帝”，圣德太子才想到了“天皇”這個比“皇帝”級別還高的稱號，正是站在“皇帝”的肩膀上，“天皇”出現(xiàn)了！

對此，我們除了驚嘆圣德太子的睿智，接下來，就應(yīng)該追問其思想來源，像這樣超越隋唐，直追秦漢，效法先王的思想，不可能從日本本土產(chǎn)生，只能來自中國。然而，圣德太子并未親臨中土求取真經(jīng)，因此，我們自然而然就會聯(lián)想到那徐福，除了想起他作為方士的那一面，還另有作為儒士的思想者的那一面。正是儒士那一面，成了圣德太子的關(guān)于國體的一個思想來源。

把思想者找回來

徐福的兩面性，是中國文化儒道互補(bǔ)的一個反映，他在中國歷史上留下的，是來自道家作為方士的游仙那一面。

他把自己另一面，也就是如孔子所說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向往海外大九州、追求國家理想而欲實(shí)現(xiàn)其“從周”的那一面，還有他作為儒士隨身攜帶的先王原典，都深隱起來。其時“避秦”，有兩條路線，一條是上山路線，往桃源去，走向老子的“小國寡民”，一條是下海路線，往蓬萊去，通往孔子“吾從周”。

徐福避秦，選擇了下海路線，當(dāng)年孔子說出那句話時，接著又說“從我者，其由與”？他認(rèn)為，愿意跟著他流亡海外的，眾多弟子中，很可能只有子路一人，子路聽了，剛要興奮起來，卻被孔子潑了一瓢冷水——“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行道的勇氣，子路比我還強(qiáng)，但要說到下海，他不是那塊材料。

把春秋和戰(zhàn)國兩個時代都加起來，全部先秦諸子中沒有一個是能下海的料。直至秦漢時，能下海的思想者，也是只此一人，可惜的是，他成了中國思想史上一個最偉大的失蹤者。

中國思想史上，老子猶龍，走昆侖一路，西行不還，不知所終，但他不是失蹤者，盡管孔子對他的推崇，把他推到了神仙的邊緣，但他還是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五千言。然而，徐福東渡，以游仙為名，往蓬萊而去，“止王不歸”，其于思想史上，未留只言片語，作為思想者，又有何依據(jù)？今天，我們就從思想史上把他找回來，從光怪陸離的游仙活動中，還原其作為思想者的儒道本色。

我們先來給他在中國思想史上一個定位，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位置，上承先秦諸子，下啟漢初諸儒，與秦末博士儒同時，這是中國思想史上最糟糕的一個時代。他把自己的思想者的本來面目隱藏起來，僅以方士名分存在，但他卻屬于先秦諸子的最后一位，帶著先王大典和孔子的理想出海，此非漢初諸儒賈誼、伏生之流所可同日而語，更非秦漢之經(jīng)生以及博士儒等所能比擬。

在日本思想史上，他的地位就更高了，可以說是日本的老子，也是日本的孔子，是他們的合二為一。有人說，為什么日本的《古事記》里，沒有提到他的名字？在我們看來，有了“神武天皇”，就沒有必要再提他的名字，雖不能說他就是神武天皇，但神武天皇身上，確有他東渡的影子，黃遵憲所言，不為無據(jù)。

黃遵憲說，徐福在日本，以方士之術(shù)立國，立了個神道國體，但他卻忽略了徐福以儒術(shù)建制，建了個天皇體制。

天皇，并非日本原住民——繩文人的土特產(chǎn)，而是由彌生人渡海從中國帶來，總有一些不喜歡“皇帝”的中國人，帶著他們的“天皇”觀念，同徐福一道來到日本。我們試想一下，當(dāng)時徐福的“游仙”號上承載了多少避秦的持不同政見者呢？

從秦坑儒而未坑方士，我們可以想到，那些騙秦的方士，也許就隱藏在徐福的船上逃秦而去。我們再想想，那些逃秦者，在漂洋過海的日子里，相聚在一起，同舟共濟(jì)，也許，他們會想起孔子說的“道不行”，而他們正以“乘桴浮于海”的方式行道而去。接下來，他們有可能會為被他們牽連的儒者的命運(yùn)而嘆息。而更多的話題，則應(yīng)當(dāng)是對于未來的頂層設(shè)計(jì)，如何立國？怎樣建制？如何成就長治久安？怎樣才能萬世一系？這樣，他們又回到了參政議政時由博士儒提出的老話題：要“泰皇”，還是要“皇帝”？

秦并六國后，秦王召集博士儒開了個政協(xié)會，會上，博士儒提出，要給秦王“上尊號”，且以“三皇五帝”為據(jù)，以為“皇”高于“帝”，故以“皇”為尊，而天、地、人“三皇”之中，以“天”為最高，故稱“泰”，乃定尊號為“泰皇”，所以，泰皇也就是天皇。誰知，博士儒拍馬屁，拍到了馬蹄上，被秦王一蹄子踢翻，因?yàn)?ldquo;皇”是專門行王道的，而“帝”還要行霸道，秦王既要王道，也要霸道，所以，就定了個王霸合一的尊號：皇帝。

在博士儒的設(shè)計(jì)里，“泰皇”最高，代表天，就像《說文解字》里的“三橫而連其中”——貫通天地人而行王道。但此設(shè)計(jì)，卻隱含了一個“皇、帝二分”的分權(quán)的政治結(jié)構(gòu)，即“以皇道立國，以帝道行政”，故被主張君主專制的法家尤其秦王嬴政本人所斷然拒絕：“秦王掃六合”，豈能無為？

當(dāng)博士儒還在用“萬世一系”奉勸秦王時，方士卻看透了皇帝心事，故以“長生不老”引誘之：皇帝若能“長生”，還要什么“萬世”？一人足矣！方士以之牽住皇帝的牛鼻子，于是，煉丹，游仙，不亡不休，不死不已，一代王朝，沒能活過二世。

而那個以“泰皇”為核心的“萬世一系”的頂層設(shè)計(jì)，卻被方士們帶走了，王朝中國行不通，那就帶到海外去。海外有仙山，那里是理想國的所在地，他們在徐福的“游仙”號上憧憬著，談?wù)撝粋€海闊天空的新世界，在他們的前程展開——好一個蓬萊！由此看來，那豈不就是兩千年前中國的“五月花”號？

兩條思想者的航船，一條在公元前200多年就已起航，從中國出發(fā)，沿《山海經(jīng)》中軸線駛向蓬萊，不以皇帝而以天皇落泊小日本；另一條到了公元1600多年，過了1800多年，才從英倫出發(fā)橫渡大西洋，錨定新大陸，用民主取代君主。

對于日本而言，來自中國的那條航船，就是它的“五月花”號，兩千年前，徐福一行遠(yuǎn)航，給日本送來了“天皇”。

自秦漢以來，直至隋唐，天皇以神話的方式出生，以傳說的方式成長，在歷史意識覺醒的時刻，由圣德太子提出來，他站在徐福的肩膀上，來與中國的“皇帝”一爭高低短長。

他在國書上，玩了一套儒學(xué)里的把戲，以“天皇”壓了“皇帝”一頭，但在隋唐時，中國方面，已無人知其深意，并去問個究竟了，結(jié)果，被圣德太子暗勝了一把，竟然一無所知。此一方面，固然可見圣德太子的儒學(xué)修養(yǎng)，另一方面，亦可見其思想源遠(yuǎn)流長，其思想的源頭遠(yuǎn)在徐福那里。

從徐福到圣德太子，日本文化經(jīng)歷了從神話到傳說、從傳說到歷史的漫長時期，花了約上千年的時間，圣德太子才向中國發(fā)出“天皇”的信息，雖然那時日本尚未有“天皇”。

在圣德太子制定的《憲法十七條》里，中國文化占了主導(dǎo)地位，第一條就是“和為貴”，屬于儒教；第二條是“敬崇佛教”，在日本，儒教和佛教都從中國來；第三條才是“服從君主”，這一條是通用的，但請注意，是君主，而非天皇，由此可見，那時還沒有天皇；第四條是禮治，“禮之用，和為貴”，同樣屬于儒教。

本來沒有天皇，為什么還要用天皇來跟中國皇帝打招呼？可見那時的日本人，并不隨便向人鞠躬，尤其一國之君，在國體與國格上，更是不肯向人低頭，即使面對中國皇帝，也不妨昂起國體的頭，挺起國格的腰，把徐福帶來的“泰皇”改作“天皇”來用了，思想立馬分出高下：天皇，無為而治，君臣共和，萬世一系；皇帝，君主專制，中央集權(quán)，易姓革命，二者孰優(yōu)孰劣？

作為思想者，圣德太子最想做的，就是在思想上同中國扳手腕，試試手，過過招，小試了一下，沒想到居然占了上風(fēng)，后來就把“天皇”當(dāng)真，在制度安排上正式確立了。大化改新以后，由圣德太子炮制的“天皇”，從天而降，“撲通一聲響”，如飛蛙之千古一躍，第一位“天皇”——天武天皇，終于落地。

較之于中國皇帝，日本天皇確有那么一點(diǎn)好處，那好處即所謂“萬世一系”，黃遵憲在《日本國志》里開篇就說過，他說：故夫君主之國，有傳之?dāng)?shù)世者焉，有傳之?dāng)?shù)十世者焉。如商之歷祀六百，周之卜年八百，其最久者也。若夫傳世百二十，歷歲二千余，一姓相承，綿綿延延而弗墜統(tǒng)緒者，其惟日本乎？

有了萬世一系，所謂“革命”也就終結(jié)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