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澤剛/文 近日，最高檢察院第一檢察廳廳長苗生明在“最高檢廳長網(wǎng)絡訪談”中披露了一組數(shù)字：自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全面推行四年多來，適用率穩(wěn)定保持在85%以上，2022年1月至11月適用率達到90%以上，檢方確定刑量建議提出率和采納率均超過95%。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確立的司法改革措施，經(jīng)過試點后，于2018年經(jīng)由《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上升為新的法律規(guī)定。2019年10月，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等聯(lián)合發(fā)布《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細化了實踐中認罪、認罰和從寬的標準。2020年5月，最高檢又印發(fā)《人民檢察院辦理認罪認罰案件監(jiān)督管理辦法》的通知，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實踐中穩(wěn)步推行，并逐步成為凸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代表性制度。

從認罪認罰從寬的初衷來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實供述罪行，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愿意接受處罰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從法律規(guī)定來看，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可以獲得量刑上的從寬，符合條件的案件還可以采取質(zhì)證方式靈活的速裁和簡易程序，這樣更有利于節(jié)約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已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刑事司法進程，但刑事司法既要追求打擊犯罪，又要落實保障人權，既要考慮司法成本，又須堅守程序正義，這樣的目標和要求對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施無疑存在一定難度。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處于羈押狀態(tài)下，與司法人員不可能“平等對話”，難免出現(xiàn)只要可以從輕甚至能夠出去，就“無條件服從”的心理。這就導致“虛假”認罪認罰的情況不少。因此，如何保障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特別是防止辦案人員為了盡快以認罪認罰結(jié)案而不顧案件實際情況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實意愿等只關注結(jié)果而無視過程的做法，是健全完善這項制度的核心議題。

最高檢明確規(guī)定，辦理認罪認罰案件，對于檢察官圍繞量刑建議、程序適用等事項聽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意見、簽署具結(jié)書活動，應當同步錄音錄像。同步錄音錄像的目的就是為了促使這一制度的適用實質(zhì)化、規(guī)范化，提高認罪認罰案件辦理質(zhì)效，防止聽取意見不規(guī)范、走形式甚至強迫認罪認罰等問題，但是，實踐之中，在不認罪認罰可能面臨更嚴重的定罪處罰的慣常預期下，抗辯雙方一旦缺乏平等協(xié)商機制，加上本來雙方存在心理落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甚至辯護人不接受檢察官的建議都難。

必須強調(diào)，認罪認罰從寬并不等于不認罪認罰就得從嚴，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將就”地認罪認罰雖然也可能遭受的處罰不重，但一旦案件事實與實際不符，被處罰者只是為了早點出去，那本質(zhì)上還是錯案，這并非公正司法的目的。所以，在可能存在事實不清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認罪反而是實事求是，這樣的案件到了法院審理階段，如果查明事實確如被告人所述，即使之前沒有認罪認罰，仍然應該給予其從寬處罰的機會，使得案件得到公正處理。

可見，人民法院對于不認罪認罰的案件同樣應該重點查明不認罪認罰的原因，體現(xiàn)司法機關的相互制約機制，在此意義上，要避免追求過高的認罪認罰從寬適用率導致虛假的認罪認罰，為錯案埋下隱患。以事實為根據(jù)，以法律為準繩永遠是辦理刑事案件的基本準則，認罪認罰案件也不例外。

此外，在有些認罪認罰的案件中，律師辯護似乎已經(jīng)可有可無，如何保障律師的辯護職能也亟待研究，比如在這類案件進入審判階段前，法律可明確增加一個檢察官和律師認罪認罰協(xié)商程序，且給予一個固定時間，必須雙方坐到桌子上談一談，這種看得見的正義一定有利于體現(xiàn)認罪認罰案件的自愿性和真實性。

（作者系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