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敏飛/文 王安石變法，早有些審美疲勞。近讀崔銘的《王安石傳》，印象更深是王安石的晚年。

王安石的外號叫“拗相公”。拗，指一個人的性格固執(zhí)，不隨和，不馴順。王安石很詩性，情緒化。工作也如此，動不動發(fā)脾氣，固執(zhí)已見，對神宗皇帝也不肯輕易退讓，還動不動甩手不干，遞辭職書。偏偏王安石又很有事業(yè)心，且很能干。

1058年王安石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認為“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都只是表象，根源在于制度出了問題，要從制度上加以改革，而對于祖宗之政“法其意”即可。

結果有些適得其反，兩位宰相“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從此，幾乎沒有一天沒人不強烈地反對他，似乎形成一種惡性循環(huán)：人們越反對，他越執(zhí)拗；他越執(zhí)拗，人們越反對。

與王安石相反，仁宗皇帝的脾氣卻好得很，后來的神宗皇帝，脾氣更是好的讓我們現(xiàn)代人不敢相信。神宗始終護著他、寵著他。盡管皇上還寵著，但眾叛親離，特別是兒子王雱夭逝，讓他的功名心頓消。說實話，王安石早些年就經(jīng)常鬧辭職，但那不無作秀的成份，目的是以退為進，更好地干事業(yè)。如今則是真心實意辭、無條件地辭。神宗“拗”不過，切香腸一樣，1078年終于讓他正式退休，王安石時年58歲。

退休后，王安石發(fā)現(xiàn)一種嶄新的生活，享受到一種嶄新的人生。好比將軍撤離戰(zhàn)場，解甲歸田，忽然變安靜下來，松懈下來，開朗起來，愉悅起來。每天早上醒來，不必考慮怎么見皇上，怎么對付某個同僚，而是想騎著毛驢去哪個山頭、哪段溪邊走走，去見見什么人，或者給哪個故友寫封信……

不時有親友來訪。最讓他感動的，是曾經(jīng)的政敵陸續(xù)來函來訪和解，如曾鞏、呂惠卿等等。蘇軾的信也是突然收到的，說七月十一日將舟行金陵，親錄一些詩文呈于您“發(fā)一笑而已，乞不示人”。這信讓他心里翻江倒海。

蘇軾，那個時代首屈一指的文豪，但仕途極不順，跟王安石也有過節(jié)。他認為“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shù)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上書指責新法。蘇軾之弟蘇轍本來支持新法，突然改變立場，激烈反對“青苗法”。他們之父蘇洵在變法前去逝了，卻傳出《辯奸論》一文，預言王安石得志必為奸。王安石很氣憤，指使人彈劾他們兄弟，他們只得請求出任外官。

然而，蘇軾遭遇“烏臺詩案”大禍，已經(jīng)退居半山園的王安石卻上書為他鳴不平：“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他的《眉山集》問世，王安石即買來讀。離開了官場，沒有了黨派偏見，作為文友與佛友，心靈依然息息相通。只是礙于面子，蘇軾投石問路。王安石滿心歡喜，身著便服，十一日早早到碼頭等候。蘇軾一見，沒顧得上換官服，跳下船來揖拜，抱歉說：“蘇某斗膽以便服拜見大丞相了！”王安石哈哈大笑：“哎，禮豈為我輩而設？”數(shù)載宿怨，一笑了之。

王安石傳
崔銘/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年11月

1085年三月，宋神宗去逝，年僅38歲，王安石覺得山崩地裂。九年來，君臣雖未見面，可是皇上時不時派員問寒問暖，仿佛近在身邊。而今他駕鶴西去，永無再見。王安石覺得像一個過獨木橋的孩子，牽攜的大手突然沒了……皇位繼承人是哲宗，可他年僅10歲，由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聽政。高太后一向反對新政，于是反對派迅速云集而來。

大名鼎鼎的司馬光，儒家大力宣傳他的故事：小時候玩耍，有個人掉水缸，同伴驚呼救人，殊不知等大人趕到，那人早淹死。司馬光急中生智，隨手搬起石頭將那缸砸破，水落人活。由此可見，沒讀太多書的時候，司馬光能打破慣性思維。隨著讀書做官，有本事編寫《資治通鑒》的時候，他反而弱智了，變得非常保守，成為王安石最大反對派。他不問實際，只究改革本身，責問“天地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為而獨變哉”，主張對祖宗之法“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好比說，他現(xiàn)在對于落水的孩童不急了，急的是祖宗留下來的缸不能破。司馬光成為舊黨的首領。

同年四月二十一日，神宗尸骨未寒，司馬光就上書指責王安石：“欲蔽先帝聰明，專威福，行私意”。同月二十七日再次上書，指責王安石“以已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要求廢除保甲法、免役法、將官法等。高太后一拍即合，即復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副宰相），開始清洗新黨人物，復職舊黨大臣……

如同當年轟轟烈烈推行新法，現(xiàn)在轟轟烈烈罷除新法，幾乎每天都有新的消息傳來。王安石聽了，努力一笑，“夷然不以為意”。他照常每天騎驢出游，訪山問水，會村夫見老僧，努力忘卻那個早已遙遠的京城。

轉眼步入新年即1086年，王安石66歲，心情愉悅地又過了一個新年。可是二月傳來一個新消息：“更役法”也罷除。王安石聽了，終于覺得難以接受，不禁失聲唸叨：“這……這這怎么可廢？這怎么可廢啊！”

大宋長期實行“差役法”，按土地財產(chǎn)多少分為五等，自備生活物資，如衣物食品等，無償為官府服役。如衙前差役，為減輕虧累，官府特許承擔重難差役的衙前可承包酒坊，以資彌補。理論上說不錯，實際上問題非常突出，司馬光也曾批評此役導致“民間貧困愈甚”，“貧者不敢求富”。王安石特別慎重，經(jīng)過兩年多調研和試點，才正式推出免役法。郭建龍認為免役法是此次大改革當中最可能成功的，評論說：

王安石制定這項法律，是想讓人們繳納一定的錢，獲得免役，再用免役錢去雇傭勞役。這符合當時的需求，進行職業(yè)的分工和細化。從執(zhí)行的情況看，由于把戶籍分成了五等，按照財富輸錢，也將主要的出錢方鎖定在了富人身上。最窮的人不需要納稅，而中間戶也獲得了足夠的利益。（《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P265）

然而，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這就是崔銘所指出：

宋朝實行科舉取士制，并未給士大夫家族提供世代為官的絕對特權。為了使家族的勢力不致于隨著自己的致仕或退職而淪落，士大夫們往往團結整個家族，大量買田置地，成為兼并之家、地方豪強。（P457）

這就是說，新法免役法直接損害到了富戶——士大夫們的利益！

如此，與虎謀皮，能不引起他們的強烈反對才怪呢！在高層專題討論會上，丞相文彥博說出了那段著名的對話：“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

神宗詰問：“更張法制，士大夫或許多有不悅，但于百姓何所不便？”

“陛下有所不知！”文彥博的語氣充滿了警告的意味。“陛下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是啊，與帝王共治天下的是士大夫，而不是百姓，要照顧士大夫的利益還是百姓的利益，陛下看著辦吧！什么為百姓服務，喊喊口號是可以，實際上自古以來幾個帝王真做過那樣的選擇？

然而，神宗想做這樣的選擇，王安石想做這樣的選擇，還有其他一些官吏想做這樣的選擇，德不孤必有鄰！司馬光要廢免役法，同樣引起很大爭議，連舊黨人物也紛紛表示反對。如蘇轍直接批評司馬光：“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參政知事范純仁是范仲淹的次子，司馬光最親密的朋友，也反對全盤推翻免役法，建議先拿一個州做試點，慢慢探索更好的政策，遭斷然拒絕。在廢除新法方面，司馬光表現(xiàn)得比王安石還更“拗”……

如此，讓王安石怎能還忍？可是，不忍又如何？難道再去找司馬光一辯？再向高太后求援？逝者如斯夫啊！王安石只有絕望……

與此同時，對王安石學術上的全盤否定與批判也開始了。司馬光指責：“不當以一家私學，欲掩蓋先儒。”但也有主張包容的不同聲音。韓維盧與王安石政見不同，長其做外官，這時站出來鳴不平：“王安石經(jīng)義發(fā)明圣人之意，極有高處，不當廢。”當然也沒用，正如崔銘所說“當時執(zhí)政群體的普遍意識中，黨派的偏見超越了對歷史的尊重，即便這個群體的核心人物司馬光就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P702）新的詔令一刀切：不許讀再讀《三經(jīng)新義》《字說》。

王安石心如刀絞，痛心不已。想當年推“新學”，不也定于一尊嗎？不也蠻橫地打擊過其他一切嗎？王安石又病倒了，四月六日咽下最后一口氣，終年66歲。

王安石病逝，距神宗去逝僅13個月，距司馬光拜相僅60來天，人們說他是被司馬光氣死的。想當年進京之初，到處尋租房子，弄得好些人感到奇怪，殊不知他的心思：必須擇司馬光為鄰，孫兒可以向他學著點。哪想司馬光會是這樣一個人，不依不饒，比我還“拗”！王安石從病床掙扎起來，一遍遍痛書“司馬光”三個字……

司馬光仍不失為道德君子。聽聞王安石逝去，兔死狐悲，于他恐怕也是致命一擊。此時此刻，他也重病在床，死神已等在此后五個來月之處。他掙扎起來寫一札給副職，特別交代說：“介甫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司馬光肯定王安石的道德、人品、才學，只是否定他的政見，他們只是政敵。那個時代的政敵較量也夠狠，但一般有根底線：謀事功而不謀人命。萬一不小心把對手氣死了，也不會原諒自己。

像司馬光這樣的政敵，一個也嫌多。然而，如果是官場必需的話，如果能逢上司馬光這樣的政敵，也實在是一種僥幸。

其實，以王安石之“拗”性，他不被司馬光氣死，多活個幾十年，肯定也還會被南宋君臣氣死，因為他們將北宋亡國的責任全推給了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