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博物館今年對公眾新開放了常設展“數(shù)說犀尊”，它用一物一展的方式完美呈現(xiàn)文物和科技融合。少為人知的是，中華大地上曾生活過多種犀牛，今天雖然難尋蹤影，但化石和古代文物記錄下了物種興衰的軌跡，留下了生命的印記。

中國曾是犀牛的故鄉(xiāng)

30年前，面對九寨溝犀牛海蔚藍澄凈的湖面，我忽然有些疑惑：古人怎么會用“犀牛”這個外來物種起名字，難道古代就知道犀牛這種動物？說起犀牛，有人很自然地想起生活在東南亞、非洲等熱帶、亞熱帶地區(qū)的龐然大物，總認為是域外之物。實際上，遠古時代中國曾是犀牛的故鄉(xiāng)，古遺址中多次發(fā)現(xiàn)化石：山東沂水、河南南召猿人遺址、洛寧縣洞口鄉(xiāng)院東村、山西襄汾丁村遺址、重慶豐都犀牛洞都曾發(fā)現(xiàn)過距今幾十萬年、幾萬年的舊石器時代犀牛骨化石。

在距今8000年到3000年前的考古遺址中也常有犀牛骨骼出土，7400多年前的湖南高廟遺址中有犀牛遺骸；在浙江河姆渡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爪哇犀(又稱小獨角犀)；在重慶玉溪遺址發(fā)現(xiàn)了6300—7800年前的6件犀牛牙齒；坐落于青藏高原東北部的甘肅山那樹扎遺址距今有5200多年的歷史，發(fā)現(xiàn)了兩個蘇門答臘犀牛的遺骸。研究發(fā)現(xiàn)，5000多年前的青藏高原屬于溫暖濕潤的熱帶氣候，是熱帶動物的天堂。

氣象學家竺可楨先生認為，距今5000—3000年前的仰韶和殷商時代氣候溫暖，當時的陜西和中原有豐富的亞熱帶動植物。河南二里岡遺址中有犀牛骨骼、殷墟遺址中出土了蘇門答臘犀牛骨，安陽出土的商代“宰豐”犀牛骨柶，是用犀牛的肋骨制成的。所謂骨柶，是骨制的類似勺的取食用具，也稱骨匕。這件骨柶刻于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一面刻有28字的文字，記錄了一位職務為宰名豐的官員隨商王狩獵打到一頭兕，商王將兕賞賜給了他。

古人常將“犀”“兕”并列，從商代甲骨文的記錄中，當時古人根據(jù)角的數(shù)量和形態(tài)上的較大差異，已經(jīng)能區(qū)分犀牛中“犀”“兕”兩個不同的種屬，《爾雅·釋獸》中有大概的描述：“兕似牛，犀似豕”，晉代郭璞注曰：“(兕)一角，青色，重三千斤”，“(犀)形似牛，豬頭，大腹，痺腳，有三蹄，黑色，二角……”按照生物學特征進行推斷的話，體型較大的“兕”應當為獨角犀屬的印度犀或爪哇犀，體型較小的犀則是雙角犀屬的蘇門犀。此外，古籍中的犀牛還有“山犀”“水犀”之分。“水犀之皮則有珠甲”，是說皮膚上有鉚釘狀的小結(jié)節(jié)、有褶皺，像穿了盔甲，研究人員認為這是印度犀牛的特征；而山犀特征應是爪哇犀牛。由此可見，現(xiàn)今生活在亞洲的三種犀牛曾經(jīng)在我國都有分布。

犀牛是善獸，屬于麒類

根據(jù)考古和歷史記載，殷商時期犀牛所能到達的北界，應在內(nèi)蒙古烏海一帶，經(jīng)六盤山往東到太行山、遠至泰山一帶。

在甲骨文卜辭上還發(fā)現(xiàn)了殷王曾“焚林而獵”,作為炫耀武力的手段，一次捕獵71頭犀牛的記載，可見中原一帶犀牛還很多，數(shù)量驚人。

從史前時代開始，犀牛就被認為是吉獸，所以作為犧牲陪葬在王室墓葬中，各種犀牛形象或紋飾也出現(xiàn)在文物中，它們或是祭祀的青銅禮器，或是制成裝飾藝術(shù)品。與犀牛有關(guān)的器物造型，像商代和西周以及后世的犀尊，都有表達瑞獸吉祥的內(nèi)涵。

在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shù)博物館藏有一件商代晚期青銅器小臣艅青銅犀尊。清代山東壽張縣梁山出土了小臣艅犀尊、大保簋等七件商周青銅器，是商周青銅器的典型代表，被譽為“梁山七器”。小臣艅犀尊是雙角犀牛造型青銅酒器，它敦實凝練，淳樸厚重，形象生動，風格寫實，造型有蘇門犀的特征。犀尊內(nèi)底有珍貴銘文27個字：“丁巳，王省夔京，王賜小臣艅夔貝，唯王來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銘文記述了商王征伐夷方的事情，這次戰(zhàn)爭在殷墟卜辭中也有記錄。這件器物的主人是小臣艅，小臣是官位，艅是名字，他隨從商王參加征伐，在征伐后返程途中停留在夔地，商王賞賜其海貝，小臣艅受賞而作器作為紀念。此外，在大英博物館還收藏有一件商代玉犀牛，這件犀牛雕刻簡練，圓潤而渾厚。

三星堆出土體量最大的一只怪獸——八號坑出土的銅神獸近300斤重，是銅獸馱跪坐人頂尊銅像的一部分。神獸昂首挺胸站立，長著犄角，有鹿科動物的特征，腦后還披著雄獅般的鬃毛；四肢壯碩，筆直站立，肘部有類似犀牛的披甲褶皺，尾巴蓬松，筆者認為這是將多種動物特征夸張?zhí)幚淼镊梓胄蜗螅且月箞D騰崇拜為主體融合其他圖騰的結(jié)果。“荊有云夢，犀兕麋鹿?jié)M之。”在古代，麒類不僅是指鹿類，犀牛這種象征吉祥的善獸也被古人歸入麒麟一類。有學者認為，麒麟身上鎧甲式的外表和圓釘式結(jié)節(jié)，以及“獨角”的特征，可能是受到獨角犀(兕)的啟發(fā)。它“威而不猛”的習性，也符合溫雅敦厚的君子之象。

相傳犀牛角的酒杯可以溶解毒物，用兕角做成的盛酒禮器叫做兕觥，《詩經(jīng)·周南》中有“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之句，意思是：我斟滿兕角做成的酒杯，但愿從此不憂傷。青銅兕觥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前期。商代青銅兕觥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山西省博物院、美國弗利爾美術(shù)館均有收藏。收藏于山西省博物院的商代龍紋兕觥構(gòu)思巧妙，造型奇特，整體呈牛角狀，前端為龍首，紋飾精美富麗，鑄造工藝精湛高超，能感受到器物造型取材的浪漫手法。

到了周代，《逸周書》中記載了周武王在一次狩獵中“狩犀十有二”。《詩經(jīng)·小雅》中多篇出現(xiàn)了犀牛和獵犀的記載，說明當時西安附近曾有大量犀牛存在。

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西周犀牛形玉珮，這件青玉犀牛玉珮以簡練的線條勾勒而出，在鼻端及兩眼尖各有一翹角。這件以犀牛為母題的玉雕，雕琢獨具匠心，是稀有的珍品。

寒冷與捕獵使犀牛退卻

春秋戰(zhàn)國時期戰(zhàn)爭頻繁，除了用犀角制酒器兕觥外,犀牛最主要的用途是用它的皮制甲，屈原在《九歌·國殤》中描寫：“操吳戈兮披犀甲”，犀甲是當時各國將士愛如珍寶的裝備。因為人類的捕殺，以及氣候的逐漸干旱變冷，犀牛的活動區(qū)域已經(jīng)向南退卻到淮河流域、漢水、長江下游等區(qū)域。

中國國家博物館珍藏一件戰(zhàn)國時期錯金銀犀牛青銅帶鉤，上世紀50年代出土于四川省昭化寶輪院，犀牛體型健碩，長有雙角，鼻向前伸出一柱形鉤喙。此件帶鉤為居住在巴蜀之地的古代巴人所制造，犀牛通體飾卷草紋，用以表現(xiàn)它褶皺的皮膚，紋飾精致絢爛。

1977年，河北平山戰(zhàn)國時代中山王陵出土一件錯金銀青銅犀屏座，長55.5厘米、高22厘米，犀牛鼻、額、頭頂各長一角，頂角最大。其身軀碩壯，四肢短粗，長尾挺直。全身以金、銀寬線錯出卷云紋，精美華麗。背上有一個長方形銎，用以插放屏風。另外，此墓還出土一件犀(兕)足筒形器，周身裝飾蟠螭紋，三只獨角犀牛支撐著筒身，與錯金銀青銅犀屏座的三角犀牛不同，推測應該是獨角犀——兕。

國家博物館珍藏的一件戰(zhàn)國晚期錯金銀青銅犀尊，是古代青銅藝術(shù)中當之無愧的國寶重器。這件盛酒的禮器設計巧妙，呈昂首佇立犀牛形，犀尊身體肥碩，兩角尖銳，雙眼鑲嵌黑色料珠。犀尊通體飾細若游絲的金色和銀色云紋，華美無比，熠熠生輝。它腹部中空，剛出土時，人們打開它背部的蓋發(fā)現(xiàn)了包括銅鏡、帶鉤在內(nèi)等17件其他器物，這個小蓋就是酒器的入口。犀牛口右側(cè)有一圓管狀的“流”，臀部隆起，尾巴彎成一個倒鉤。倒酒時，扣住尾巴，以它的前蹄為支點，緩緩抬起，酒就會從它嘴邊的流管倒出。它的寫實性很強，推斷是蘇門犀的造型。

戰(zhàn)國時期還出現(xiàn)了玉犀，極罕見珍貴，有資料顯示：洛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藏有一件玉犀牛，以鏤雕、淺浮雕和線紋法琢制，張口、垂首，呈伏臥狀。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戰(zhàn)國時一件原名雙龍紋璜，實際應為玉雙犀并體式璜，璜兩端各有一犀首，兩犀共用一體。廣州南越王墓博物館，珍藏一件西漢早期的玉犀形璜，玉色黃白透青，透雕做犀形；犀弓身低頭，前后肢蹲屈，長尾下垂回卷；器身邊緣起棱，中飾臥蠶，背部有一圓形小孔，雕工精美。東漢之后，黃淮、長江下游一帶就少有犀牛的蹤跡了。

作為古人心目中的瑞獸，湖南、貴州、廣西等地以前就有崇拜犀牛的特殊習俗，他們把犀牛視為膜拜的圖騰，用于各種祭祀和典禮之中。傳說犀角通天，有靈犀之說，所以李商隱詠出“心有靈犀一點通”的佳句。傳說中犀牛還有分水的本領(lǐng)，可治水患，常放置江河之畔作為鎮(zhèn)水神獸，所以許多地方都有“石犀鎮(zhèn)水”的古老習俗。

2012年成都天府廣場附近出土了一件古老的石犀，石犀軀干豐滿壯實，重約8.5噸，下頜及前肢軀干雕刻卷云紋，厚重壯觀。古時成都平原洪水頻發(fā)，秦代蜀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據(jù)《華陽國志》記載，李冰興修水利，工程完畢“外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雕刻石犀五頭，以鎮(zhèn)壓水患。成都犀浦鎮(zhèn)的得名，就是源于李冰治水所造的石犀。

除了石犀，后世還有很多鐵犀牛用以鎮(zhèn)水。在河南開封市的鐵牛村，有一尊身高2.04米、圍長2.66米的鐵犀牛，這尊鐵犀獨角朝天，雙目炯炯，雄渾魁偉，守護著古都開封。古時開封飽受黃河水患之苦，明代名臣于謙上任后，修堤壩筑河防，降服了水患，然后鑄鎮(zhèn)河鐵犀并撰寫《鎮(zhèn)河鐵犀銘》鑄在鐵犀上。

唐代湖北、湖南、貴州、四川等地仍有野生犀牛分布。在《新唐書》中載，華南諸州的土貢方物中列有犀角。唐代貴族則鐘情于犀角制作的犀銙——犀角片裝飾的腰帶。在唐高祖李淵獻陵的神道上，有一件作為鎮(zhèn)墓獸的石犀，是為了紀念貞觀初年林邑國(越南北部)進獻犀牛而作，從石犀獨角、肩腰等處褶皺明顯等特征看應是爪哇犀。此外，在唐代銅鏡等飾物上也常見犀牛圖案。

到北宋時犀牛已經(jīng)罕見，只分布在四川盆地、貴州高原北部、嶺南等地區(qū)。宋太祖趙匡胤曾頒布《禁采捕詔》，奠定了宋代保護動物的基本國策；宋太宗趙光義沿襲此詔，并頒布《二月至九月禁捕獵詔》。他下詔禁止采捕珍禽異獸和私人象牙買賣，禁止捕殺犀牛，“自今有犀勿復殺”。盡管如此，也擋不住氣候的變遷和非法捕獵，公元1050年前后，氣候開始變冷，連嶺南有些地區(qū)也不適合犀牛生存了。

到了明清時期，很多文獻對于犀牛的刻畫已經(jīng)脫離了它真實的形象，表明犀牛已基本消失于人們的視野中。明朝時，犀牛只分布于云貴一帶；到了清朝，它們的棲息地就僅剩下云南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最后一只犀牛也消失在西雙版納叢林里。古代工匠留下的諸多藝術(shù)品，佐證了珍稀的犀牛曾經(jīng)在中華大地廣泛生存，讓人們感受到保護自然、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重要意義。

文章來源：齊魯晚報

作者：張向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