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 到中國去的馬尼拉大帆船

麥哲倫亡去，西班牙人一次又一次卷土重來。

與葡萄牙人穿越馬六甲海峽來到中國不同，西班牙人則從墨西哥跨越太平洋而來，他們是先到達并占領墨西哥，之后才來到菲律賓。西班牙對墨西哥的征服，是在16世紀初。

1519年埃爾南·科爾特斯率西班牙軍登陸墨西哥。1521年，僅以兩年時間，他就征服了阿茲特克帝國，這一年，環(huán)球航海第一人——麥哲倫也航達菲律賓，見證了地圓說，卻被土人砍了腦袋，而腦袋是圓的這一點，則不需要證明。

麥哲倫是航海家而非軍事家，是探險者而非征服者，但他在菲律賓卻做了科爾特斯在墨西哥做的同樣的事情，以航海家來做軍事，以探險者來搞征服，這就難免錯位了。

科爾特斯不求地圓說，但為海權論，專門做其擅長的事——軍事，從古巴到墨西哥，從加勒比海到墨西哥灣，一路殺伐，遇神殺神，遇國滅國，其于西班牙，猶如葡萄牙之有達·伽馬，皆為大航海時代以來最強征服者，但影響卻差遠了。

麥哲倫死，大航海時代結束。歷史的進程，也就到了海權時代，科爾特斯成為海權時代到來的第一位國家英雄。

科爾特斯雖然贏了，但他贏在世界歷史的邊緣地帶，而非贏在了如麥金德所說的對世界歷史起決定作用的“世界島”上，所以，他還不能像達·伽馬那樣標志一個他的時代。盡管他在墨西哥的成就，有助于西班牙成為海權時代的第一個海權帝國，但其歷史地位，卻被國運左右了。在美國主導世界之前，整個美洲，尚未進入世界歷史的主流，談起對世界歷史的影響，當然也就提不到他了。

當美國主導世界時，西班牙又成了失敗的國家，被英國、荷蘭打敗后，接著又被美國打敗，不但在歐洲，而且在美洲、在西班牙都失敗了，這樣一來，他那點成就便更沒人提，也不值一提。一個失敗的國家，其國家英雄又有什么好說的。

不過，那時候的西班牙人倒也沒忘哥倫布大航海的初心，“到中國去”，依然還是歐洲人不斷進取的宿命。

如何將西班牙人在美洲的進展，帶到世界歷史的進程中去？有一條必由之路，他們知道，那就是“到中國去”。

在麥哲倫死了40多年后，西班牙重啟麥哲倫航線。1565年，米格爾·洛佩斯·德·萊加斯皮再次遠征菲律賓。1564年，他受命于新西班牙總督路易斯·德·貝拉斯科，前往菲律賓拓殖，于1565年4月抵達宿務島，與當?shù)厥最I立約，建立首個居民點，同時，他發(fā)現(xiàn)了從菲律賓到墨西哥的新航線，1571年占領馬尼拉，建都菲律賓，從此，馬尼拉大帆船起航。

這是一條太平洋往返航線，起航從馬尼拉出發(fā)，由西向東，循北緯40-42度間海域航行，返程則循東北信風和北赤道洋流，沿北緯10-13度海域返航，經(jīng)由關島而至馬尼拉。以此確立太平洋跨洋貿(mào)易東部航線，使之與葡萄牙人開辟的跨洋貿(mào)易西部航線——里斯本至澳門、澳門至長崎連起來，就形成了一條以中國為中心的、由西班牙主導的環(huán)球貿(mào)易航線。

這條環(huán)球航線如漩渦，渦卷中國，要將中國卷入由西方人主導的世界歷史進程。但中國體量太大，不僅經(jīng)濟體量大，文明體量更大，依靠傳統(tǒng)航海動力和傳統(tǒng)歐洲重商主義的馬尼拉大帆船，顯然卷不動，相反，它被中國的巨大體量吸入其中，不但為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提供了一個“白銀時代”，且為中華文明的傳播，提供了一條東學東漸的新航路，超越日本，通往新大陸。

大帆船啟航時，適逢隆慶（明朝第十二位皇帝明穆宗年號）開關，解放海禁，設“洋市”于月港——漳州河入海口，因其港道“環(huán)繞如偃月”，故稱“月港”，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說：“閩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自馬尼拉開港以后，就成了閩人出洋的一個好去處，有大帆船在那里等他們，等候來自中國沿海港口的平底帆船。

就這樣，在西班牙人與中國人的來往中，馬尼拉如“半壁生海日”一般，從歷史的地平線上冒出頭來，成為了世界近代史的一個地標，從月港到馬尼拉、再到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這條航線就成為了一條歷史大動脈，脈動著全球化的歷史進程。

我們今日試號此脈，已知其脈象為絲銀——中國絲與西班牙銀，沿此脈運行，自1565年始，至1815年終，大帆船每兩年一往返，年均一、二艘，載重約300噸，渡洋至中國。

大帆船在馬尼拉建造，建造者多為中國工匠，由西班牙人雇傭。據(jù)說，它是當時最先進的船只，從馬尼拉啟航，滿載亞洲商品，前往墨西哥，抵達阿卡普爾科，再轉運各地。

一開始，放任自流，自由貿(mào)易。20年后，從1593年起，西班牙開始限制貿(mào)易，限船往來，年僅2艘，限重約300噸，此非有錢不賺，亦非因中國產(chǎn)能太大，而是由于其經(jīng)濟體量不夠，產(chǎn)業(yè)規(guī)模太小，對中國產(chǎn)能一時難以容納，難以消化。

為實現(xiàn)其利益最大化，必須打壓中國制造。故以限制貿(mào)易，對市場經(jīng)濟實施超經(jīng)濟強制——削中國產(chǎn)能之足，適西班牙經(jīng)濟之履。在重商主義追求中，采取抑商措施；在自由貿(mào)易的沖動中，盡量采取控制貿(mào)易逆差的方式。

好在其壟斷了航線，想怎么限就怎么限，而大明王朝對此不知不覺，未明就里，就被其掐住了貿(mào)易的咽喉。

所以，較之全球化貿(mào)易的另一端——葡萄牙那一線，不但其市場經(jīng)濟的程度相去甚遠，而且其貿(mào)易量也差得遠。

關于這一點，我們只要將這兩條航線上往來帆船數(shù)量及其噸位稍作比較就知道，行駛在馬來海面的中國帆船，據(jù)英國人約翰·克勞福德《印度半島史》記載，大約是每年26只，總噸位是17100噸。相比之下，按馬尼拉大帆船被限制到每年不過兩艘、噸位不超300噸計，250年來，全部船只約500艘，合計噸位約1.5萬噸，將每年都加起來，其總噸位還不及中國帆船下南洋一年的噸位。

當然，這是就其限制貿(mào)易而言的，實際情形究竟如何，還有待深入考察。一般來說，限制必有走私，限制有多大，走私的敞口就有多大，貿(mào)易可以壟斷，需求不能壟斷，西班牙人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以及中國人對白銀的需求，不是權力能壟斷的。

全球化的兩種近代語境

西班牙限制貿(mào)易的方式，與清朝以“一口通商”來壟斷中外貿(mào)易的方式類似，都反映了權力支配經(jīng)濟的王權屬性。更有甚者，西班牙與葡萄牙分庭抗禮，為了劃分海域，瓜分海權，還在大航海初期，兩國就拉著教皇劃定了一條“教皇子午線”，也稱“教皇分界線”。

1493年——哥倫布啟航的第二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就頒發(fā)了多份詔書，設立了一系列想象中的界線。這些界線，位于大西洋上，用以劃分葡、西兩國海外殖民的勢力范圍。

最初，教皇子午線位于佛得角群島以西100里格（League），將世界分為兩部分，西班牙獲得了線東的所有新發(fā)現(xiàn)土地的權益，而葡萄牙獲得了線西的權益。次年，兩國又簽訂了《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重定分界線于370里格以西，大致通過亞速爾群島和佛得角群島中間，使得更多的大西洋中部和東部地區(qū)歸葡萄牙所有。這條分界線，對后來的殖民擴張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基本上確定了葡萄牙在非洲和亞洲的殖民地范圍，以及西班牙在美洲的領土。

就這樣，在教皇主持下，葡、西兩國將全球海域一分為二，劃定各自海權范圍，未征求任何一國意見，但求神權認可，以為搞定了教皇，就能瓜分地球，以此不惜冒犯了全世界。

可僅此還不夠，還要進一步統(tǒng)一起來，于是，一個歷史的蘋果墜落。1578年，葡王塞巴斯蒂昂一世在北非戰(zhàn)死，因無子嗣，王室議決，由叔祖恩里克還俗，任阿維什王朝國王。然因其亦無子嗣，故欲娶妻，又因其主教身份，需教宗恩允，其時，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因與哈布斯堡王室關系良好，故不肯解除其誓言而允其娶妻，以此，其在位也就是個過渡。

王位繼承人問題還得解決，其合適人選當時有三位：曼努埃爾一世第六子杜阿爾特王子之次女布拉干薩公爵夫人卡塔里娜，曼努埃爾一世次子路易斯之私生子克拉托修道院院長安東尼奧，還有曼努埃爾一世外孫時任西班牙國王的腓力二世。

可卡塔里娜是個女人，其夫名聲不好，卻是腓力二世的擁躉，若按當時習俗，嫡傳繼承人應為杜阿爾特王子已故長女瑪麗亞的長子拉努喬·法爾內塞，但其父親帕爾馬國公爵也是腓力二世的支持者。而安東尼奧則是私生子出身，在與腓力二世的競爭中，不論文斗，還是武斗，都處于不利地位，但他也有社會基礎，那就是當時貴族傾向于腓力二世，但下層民眾卻擁護國家獨立，若以腓力一身二任，那就意味著獨立泡湯。

茲事體大，王位繼承關乎國運，是做小——保持國家獨立，還是做大——與西班牙一體化，實現(xiàn)伊比利亞全球化？為此，恩里克一世召開宮廷會議，邀請王位候選人或其代表前來參加，并要求他們宣誓，服從會議通過的決議。

腓力二世卻拒絕邀請，宣稱其繼位無可爭議。

1579年，宮廷會議召開，兩名候選人，卡塔里娜自動退出，只有安東尼奧打平民牌，為此，恩里克一世令他離開。1580年，紅衣主教恩里克逝世，其遺囑未提及王位，只任命了一個由五人聯(lián)合執(zhí)政的班子，在新國王產(chǎn)生之前暫時代行國王權力。

腓力二世趁機發(fā)動西葡戰(zhàn)爭，攻入葡萄牙，擊敗安東尼奧，王位之爭就此結束。其結果，形成西葡帝國，開啟如《世界的四個部分：一部全球化歷史》所說的“伊比利亞全球化”。

對于“伊比利亞全球化”，當時流行一種形象的說法，叫做“經(jīng)由菲利普二世之王土，可以走遍世界”，也有人說，這句話出自十七世紀西班牙詩人維加。

對于“王土世界”說，我們并不陌生，這彷佛就是兩千多年前中國歷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近代西洋的回音，也可以說是東方君主制天下觀，對西方天主教君主制普世性的一個引領，當然，我們還可以說是“伊比利亞全球化”重啟了中國詩經(jīng)時代的“現(xiàn)代性”，古代王權所憧憬的一個政治文化圖景——“王土”，被菲利普二世開啟的“伊比利亞全球化”浪潮變現(xiàn)。

不過，在接踵而來的英、荷人的語境中，“王土世界”說不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日不落帝國”。語境不同，含義有別。“王土世界”說，仍以君權神授，重在王權和神權。西葡帝國的出現(xiàn)，是王權與神權的一次合作，通過將教皇子午線劃定的兩國的海權和海域合二為一，而把“世界的四個部分”——歐洲、非洲、亞洲、美洲統(tǒng)一起來，形成一個天主教君主制的世界王國。

然而“日不落帝國”的說法，重心已變，并非王權和神權，而是變?yōu)閲鴻唷鴻嘀校m然包含了王權和神權，但民權已然不斷成長，從《自由大憲章》提出“王權有限、法律至上”的原則，到《權利法案》對個人自由與國民權利的確立，期間四百余年，隨著教權退出政權，王權亦從君主專制退到君主立憲。

由此可見，民權以議會的形式，在國權中逐步取得進展，據(jù)此而言，“日不落帝國”只是個全球化的國家樣式，論世界的統(tǒng)一性，亦非基于某個王權——由“世界之王”對全球的覆蓋，而是取決于跨越國界的市場經(jīng)濟和超越主權的自由貿(mào)易。

以此帶來的“全球化”，就不是王國式的“王土世界”，而是跨國公司化的“全球市場”，而自由貿(mào)易的主場，也不在陸地，而在海洋。因為陸地，早已國家化，被主權分割了。只有海洋，還是自然存在，應由自然法主宰，可以自由安排。

從全球化退居“白銀時代”

于是，一篇檄文——《論海洋自由》橫空出世，挑戰(zhàn)教皇子午線，一舉刺破了“伊比利亞全球化”的大泡沫。

面對西葡帝國對海洋聲稱其統(tǒng)治權，該文作者格勞修斯指出，從歷史上看，這兩國從未擁有過海洋，也沒在海洋上留下財產(chǎn)，所以，教皇子午線有悖于自然法，是一條基于政教合一的王權和神權的、為了人為瓜分自然界而假想出來的分界線。

葡、西王權分贓，教皇的神權也參與進來，玩起了海權神授的把戲，對于如此違背自然的行為，焉能使其合法？船行海域，所過之處，不過浪花而已，哪有什么財產(chǎn)的痕跡？哪來一星半點的法律權利？葡萄牙憑什么禁止他國同東印度進行貿(mào)易？

荷蘭人吹響“海洋自由”的號角，以此吹破了“伊比利亞全球化”布局的泡沫，然而，西葡帝國對此不以為然。

葡萄牙不得不追隨腓力二世的戰(zhàn)略部署，加大了從印度往中國進取的力度，從西洋到東洋，向墨西哥—馬尼拉一線靠攏，將大東洋航線與大西洋航線連成一條“全球化”航線，不但對中國形成合圍之勢，而且形成了一個東洋與西洋夾擊的天下。但其葡屬東印度殖民地卻被荷蘭趁虛而入了。

盡管如此，在“伊比利亞全球化”中，最大的問題還是中國問題。對于英、荷崛起，葡、西可謂后知后覺，而在“到中國去”的歷史性的追求中，葡、西早已占得先機，尤其是其有關“世界王國”的拼圖，中國版圖當屬最重要的一塊。

當我們從《世界的四個部分：一部全球化歷史》的第一章中讀到“世界王國”時，就發(fā)現(xiàn)，作者格魯金斯基挖掘出來的史料，簡直就挖到西班牙人的心坎里去了，他說，1566年，一位墨西哥貴族在給國王菲利普二世的拉丁語信件中，聲稱他“統(tǒng)治了中華新世界”。同年，另一位貴族也毫不猶豫地聲稱，西班牙已經(jīng)擁有了“中國最大的、最好的一部分以及琉球群島和日本群島”。過了十幾年后，還有人在接著說，“這個大國成為我們西班牙國王征服的地區(qū)”。

現(xiàn)在我們都知道，他們說的都是愿景，而非事實。情有可原的是，他們是從大東洋另一端的墨西哥探頭探腦地遙望，所知甚少，傳說居多。而在馬尼拉，就不能這樣看了，中國就在身旁，順風揚帆，很快就能到達，所以，要仔細地看——“凝視”。

西班牙人在馬尼拉“凝視”中國，他們究竟看到了什么？而我們又如何得知？好在有個中文名叫“謨區(qū)查”的英國人，1947年，他在倫敦的一次拍賣中，發(fā)現(xiàn)一部手稿，他命名為《馬尼拉手稿》，其學術同人則以他的中文名命名曰《謨區(qū)查抄本》。

《抄本》總計612頁，文字314頁，手繪插畫97頁，空白197頁，抄本分為22個部分，其中5個部分標名作者，插畫者無名。有關明朝風物的內容，占了抄本的三分之二，計有插圖58幅，文字110段，其編撰者乃當時總督或其子，其書寫以西班牙文，為手寫體，所用紙張產(chǎn)自中國，裝訂方式為伊比利亞風格。

經(jīng)謨區(qū)查確認，《抄本》插畫屬于明代中國繪畫，其中，有關神像的插畫，可能出自《封神演義》和《三國演義》等，每幅插畫上均有邊框和畫的名稱，而名稱則以廈門方言的羅馬體（Romanization）寫成，呈現(xiàn)中西合璧的風范。

這個《抄本》，是西班牙文與中國畫的結合，是中國紙張同西方書籍的結合，并非“伊比利亞全球化”在馬尼拉就變味了，而是應了一句“無知者無畏”，什么話都敢說。可一旦“知”了，就不敢亂說了，轉而與中國合作，一起“悶聲發(fā)大財”。待在馬尼拉才知道，中國不是墨西哥，中華帝國也不是阿茲特克帝國，其國土之廣，人民之眾，經(jīng)濟體量之大，文明底蘊之深，不是區(qū)區(qū)西葡帝國吐幾個“世界王國”的“伊比利亞全球化”的泡沫就能搞定的，既然搞不定，那就參與，參與到中國的“白銀時代”去。

更何況“伊比利亞全球化”浪潮，很快就被英、荷兩國新一輪的全球化浪潮拍死在時代的沙灘上了，隨著腓力二世的“無敵艦隊”被英國擊敗及其不久去世，西葡帝國行將解體。

但馬尼拉大帆船還在行駛，西班牙仍享有大航海時代帶來的紅利。馬尼拉兩手抓，一手抓中國，一手抓墨西哥，抓出閩粵口岸至馬尼拉、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爾科港兩條航線，連接起來，形成閩粵—馬尼拉港—阿卡普爾科港的大東洋新航線。

那么，這兩條航線，究竟為中國的“白銀時代”貢獻了多少白銀呢？按照布羅代爾在《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jīng)濟和資本主義》中的說法：“一位中國歷史學家最近認為，美洲1571-1821年間生產(chǎn)的白銀至少有半數(shù)被運到中國，一去而不復返。”

或問，這位“中國歷史學家”是誰？據(jù)查，名曰全漢昇，1970年，他發(fā)表《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一文指出，從馬尼拉流入中國的白銀，為墨西哥流入馬尼拉白銀總數(shù)的1/2，以此估算出1700-1830年間，輸入中國的美洲白銀約為6億元，折合約4.3億兩，每年往中國輸入的白銀約為330萬兩。

三百年來，期間雖有明清易代，但中國在對外貿(mào)易中，還是長期處于結構性的順差之中，經(jīng)濟優(yōu)勢極為明顯，以至于弗蘭克在其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jīng)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通過對1500-1800年間全球經(jīng)濟的考察，將歐洲國家在與中國貿(mào)易中存在的結構性的貿(mào)易逆差，戲稱之為“商業(yè)上的納貢”。他說，中國憑借其絲、瓷等方面的制造和出口，與任何國家貿(mào)易都是順差，所有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同中國人做生意，都得向中國人支付白銀，難以擺脫“商業(yè)上的納貢”。

由此，得出一個結論，三百年來，在經(jīng)濟全球化中，東方一直是世界經(jīng)濟的中心，直到工業(yè)革命之前，放眼世界經(jīng)濟中心，不在歐洲，而在亞洲，這樣說來，當然是基于中國。

以中國為中心，形成環(huán)繞全球的白銀漩流，席卷世界各地的經(jīng)濟生活——“從波士頓到哈瓦那，從塞維利亞到安特衛(wèi)普，從摩爾曼斯克到亞歷山大港，從君士坦丁堡到科羅曼德爾，從澳門到廣州，從長崎到馬尼拉，商人們都使用西班牙比索或里亞爾作為標準的交換媒介”，弗蘭克在他的《白銀帝國》里如是說。

可要有多少白銀才能形成這樣的全球化旋流？

同樣“占世界白銀產(chǎn)量的一半”，較之全漢昇的估算，在弗蘭克那里竟然多了一倍，他認為，在1800年以前的250年中，中國大約獲得了6萬噸白銀。6萬噸白銀以銀兩計，約合19.2億兩，平均每年輸入中國的白銀，大約為768萬兩。

不但西班牙，就連中國明清兩朝，都被這巨大的白銀漩流漩暈了頭，當工業(yè)革命來臨時，還在暈眩中，難以清醒。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