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蔚

一九三九年初，列寧格勒正值嚴冬。曼德爾施塔姆瘐死集中營的消息從遠東傳來，讓寒風中戰(zhàn)栗已久的親友們陷入更深的恐懼和孤獨。擁擠的克列斯特監(jiān)獄之外，長長的探監(jiān)隊列里，罕有男人的身影，不過有兩位氣質不同的女士仍被人認了出來，她們是作家楚科夫斯卡婭，和她后來陪伴半生的好友阿赫瑪托娃。

此刻，兩人正為被捕的丈夫和兒子的命運擔憂，迫切想要從監(jiān)獄里打聽到一點親人的消息，另外請求衛(wèi)兵給他們送去一點自己好不容易籌得的錢和食物。這痛苦而漫長的折磨，后來成為阿赫瑪托娃《安魂曲》中代序里的一幕——

一個站在我身后的女人，嘴唇發(fā)青，當然從來沒聽說過我的名字，她從我們都已習慣了的那種麻木狀態(tài)中蘇醒過來，湊近我的耳朵（那里所有人都是低聲說話的）問道：“喂，您能描寫這兒的場景嗎？”

我就說道：“能。”

于是，一種曾經有過的笑意，掠過了她的臉。

在獄墻之外得到詩人的承諾，這“笑意”里必定包含了諸多歡欣之外的感情。彼時不論是誰，或許都不會指望詩歌來拯救自己的苦難，但有人相信，她應該把一切描寫下來。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〇年間創(chuàng)作的組詩《安魂曲》，似乎是阿赫瑪托娃創(chuàng)作生涯的一次劇烈的轉變，詩篇中充滿堅韌、厚重的音符。自一九二二年起，她的作品被禁止公開發(fā)表，當人們時隔多年后與她在詩歌中重逢時，驚訝地發(fā)現，她不再是那個以纖巧精致的詩句吟誦愛情的女孩了。

從一戰(zhàn)到內戰(zhàn)（1914-1920）

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國對俄宣戰(zhàn)，俄國沙皇隨即下令全國進入戰(zhàn)爭狀態(tài)。已被戰(zhàn)爭強化的民族情緒迅速點燃，民眾的愛國熱情一時無兩，甚至連名字起的像德國人都要立即改掉。在這種熱情的影響和裹挾下，戰(zhàn)爭動員一呼百應，不少文藝界人士也“油炸夜鶯”般加入其中。

這是古米廖夫與阿赫瑪托娃結婚的第四年，他們的兒子列夫還不足兩歲。加入騎兵作戰(zhàn)的古米廖夫此時尚未理解戰(zhàn)爭的殘酷性，他對自己在作戰(zhàn)中展現勇氣很是興奮。

與丈夫不同，阿赫瑪托娃從一開始便對戰(zhàn)爭有著深深的不安。對丈夫安危的擔心，對殺戮和死亡的恐懼開始出現在詩歌中，這是她詩歌題材的第一次開拓，“安靜的道路突然五光十色，/哭聲飄飛，脆響如同碰撞的銀器，/我捂住臉，向上帝祈求/在第一次戰(zhàn)役之前就被殺死。”

阿赫瑪托娃生于烏克蘭敖德薩，在剛一歲時便隨父母遷到圣彼得堡附近的皇村生活，所以她童年的記憶基本都來自這個貴族們的避暑之地。這個迷人的小城里，皇宮、花園、林蔭道、跑馬場，都曾給她帶來許多童年時代的愉悅，尤其是普希金曾經在這里求學的足跡更讓她欣喜。阿赫瑪托娃本名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高連科，這不是一個文學世家，父親甚至不允許她用高連科的名字發(fā)表詩歌，于是她一生的創(chuàng)作榮耀便屬于了母親家族的姓氏。

這個重組的家庭（安娜的父母以前都結過婚）衣食無憂，處事體面，卻又遠談不上美滿，這或許也是阿赫瑪托娃一生感情路途坎坷的癥結。父母情感不和，疾病也總是揮之不去，妹妹的早逝更給她的童年蒙上一層陰影。可是自那時起，阿赫瑪托娃便有著一種善良的本能，她關注身邊的人們，善于從普通人的庸常生活中發(fā)覺閃光點。同樣，這也讓她更為惋惜生命的逝去，渴望和平溫暖的生活，所以不難想象，即使在全民狂熱的年代，她對戰(zhàn)爭仍保持著本能般的抵觸。

“須知簡樸的生活總在某處，/還有透明、溫暖和快樂的光……/那里，姑娘隔著籬墻與鄰居/在暮色中交談，唯有蜜蜂/聽到其中最溫柔的情語。”這首一九一五年創(chuàng)作的愛情詩，典雅而精致，帶著明亮、溫柔的氣息，也有著預言般的告白，“簡樸的生活”從此舊夢一場，想要尋回它的蹤跡，這座城市不知還要用多少代價來“交換”。

在一九一八年與古米廖夫離婚后，她與學者希列伊科結為夫婦。在這個一開始便不被看好的新家庭里，她們的新生活也的確過得不好。這段實際上為期不足三年的婚姻期間，她很少寫詩。讓二人深陷生活漩渦的不單是感情和文學理念的問題，從寫于一九二一年的《誹謗》中，可以拾起阿赫瑪托娃在那個年代的記憶——在無情的天空下死滅的城市，/為了住宅和面包而漂泊，試碰運氣。——這是關于饑餓的記憶。

饑餓、“素食”和清洗（1921-1940）

一九二〇年，國內戰(zhàn)爭隨著蘇俄紅軍的勝利而結束，民眾的生活卻沒有隨著響亮的宣傳口號迅速好起來。長期的戰(zhàn)亂讓整個俄國的經濟面臨崩潰，城市的物資尤為短缺，死于饑餓的平民大有人在。城市里還有氣力的居民會悄悄跑到郊外，用首飾等貴重物品從農民那里換回一點食品，這自然不是體弱多病的阿赫瑪托娃所能勝任的事。她的生活窮愁潦倒，衣服破爛，房屋冰冷，凄苦到連自己的兒子都無力撫養(yǎng)，只能靠在出版社工作的那點微薄薪水和朋友的少量幫助度日。此時年僅八歲的兒子列夫被寄養(yǎng)在前夫母親的家里，對他的虧欠，自此成為阿赫瑪托娃難解的心結。

但評論家楚科夫斯基會永遠記得那年冬天在出版社相遇的一幕，阿赫瑪托娃叮囑他稍晚到自己的家中，給他年幼的女兒帶回一瓶牛奶。在那個年月，或許“除了她，誰也不會送人一瓶牛奶”。與善良的本性相伴的，是阿赫瑪托娃對物質的蔑視。這不似她早年的詩歌風格，重視具體的日常事物，并把它們的形象與內心微妙的情感相連。對物質的“一輕一重”，其感染力無疑都是巨大的。這種慷慨的個性，在風光富足的日子里已經令人印象深刻，在漫長的饑餓年代也不曾改變。

與饑餓相比，家人的離去是更為沉重和直接的打擊。一九二一年，先是古米廖夫從她家鄉(xiāng)帶來哥哥自殺的消息，后來，肅反委員會“契卡”又抓捕了古米廖夫。嚴酷的審訊后，古米廖夫拒不招供，當年即被槍決。這些殘酷的事實一次又一次帶給她深重的悲傷和恐懼。

這種動蕩之中，敏感的詩人并非沒有選擇。不少人甚至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就敏銳地嗅到了危機，選擇離開俄羅斯。對革命和國家前景的悲觀情緒，彌漫在詩人之間，同時代的女詩人茨維塔耶娃也在一九二二年選擇了暫時離開。但阿赫瑪托娃斷然拒絕了出國避難的機會，她決定留下來，選擇面對所有俄羅斯人共同的命運。哪怕這里正在燃燒的大火，注定“戕害著殘余的青春”。

面對時代巨輪的碾壓，個人選擇生死攸關，不能輕言道德和功過的評判。選擇去遠方的人，未見得能如愿新生，留下的人也有許多心有悔意。不同的是，阿赫瑪托娃認為自己是在這里成為了一名詩人，便應該留在這片土地上面對現實的一切。在一些拒絕出國“誘惑”的詩歌中，她罕見地表露出激昂的情緒，這似乎也彰顯了詩人性格中堅忍、獨立，又有些固執(zhí)的一面——

那些拋棄國土、任敵蹂躪的人，/我絕不會與他們交往，/我不會聽他們粗俗的阿諛，/更不會給他們獻上自己的歌聲……我們知道，在隨后的評判中，/每一時刻都會給出證明……/但塵世間，沒有人比我們/更高傲、更純樸，更不會流淚。

實際上，阿赫瑪托娃自己的處境早已不容樂觀。一九二二年初，在莫斯科的一場名為“凈化當代詩歌”的晚會上，馬雅可夫斯基當眾宣稱，阿赫瑪托娃的“內部家庭詩”已不再讓他感興趣。他似乎沒有讀到阿赫瑪托娃的近作，所以聽不到詩歌中那些堅定和豐富的語調，又或許他不知道自己這樣高傲的論調，對阿赫瑪托娃日后的生活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這一年，阿赫瑪托娃的作品因被認定“與新生的政權不符”而禁止發(fā)表，這道內部的秘密指令，連被執(zhí)行者本人都是在五年后才知曉，那時她已被作家協會除名。一九二二年，阿赫瑪托娃唯一的安慰，也許就是遇見以后的戀人，與她相伴十幾年的藝術史專家普寧。盡管我們日后得知，他們帶給彼此的慰藉和歡欣也少得可憐。

在阿赫瑪托娃稱之為“素食年代”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列夫·古米廖夫逐漸成長為一個有獨立思想的青年，像他的父親一樣，開始對歷史學有著濃厚的興趣。這個只要看到他檔案上父母的名字，似乎就能判定他有罪的可憐青年，晚年被證明是一位出眾的歷史學家。這一時期，他來到母親的身邊，在列寧格勒大學研讀歷史學，也參加一些秘密的社會活動。溫情的日子寥寥，列夫便因政見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八年兩次被捕。這讓他原本想彌補兒子童年缺憾的母親倍感痛苦。在一九三五年，阿赫瑪托娃尚可憑借自己的聲望向斯大林上書求情，待第二次因圖謀推翻政權的罪名被捕時，她已徹底無能為力，眼睜睜看到兒子被判處長期監(jiān)禁。而這還遠不是悲劇的結束。

從二人的生活軌跡來看，列夫與母親的關系一直是若即若離的。他對于母親的怨憤，也許出自年幼時的分離，也許出自被拋棄的誤解。事實上這種誤解自童年就留下了傷痕，直到母親生命的終點亦無法愈合。

一九三五年，在長期的饑寒和“大清洗”的恐懼折磨中，阿赫瑪托娃的心臟和甲狀腺都出了問題，外加肺病復發(fā)。就是在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下，《安魂曲》誕生了。這組寫于一九三五到一九四〇年的杰作，彼時只能在詩人和親友之間口口相傳。待多年以后，朗誦它不再是犯罪時，它早已在俄羅斯的土地之外譽滿天下。

面對這種痛苦，高山彎腰，/大河也不再奔流，/但監(jiān)獄的大門緊閉，/而背后是“苦役犯的洞穴”/和致命的憂悒。

在少量親友的短暫相聚中，隱秘記錄下了一個時代的悲劇。戰(zhàn)爭和戰(zhàn)后的二十年，每個人的命運都隨這國家的動蕩而漂泊不定，無人能躲避天災人禍無情的摧殘。妻子、母親、罪犯、詩人……在時代的裹挾下，詩人的認知逐漸改變，早年詩歌中單純、微妙的情感變得沉重而復雜，卻始終有一種堅忍的語調，支撐著其不屈的尊嚴和意志，給詩歌帶來寬廣的境界，更為廣闊的內容。

一九三四年，同住在莫斯科納曉金胡同的曼德爾施塔姆因詩獲罪，阿赫瑪托娃目睹了他被捕的一幕。她四處求救，終于在布哈林的幫助下，曼德爾施塔姆被“寬宏大量”的獲準自己選擇流放地。一九三六年，在流放地沃羅涅日，曼德爾施塔姆的弟弟在車站迎接前來探望的阿赫瑪托娃。據他的回憶，剛經歷了三十多小時旅程的阿赫瑪托娃顯得蒼老而痛苦。

干杯，為家園的廢墟，/為我殘酷的生活，/為兩人共處的孤獨，/也為了你，干杯——/為背叛我的雙唇之寒意，/為世界的殘忍和粗暴，/為上帝也不能拯救的一切。

此刻，國內清洗的恐怖尚未散去，與德國納粹和平條約的假象以及對波蘭東部的侵占，讓有良知和預見的人們愈加不安。一場更殘酷的戰(zhàn)爭陰云在天空的西方郁積，暴雨欲來。

衛(wèi)國戰(zhàn)爭（1941-1945）

別爾嘉耶夫曾在一九一八年出版的《俄羅斯的命運》里這樣說：唯有立刻承認俄羅斯的悖論性，它那駭人的矛盾性，才有可能揭開隱藏在俄羅斯靈魂深處的那個秘密……這是世界上最無國家組織、最無政府主義的國家，人們害怕政權，渴求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卻又渴望生活在集體的溫暖中。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個最國家化、最官僚化的民族，它能夠把任何事物都轉化為政治的工具。俄羅斯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之一，擁有一套龐大的國家機器，為捍衛(wèi)它們的存在和維持它們的運轉耗盡了自己的創(chuàng)造力。（《俄羅斯的命運》，譯林出版社，2011年，P3-P7）

三年后，別爾嘉耶夫涉案被捕，次年被驅逐出境，自此流亡國外。頗有些黑色幽默意味的是，他以切身的經歷佐證了自己對俄羅斯性格的精準剖析。也許，只有理解了俄羅斯性格中的深刻的“悖論性”，才能理解他們在反納粹的衛(wèi)國戰(zhàn)爭中所做出的舉動。

一九四〇年，阿赫瑪托娃的健康狀況再次惡化。她仍在盡己所能為第二次被捕入獄的兒子奔波。法捷耶夫等作家的聲援，讓她獲得了作協少許的經濟支持和口頭肯定，但她已不指望當局對自己態(tài)度有什么根本轉變。這一時期，阿赫瑪托娃關心著歐洲的反納粹戰(zhàn)局，并且重新開始詩歌創(chuàng)作，其中多有涉及戰(zhàn)爭，詩歌的內容與視野已有根本的轉變和拓展。

六月，巴黎在德軍猝不及防的攻勢中迅速淪陷。阿赫瑪托娃在詩歌中表達了對這座城市的擔憂，同時向正遭受空襲的倫敦人致意。“最好向窗內瞧一眼麥克白，/與那個受雇的兇手一起顫栗，/但是不要這一幕，不要這一幕，這一幕，/我們已無力再朗誦這一幕。”此時，另一首長詩正在創(chuàng)作中，那便是《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直到去世的前一年，阿赫瑪托娃仍在寫作、修改它。

一九四一年六月，蘇德戰(zhàn)爭正式打響。德國納粹軍迅速向蘇聯領土推進數百里，包圍四十萬蘇聯軍隊。三個星期后，已有二百萬蘇聯人在炮火中死去。納粹的暴行再次激起民眾強烈的愛國熱情，一時間，“大清洗”造成的精神傷痛旋即被向納粹復仇的怒火所掩蓋。最直接的例子便是，列夫·古米廖夫在結束刑期之后，毅然投入到慘烈的衛(wèi)國戰(zhàn)爭中。同他父親當年一樣，他為自己在戰(zhàn)爭中獲得的勇氣而歡欣鼓舞。

在一戰(zhàn)時，別爾嘉耶夫曾判斷：“俄羅斯人存在著對力量的恐懼，存在著永恒的懷疑，以為力量都來自魔鬼。俄羅斯人在精神上是不抵抗者。”然而二十七年過去，在不斷體會施暴的力量帶來的痛苦之后，俄羅斯的性格已被重新鍛造。

與對一戰(zhàn)的徹底否定態(tài)度有所不同，阿赫瑪托娃雖然仍舊反對戰(zhàn)爭，但她堅定支持反抗侵略者的正義之師，決心捍衛(wèi)來之不易的和平。在列寧格勒被圍困期間，整個文藝界都在盡己所能為反侵略戰(zhàn)爭奉獻自己的力量，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甚至主動報名參軍。常常臥病在床的阿赫瑪托娃開始以廣播的方式，向公眾傳遞自己的聲音：“我全部的生命與列寧格勒連在一起，我，現在像你們大家，靠一個不可動搖的信念而活著：列寧格勒任何時候都不是法西斯的。”在炮火和疾病反復襲擾下，她有許多次的廣播錄音是在病榻上完成的。

今天與心上人訣別的女人，/愿她把痛苦轉化成力量。/我們向孩子們起誓，向墳墓起誓，/任何人都不可能讓我們投降！

在一次錄完廣播回家的路上，阿赫瑪托娃在躲避空襲時，無意間躲進了三十年前經常光顧的“流浪狗俱樂部”，那是她與朋友們的聚會之所，也是她詩名萌生的地方。故地重游，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帶來短暫的溫暖回憶后，旋即代之以無盡的失落與感慨。

從列寧格勒疏散，在塔什干度過了三年相對平靜的生活之后，阿赫瑪托娃重又回到這個承載了“榮譽和災難”城市。戰(zhàn)火漸熄，而之前被掩蓋的痛楚，又逐漸清晰起來。

戰(zhàn)后二十年（1945-1966）

一九四六年八月九日，作家協會執(zhí)行委員會在莫斯科召開會議。在這次會上，日丹諾夫向阿赫瑪托娃發(fā)動了攻擊，再次讓她的生活墜入谷底。一九四八年初，阿赫瑪托娃身體一度惡化，這一次，冠心病的劇痛纏上了她。

從衛(wèi)國戰(zhàn)爭前線歸來的列夫，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第三次被捕，十二月被押送至西伯利亞鄂木斯克的集中營，次年被判處服勞役十年。一再的打擊之下，阿赫瑪托娃表現出令人驚異的生命韌性，她忍著病痛多次前往檢察院，尋求在位者的幫助或憐憫。可權力的癲狂之下，十年前的那種無助早已變?yōu)榻^望。在被監(jiān)禁時，列夫曾對母親不救助自己頗有怨言。他不曾知道，此時尚處饑寒之中的母親，哪還有什么對政治權力的影響力，她僅有的，無非是每個月竭力為兒子準備的一個裝著餅干和煙草的小包裹罷了。

你再一次變得強大而自由，/我的國家，但是，化作灰燼的/戰(zhàn)爭歲月永遠活著，/在人民記憶的寶庫里儲藏。/為了年輕一代和平的生活，/從里海直到北極的冰川，/一座座巨大的新城拔地而起，/仿佛為焚毀的鄉(xiāng)村豎立紀念碑。

有人認為，阿赫瑪托娃寫于一九五〇年的這幾首贊頌和平的詩歌，有向當局者示好的成分。這種評判是不公允的。

炮火之中，她的聲音沒有喪失可信度，政治高壓之下，她沒有丟掉一位詩人的高貴和一位母親的尊嚴。對于生命的珍視，對和平的期盼，陪伴了阿赫瑪托娃長久的創(chuàng)作抑或沉默年代。在冷戰(zhàn)的陰霾中，某時某刻，整個世界幾乎都忘記了什么是真正的和平，阿赫瑪托娃通過對戰(zhàn)爭的記憶，向世人婉轉地描繪了那幅美好畫卷。

珍愛的世紀

十七歲時寫的那首《我會愛》，似乎在冥冥之中昭示了支撐阿赫瑪托娃忍耐一生苦難的能力。這種能力讓她自始至終有著迷人的風采，有著一如既往的愛的活力。

兩度經歷戰(zhàn)爭，又兩度捱過漫長的壓抑歲月，野薔薇花開花落，從那個“采摘一束美麗而馥郁的百合花”的小女孩開始，到一個沉穩(wěn)典雅、平和莊重的老人行將離去，阿赫瑪托娃站在世界的北方，含淚凝視著人類的悲歡，又以不朽的詩篇呼喚和平的歲月，寫下她對生命和世紀的珍愛。“我們所珍愛的世紀，/聽到隱隱然的跫音。”

一九六五年，阿赫瑪托娃用幾頁紙的簡短篇幅，云淡風輕地回顧了自己的一生。七十多年間，她經歷了愛與背叛，經歷了逃亡和堅守，經歷了生離與死別，最后在晚年譽滿天下，榮耀加身，被譽為白銀時代的月亮。

生活的苦澀嚼盡，報之以無關緊要的回甘。實際上，“塵世的榮譽恰似云煙”，這是她二十歲時就擁有的判斷。偉大或是庸凡，癲狂的歲月過后，在詩人眼中有什么分別呢？就像她在《野薔薇開花》里寫的那樣——“親愛的，我們不過是/世界邊緣的靈魂。”

（文中詩歌多引自《記憶的聲音——阿赫瑪托娃詩選》，汪劍釗譯；部分詩句和史料引自《俄羅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瑪托娃傳》，[英]伊萊因·范斯坦著，馬海甸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