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抗戰(zhàn)烽火中,輾轉到昆明報考西南聯(lián)大,他是奔著沈從文去的。果然,在沈從文的習作課上,他得到沈老師的教誨頗多,是沈老師的得意門生。沈從文向鄭振鐸、李健吾等文學名家推薦學生的習作,盛贊汪曾祺比自己寫得還要好。而汪曾祺難忘的是,沈老師曾批評他的小說人物對話,像兩個聰明的腦瓜在打架,炫才華,不夠生活化。他后來就比較注重雅俗共賞,把一身才華揮灑得讓廣大讀者喜聞樂見。
沈從文對汪曾祺的影響是終生的。“玩物從來非喪志,著書老去為抒情”,汪曾祺寫沈老師的詩句,其實也是他自己的寫照——他老師“玩物”,壇壇罐罐,舊紙繡片,后半生“玩”成了文物專家;他自己呢,小說里簡直有一座汪曾祺的“百工坊”:戴車匠、錫匠、銅匠、雞鴨名家……五行八作,一歲貨聲,令人想到《核舟記》《口技》、甚至《本草綱目》《天工開物》中洋溢的那種意趣。
而影響最深的,當然是對文學的態(tài)度。汪曾祺一再寫到沈老師寫作時那一股蠻勁、狠勁,經(jīng)常寫到流鼻血;當汪曾祺畢業(yè)后找不到職業(yè)、消沉自毀時,沈老師寫信把他大罵一頓:“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么!”他們師徒二人生命所系在一支筆啊。只是,沈老師后半生寄情文物,文學的筆擱下了,而汪曾祺則迎來他文學事業(yè)的第二春,大多數(shù)讀者知道他,都是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淖記事》《受戒》開始的,而其實,40年代,他已躍上文壇,引起那時的文學青年黃裳等人的關注了,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就是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所以,“著書老去為抒情”也是汪曾祺的自況。沈老師擱下了筆,影響還在,汪曾祺說,寫《受戒》里的小英子、小明子的時候,他心上是有沈老師《邊城》等作品中翠翠、三三們的影子的。
老師的影響,還包括老師周圍的朋友們的影響,比如楊振聲、張奚若、金岳霖、朱光潛諸先生,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汪曾祺曾寫道:“他們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無朋黨色彩,也無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閑談片刻。”
汪曾祺很欽佩林徽因三十年代寫小說就熟練運用意識流技巧,而且用得非常自然——這一點,詩人卞之琳也很有同感,1980年代即撰文《窗子內外:憶林徽因》,有細致的品評。那時,文壇幾乎遺忘了林徽因。林徽因熱,還要好多年后。汪曾祺賦詩有句:“沙龍臥病猶高詠,鼓瑟湘靈曲未終。”盛贊林徽因“鼓瑟湘靈”般的“高詠”,遺憾其因病早逝“曲未終”。汪曾祺會遺憾“吾生也晚”吧,沒趕上跟隨沈老師出入林徽因的客廳,未曾領略貌美如花而又驚才艷艷的林徽因滔滔不絕的高論妙論;好在林徽因寫給沈二哥的信還在,汪曾祺當能領略那一輩師友間的風雅與高誼。在信中,林徽因與沈從文交流著彼此正經(jīng)歷的情感苦惱,分析精神生活與人性種種,勸慰著又鼓勵著,那么真率細致,熱情而又理性,汪曾祺與讀者們一樣,真可以“見字如面”了。
卞之琳比汪曾祺大10歲,30年代初已是林徽因座上客中最年輕的一位,這一方面因為兩人都寫詩,彼此欣賞,還有一個原因,卞之琳是徐志摩的學生,是得意門生——徐志摩安排新月書店出他的詩集,因飛機失事而告吹。因此卞之琳尊林徽因為長者,雖然他只比林徽因小6歲。直到林徽因去世,他們之間一直保持了誠摯的友情。林徽因熱情爽直有時鋒利的談吐、大方風度,令性格有些拘謹?shù)谋逯?/span>琳很放松也很愜意。
汪曾祺與卞之琳,似無直接交集,雖然他們后半生都居住在北京。但卞之琳與沈從文是多年的老友,沈從文逝世,《人民日報》《文匯報》都來請他寫紀念文章,可見其關系密切,人所共知;而卞之琳追求張充和,雖沒成功,詩文中卻處處秘藏著美麗倩影,汪曾祺也不會不曉得,只是不會寫出來——這一點,汪曾祺比較“老派”的。但卞之琳與汪曾祺都推崇廢名,都寫在文章里了。
廢名畢業(yè)于北大,1920年代成名,他相貌高古,其文如其人,即便寫小兒女情態(tài)的小說,那片竹林、桃花后面總隱約掩映著五祖寺,由青春而入禪意,味道有些縹緲;《莫須有先生傳》更為奇崛,他寫得煞有介事,讀者也看得驚異有趣。廢名本名“馮文炳”、改名“廢名”到小說人物取名“莫須有”,他似乎執(zhí)意要藏匿在歷史深處。但汪曾祺念著他,說自己受過他的影響,寫舊體詩贊廢名,“禪心寂寂似童心”“誰識清詩滿竹林”之句,可謂知語;晚年應邀為廢名作品集寫序,敬仰之情滿溢文字之間。而卞之琳,也非常欣賞廢名,1980年代初也為廢名的選集寫過序,和汪曾祺一樣,都說自己不夠格——那時廢名已死去近20年了。
廢名寫小說的名氣大,但他的詩更奇妙,卞之琳的詩“你站在橋上看風景”起句的那首《斷章》,幾乎盡人皆知,廢名的詩似乎還沒有“出圈”,只是文學圈里人和讀到其詩的人會一見傾心、激賞。不妨讓兩人的詩PK一下:
《栽花》
廢名
我夢見我跑到地獄之門栽一朵花,
回到人間來看是一盞鬼火。
《街頭》
廢名
行到街頭乃有汽車馳過,
乃有郵筒寂寞。
郵筒PO
乃記不起汽車的號碼X,
乃有阿拉伯數(shù)字寂寞,
汽車寂寞,
大街寂寞,
人類寂寞。
《魚化石》
卞之琳
我要有你懷抱的形狀,
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線條。
你真像鏡子一樣地愛我呢。
你我都遠了乃有魚化石。
兩人的詩,很是奇妙,中西古今之味,勾兌比例,同與不同,值得細細品鑒。
詩人卞之琳輕易不寫小說,一旦出手,便也如其詩一般遠山含黛、云鎖煙埋、卻道天涼好個秋。卞之琳是作家,也是翻譯家,學者,文學品味頗高。他的好友,他們漢園三詩人的另一位——何其芳,后來也是文學評論家。三十年代,卞之琳與何其芳曾在廢名北平的家中住過幾天,那時廢名南回省親,安排老仆人接待他們,卞之琳自承是廢名的小友,說廢名雖然私下喜歡談禪論道,但人情味十足。
何其芳的成名作《畫夢錄》,“我想談說種種純潔的事情”,檐雨、星光、扇上的煙云、獨語的少年、夢中的道路……一度也融入汪曾祺的少年夢想中吧?雖然后來兩人沒有什么交往記錄,汪曾祺卻有詩贊曰:“鼙鼓聲聲動漢園,書生擲筆赴烽煙。何期何遜竟垂老,留得人間畫夢篇。”
抗戰(zhàn)改變了多少人的道路啊!寫小清新詩文的何其芳,其散文集《畫夢錄》與曹禺名劇《日出》一起獲得《大公報》文藝獎,評委是朱自清、葉圣陶、楊振聲、朱光潛、巴金、李健吾、林徽因、沈從文等文壇名家。那是1936年,全面抗戰(zhàn)前一年的文壇盛事。其后,何其芳去延安魯藝,成為黨的文藝工作者,1940年代到重慶傳達《講話》,是胡風等在國統(tǒng)區(qū)的作家們眼中的延安來的“大員”,新中國成立后任社科院文學所所長,但其一生始終保有汪曾祺詩中所言的“書生”氣質。
上述這些人,沈老師及沈老師的朋友圈,對汪曾祺的文學生涯、文學態(tài)度及理念都有影響,汪曾祺何以成為汪曾祺,似可從中領悟一二。師友們彼此間或隱或顯的影響脈絡,如文章中的伏筆,穿越時代與個人命運,也像詩詞中的“互文”,彼此注釋、補充,聲氣相通,又和而不同,但彼此欣賞。這些人,后來大體上被文學史家歸為“京派”。
說起來,1930年代文壇上曾有“京派”“海派”之議,包括魯迅在內許多文人都寫有文章。但僅就文學品質而言的京派,其實從二十年代已有流風一脈。
作家在文學史上的位置,要在多少年后才看得清。汪曾祺對自己的文學成就是有期許的,也有自信——有時喝點兒酒,在家里對兒女“狂”一下:你們對我好點兒,我肯定是要進文學史的。文學史家嚴家炎寫流派文學史,把他看作“最后的京派”,他說:可以吧。但他心中還有惶惑。他似乎只想作為受過重要作家影響的較次要作家,把自己放在文學史中講沈從文那一章就可以了。
后來學者吳福輝編《京派作品選》,收入他的作品,并在前言把京派”論定”,汪曾祺讀了《前言》,才“對京派這個概念所包含的內容有了一個清晰的理解”,才肯定“京派”確實是一個派,欣然認可自己是這一派。后來他在文章中還特意區(qū)別“京派”并不是“京味兒”。也是在這個時候,他寫了一組舊體詩,共5首,寫了5個作家:廢名、林徽因、沈從文、何其芳,還有周作人。周作人在抗戰(zhàn)中附逆落水,如汪曾祺所評:“千秋誰恕錢謙益”,但他前半生與其兄魯迅卻是五四文壇引領風尚的人物。周作人1920年代就特別推崇廢名,廢名每有著述出版,周作人幾乎都為之寫序宣播;即便1960年代可謂落魄了,日記中還記下出街購買一本廢名的作品,可見其始終關注。汪曾祺詩中加入周作人,應該是明了其文學趣味對京派作家的影響吧。
汪曾祺給吳福輝的信中寫道:“這些作家雖然并無組織上的聯(lián)系,有一些甚至彼此之間從未謀面,但他們在寫作態(tài)度上和藝術追求上確有共同的東西。”
京派文人一般都有學問,作品雅正雋永,大都是陽春白雪的純文學,耐人尋味,也經(jīng)得住時間流轉、時代的變換,魅力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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