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芝

伊恩·布魯瑪?shù)摹斗鼱柼┑囊樱簹W洲的英國文化熱》這本書給我提供了非常好的閱讀體驗，因為我也是他筆下所謂的“崇英者”，對幾百年前的同好的諸多種種感同身受，就像有共同偶像的粉絲對上了接頭暗號，興高采烈地聊起話題。

而對異域文化美好的向往，通常會因為一葉蔽目，不見泰山，親臨其境后發(fā)現(xiàn)自己反而過得并不舒坦。日本人的巴黎綜合征，就同樣落到過對英國人的理性思維方式無比推崇的伏爾泰頭上，據(jù)說，他曾經(jīng)因為外國人的服裝與言行舉止，在一次出門的時候被一群英國底層民眾圍攻，為了挽回局面，他爬上了一個臺基，急中生智：“勇敢的英國人，難道不能生為你們中的一員，還不夠讓我難受嗎？”于是那些土生土長的英國人，用肩膀把這個法國佬抬回了家。至少作者告訴我，故事是這么講的。

從這個角度講，人對事物的愛與憎，特別是情緒非常強烈時的愛與憎，有時候很相似，都是無限強調(diào)事物的某一面，而對與此不同的地方選擇性忽視。因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注意力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像理論上全知全能的上帝一樣做出完全理性中立客觀的判斷，這是神明所獨有的特權(quán)，人類版的客觀中立，如果存在，與人類的局限性這一點最契交相合的，反而是對事物的漠不關(guān)心，不聞不問。因為無感無愛，與其毫無關(guān)系，所以得出的結(jié)論最符合詩性的真實。

但伏爾泰來自一個對（人的）理性無比膜拜，相信其無所不能的時代，他的徒子徒孫甚至在大革命時建立了以理性為神明的宗教組織，以填補耶和華被遺棄后的政治真空。本書的作者指出，雖然英國生活中的缺點被他辛辣諷刺，但他心中的英國依然是陽光明媚之所在，因為它是建基于一種理念之上，這理念的核心就是自由和理性，在他看來，理性是一種普世價值，英國便提供了一種普世性的例證。“伏爾泰的椰子”這一書名便由此而來，伏爾泰推崇英國的自由政制，并相信它是能被其他所有國家采用的。但他的反對者并不認同這種看法，并以椰子為例，椰子能在印度成熟，卻不能在羅馬成熟，英國的政制同理。而伏爾泰則答道，這種椰子在英國成熟也是需要時間的，椰子沒有任何理由不能在各地成熟，甚至在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都可以。所以讓我們現(xiàn)在就開始種吧。

這種樂觀的看法，甚至英國人自己都不能接受。因此，盡管整個十九世紀(jì)，歐洲都以英國為模范國家，對英國的推崇達到一個史無前例的水平，英國保守派自身反而對輸出政制興趣缺缺。英國，以及以英裔為主的白人殖民地國家，歷史上普遍懷有一種“英美例外論”，其中最激進者無比強調(diào)英語民族的自由政體是獨一無二的，是不可模仿的，源自英語民族的特殊性，人類世界以皮卡第與多佛為界限，截然兩分，彼此相反仿佛兩個不同物種。

這種說法，未嘗沒有道理，十八十九世紀(jì)以后登陸英語世界以伏爾泰為首的歐陸訪客，普遍感覺自己來到了一個與歐陸完全不同的全新世界，這個新世界帶給他們最強烈印象主要是三點：自由、商業(yè)文化與貴族政治。喜愛英國，與討厭英國的人，往往圍繞這三點糾纏不休。

這三點里，政治自由通常是大陸崇英者愛上英國的最主要緣由，自文藝復(fù)興以來，歐洲國家的戰(zhàn)爭強度越演越烈，統(tǒng)治者為了滿足戰(zhàn)爭機器的需要，不斷擴張權(quán)柄和政府機關(guān)，以汲取更多的財政資源，這逐漸導(dǎo)致中世紀(jì)的議會政治在歐洲大陸被專制統(tǒng)治取代，到了啟蒙時代，歐洲人已經(jīng)習(xí)慣了絕對君主制的存在，難以想象其被取代，以至于許多啟蒙哲學(xué)家滿足于開明專制的淺嘗輒止。

依靠英吉利海峽的天險，使英格蘭缺乏歐陸鄰國引入專制主義同等的迫切，等十六十七世紀(jì)歐陸列強混戰(zhàn)的硝煙落地，邁入十八世紀(jì)，英國驀然發(fā)現(xiàn)自己在大國之中幾乎一枝獨秀，它有當(dāng)時最為自由與開明的政制與司法，民眾權(quán)利的保護在這里最為完善，這是自鳴得意的英美例外論生成的重要時代背景，大部分英美例外的源頭皆源于此。

十九世紀(jì)歐洲的政治犯與流亡者對英國的自由感觸更深，1848年旨在摧垮歐洲君主政體的各種民主造反一一失敗后，倫敦麋集著來自不同國家操著不同語言有著不同政見的革命者與野心家，這些人比如馬克思，不見得喜歡英國，沉迷光榮孤立的英國也不像今天忙于輸出顏色革命的美國，對支持他們的事業(yè)更是毫無興趣。然而他們實在無處可去，除了英國也沒有幾個國家愿意接納這群政治犯。

他們來到英國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驚訝于英國政治社會的無比穩(wěn)定和單調(diào)，簡直是對大陸革命理想的赤裸嘲諷，盡管貧富差距懸殊，但沒有人相信英國會爆發(fā)革命，只有馬克思基于他的一套理論，認定無產(chǎn)階級革命必然爆發(fā)于資本主義最發(fā)達的國家，然后向全世界傳播。他在英國的幾乎每一年，都在翹首等待革命的爆發(fā)，然而直到他死，埋葬到倫敦的公墓里，都沒有等到這一天。

絕大多數(shù)人沒有接受過嚴(yán)格的德國哲學(xué)訓(xùn)練，自然沒有那種現(xiàn)實如果不符合理論肯定是現(xiàn)實不對的習(xí)慣，像赫爾岑是記者出身，因此很清晰地意識到這一點，但他注意到這并不是因為英國普通人有奴性，例如西蒙·伯納德一案——這位法國醫(yī)生卷入刺殺拿破侖三世的陰謀，在法國政府的威脅下被英國逮捕，于是激起了大規(guī)模的民眾請愿，首相帕默斯頓被叫做賣國賊。這并不是說英國人有多熱愛外國人，而是他們珍視庇護權(quán)，一如他們珍視言論自由。帕默斯頓很快倒臺，但取代者德比伯爵生恐友邦驚詫，不利于生意，還是千方百計要讓伯納德上絞刑架。

赫爾岑出席了庭審，在他覺得有趣的古老而又奇怪的儀式、假發(fā)和長袍間，伯納德被證明無辜，法官做了總結(jié)，陪審團宣布其無罪。判決通過電報傳到各地，信使們立刻跑遍每個鄉(xiāng)鎮(zhèn)、城市的大街小巷，通報這個好消息。全英國的民眾聚集起來慶祝這次宣判無罪，陪審團成員在去酒館的路上被祝福者團團圍住，女人們喊叫，男人們將帽子拋向空中，連警察也在微笑。赫爾岑寫道：用這種方式，“英國慶祝她的自由取得新勝利！”

類似的事也發(fā)生在馬志尼身上，這位意大利獨立三杰中的一員因他的革命事業(yè)得罪了一大批顯赫的敵人，在他流亡英國時，奧地利首相梅特涅請求英國政府拆開馬志尼的信件，報告有用信息，英國政府同樣為了避免友邦驚詫，乖乖照辦。馬志尼早已習(xí)慣官方的偵查窺探，但那是在維也納、巴黎或羅馬，而這是英國，自由之地。1844年，他正式向議院提出聲明，抗議這種“丟臉的很不英國的行為”。馬志尼在英國激起了千層浪，議會兩院都進行了長時間的辯論，麥考萊、狄更斯等人挺身相助，為其辯護。馬志尼的維權(quán)行為不僅成功了，還使之成為英國備受歡迎的人物，他的畫像在大街小巷售賣。

馬志尼的同胞，獨立三杰中的另一位，加里波第甚至更受歡迎，赫爾岑觀察到，加里波第在英國大眾那里受到的禮遇甚至超過王室：在君主慶典的場合，烏合之眾會喝醉酒，不好控制，但在加里波第面前，他們井然有序地敬拜他。婦女們親吻他的衣袖，男人們向他歡呼致敬，仿佛他就是彌賽亞。有的甚至花費寶貴的先令去買據(jù)說取自英雄洗臉盆的瓶裝泡沫肥皂水。

但這樣的人民，卻一定程度上容忍了英國當(dāng)時缺乏底層民眾話語權(quán)的政治體系和社會結(jié)構(gòu)，缺乏歐陸的革命熱情，赫爾岑認為，政治自由必須有自由的體制保護，比如自由選舉的議會，獨立的司法系統(tǒng)，自由的新聞出版，雖然不夠完善但英國人確實享有很大的自由，因此人們基本上都尊重它們。而在法國、意大利或德國，人民被政治權(quán)威壓迫，但并不尊重這些權(quán)威，也不尊重它們制定的法律，因此更有意愿選擇革命。

于是，這就產(chǎn)生了一個很奇怪的現(xiàn)象，因為享有政治自由，英國社會反而更加保守，更加因循守舊，更加順服于公共觀點、社會偏見和時尚的暴政，使得英國人在歐洲人眼里顯得那么約束、市儈、寡歡，缺乏魅力，用赫爾岑的話說：“一個國家越少受到政府干預(yù)，越充分實現(xiàn)言論自由和良心獨立，民眾就越容易變得不寬容。公眾的意見成為私刑室，你的鄰居，你的肉店老板，你的裁縫，家庭，俱樂部，教區(qū)，都對你嚴(yán)加看管，履行警察的職責(zé)。”在赫爾岑看來，這簡直是一個悖論：只有一個由拘謹(jǐn)守舊的人組成的國家才可能生活在自由中，只有一個基于習(xí)俗和傳統(tǒng)的自然秩序才可能產(chǎn)生和維持自由體制。而且這些體制不是邏輯和宏大觀念的產(chǎn)物，而是歷史的產(chǎn)物，就像一個精美的玫瑰品種，很長時間才能長成，才能完全適應(yīng)英國土壤的條件。

而熟悉英國史的人，其實不難發(fā)現(xiàn)，你不能繞過殘酷的清教革命談?wù)撚谋Ｊ兀且驗楣鈽s革命后英國政治自由的體制穩(wěn)固了下來，英國人才從克倫威爾時代無比激進的清教徒變成日后以保守聞名于世，因為最重要的事情已經(jīng)確立下來了，那么其他問題就可以慢慢商榷。這種事情也并非英國人所獨有，西班牙民主化以后，西班牙人的政治熱情也就迅速冷卻，以至于有不甘寂寞的人甚至懷念起佛朗哥時代與政府斗智斗勇的“浪漫”。東歐劇變后，轉(zhuǎn)型的各國也享受了二十年的平靜，直到美國金融危機后去全球化運動帶給全世界的波折。

另一方面，英國的自由體制雖然確實是歷史的產(chǎn)物，但它與歐洲大陸的差別卻并沒有英美例外論者強調(diào)的那么大。所有英語民族國家的政治自由傳統(tǒng)，都必須追溯到中世紀(jì)的多極社會與議會政治，從西班牙中部高原到喀爾巴阡山脈的西歐天主教社會高度相似，林立著大大小小的自治城市與自由憲章，在社會形態(tài)上并沒有本質(zhì)的不同。

直到絕對主義國家興起，將國會政治一掃而空，英國才與歐洲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然而在歐陸社會的底層，依舊頑強保留著自治城市的傳統(tǒng)，這使得歐洲大陸雖然經(jīng)歷了一百多年的革命和動蕩，卻還是在二戰(zhàn)后重新引入了政治自由，并比從來沒有這種傳統(tǒng)因而顯得水土不服的社會要更加容易。

而英國能自外于十六至十八世紀(jì)的專制政治，乃仰仗于英吉利海峽的天險，使得絕對主義能夠止步于皮卡第，與多佛隔海相望，如果英美例外論真的存在，那么這種僥幸實非人力所能及，而是神明的偉力與命運的眷顧。很大程度上來說，英吉利海峽對塑造英國國民性應(yīng)當(dāng)擁有最頭等的地位，它既沒有使英國遠離與歐陸的交流，又使其能用海軍而不是陸軍保衛(wèi)自己的自由。海峽的存在，也使其擁有額外的外交余裕，為自己歷史上許多錯誤的外交政策買單。英國人的外交術(shù)歷來被人稱道，以至于與它的歷史一起被神話，在崇拜者眼里神乎其神，仿佛永遠充滿理性與冷靜。然而，這并不真實。

二戰(zhàn)后，依靠美國的武力為后盾，至少是西歐地區(qū)，普遍實現(xiàn)了民主化與政治自由，英國人引以為傲的政治自由傳統(tǒng)在歐洲不再為英國所獨有，大英帝國的解體更是使英國打回原形，重新回到歐洲邊緣無足輕重的島國位置上。這帶給英國人巨大的心理落差，至今意難平，而所謂的英美例外論，如果說還存在，那也只是美國例外論，推廣西方社會形態(tài)與價值觀，這就是美國人的昭昭天命。英國如今對此既無能力，歷史上也缺乏興趣。

于是英國人開始徘徊于自己是誰的困惑當(dāng)中，在這種情況下，觀察家們驚訝地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上一直被視為無比保守的英國人，做出了脫離歐洲的激進決定，這不僅是因為民粹主義需要為今天的困頓找到一個敵人，更重要的是這樣做能確定我是誰。伏爾泰的椰子成熟了，從英國移植到從西班牙到波斯尼亞的廣闊世界，然而世界卻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樣理性與樂觀，清教徒嗜血的激情從歷史的底層泛起，在今天去全球化運動民粹主義再度抬頭的動蕩里，與脫歐者的身影重疊，將世界帶向只有神明才能看清的軌跡里，很可能，一去不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