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面積最大的諸侯國，先后統(tǒng)治過的土地大約占周王朝全部國土的二分之一。迄今為止，考古發(fā)掘出的最早的一幅帛畫、最早的一支毛筆，都出現(xiàn)在楚地。它不僅曾是華夏大地上一個文化燦爛的諸侯國，也曾經(jīng)是全世界文明的高峰之一。在戰(zhàn)國爭雄的過程中，楚國有實力和秦國一競高下，不過最后的結果是秦勝楚敗。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宏杰的《楚國興亡史》，全面梳理了楚國八百載風云，從而審視“中原化”對楚國興亡的影響，為觀察華夏文明開拓與融合的歷程提供了一個別樣的視角。

《楚國興亡史：華夏文明的開拓與融合》

張宏杰　著

天地出版社

野蠻生長的優(yōu)勢

《楚國興亡史》指出，春秋列國競爭中有一個規(guī)律性現(xiàn)象，那些在戰(zhàn)場上迅速崛起的大國，大都是邊緣型國家。秦國地處西北，在與游牧民族曠日持久的競爭中培養(yǎng)起了虎狼之性。齊國地處東面，在與東夷的長期斗爭中保持了不懈的斗志。而晉國與北狄和山戎做了幾百年的鄰居，從他們身上熏染到了中原文化不斷流失的強悍。

與這幾個大國相比，楚人的尚武精神是更加突出的。從遷徙到長江流域開始，楚國人就一直在戰(zhàn)斗中生存。楚國周邊的少數(shù)民族，一個個都勇敢善戰(zhàn)。幾百年來，楚人從來沒有放下過武器。在與這些桀驁不馴的“野蠻人”的周旋中，楚國人血液里的勇武指數(shù)不斷上升。

楚人的尚武，突出表現(xiàn)在國君的身先士卒上。歷代楚王最大的樂事，莫過于親自領兵上陣，獵取敵人的首級。春秋時代，楚國一共有１６位國君，除了３位因為年齡太小或在位時間太短而沒打過仗外，其余的都曾帶隊親征，其中有３位還死在征途之上。

楚國歷代國君大都英勇尚武，除了因為楚人立國蠻夷之中外，還因為楚國歷史有一個特殊的傳統(tǒng)——弒君。作為一個非華夏國家，楚國禮儀綱紀觀念淡薄。混合了蠻族和中原血液的楚王家族的男人們都異常強健，并像餓狼渴望鮮肉一樣，對王位垂涎三尺。因此，如同草原民族一樣，楚國最高權力的更替經(jīng)常充滿血腥。楚國歷史上出現(xiàn)過五位因政變而即位的君王，而且“恒在少者”，即年輕者上位。

弒君自立事件在楚國中前期是最頻繁的。《楚國興亡史》認為，這種在中原國家看來大逆不道的行為，一方面確實血腥而野蠻，另一方面對楚國的發(fā)展其實也不無意義。因為不斷地弒君，保證了楚國王位上坐著的都是極其強悍的年輕人，必須有所作為，才能壓服那些對他不滿的人。

正是因為這種強烈的蠻夷性，楚國很早就成了周代秩序的破壞者。

楚國的蠻夷性還體現(xiàn)在政治制度的創(chuàng)新能力上。中原諸侯國遵循周禮，實行層層分封，而楚國從立國開始，就是一個集權型的國家，國家權力集中在王室和貴族手中。官職不得世襲，而是根據(jù)能力、品行和資歷來遴選。

楚國在中國歷史上比較早地出現(xiàn)了郡縣制的雛形。“篡位者”楚君熊通在政治上表現(xiàn)出極強的創(chuàng)新精神。滅掉權國后，他沒有像其他諸侯那樣，把它分封給臣下，而是在權國故地設立一個縣。很多歷史學家認為，中國歷史上以縣為一級地方行政區(qū)域，即自熊通滅權國而置權縣始。

在張宏杰看來，歷史的規(guī)律就是這樣，制度創(chuàng)新往往是在像楚國這樣的邊緣國家完成的。或者說，邊緣國家、邊緣地區(qū)往往是舊制度剛性最弱、最容易突破的地方。這就是“蠻夷”的優(yōu)勢，也就是所謂的“后發(fā)優(yōu)勢”。

此后經(jīng)過幾百年發(fā)展，楚國終于擁有了連中原國家也無法比肩的豪華禮器，以及比中原國家還要高大精美華麗的宮室建筑。楚國一步步北上侵伐，一方面是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另一方面也是急切地想與中原接近，讓中原國家承認自己的優(yōu)勢地位。然而，這個已經(jīng)崛起的國家，只收獲了來自中原國家的恐懼。《公羊傳·僖公二十一年》中，宋公子目夷對楚國的評價是：“楚，夷國也，強而無義。”這一句話涵蓋了中原人對楚國的三個印象：夷狄、無義、強大。

兼收并蓄楚文化

楚文化是一種兼收并蓄的文化。比如楚國青銅器源自中原，卻自有風格特點。中原青銅器的風格是雄渾粗壯大氣，而楚國青銅器在莊重之外，還以裝飾生動、富于變化聞名。它們精雕細鏤、富麗繁密，顯示了工匠的奇思巧技，顯示了楚人的趣味與喜好。

楚文化的瑰麗多彩，與它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分不開。首先，楚國地處南北之交，水路交通之便利天下獨步，交通網(wǎng)絡四通八達。水路溯江而西，可達巴蜀經(jīng)濟區(qū)；通過漢淮諸水，可以北上與中原互通有無；沿江東下吳越，可以一日千里；通過湘資沅澧等江，則可以直通湖南，乃至滇黔。

其次，楚人源于華夏，身處蠻夷之中，性格具有極強的包容力。楚國所征服的地域少數(shù)民族林立，楚人從不以正統(tǒng)自居，楚文化也從來沒有中原文化那樣的優(yōu)越感和排他性。楚國從立國之初，就以一種開放的心態(tài)，采取懷柔政策，“甚得江漢間民和”。及至強盛之時，更是明確了“撫有蠻夷，奄征四海，以屬諸夏”的“混一夷夏”政策。《楚國興亡史》認為，楚人的這種開放融合的思想，比當時管仲和孔子的思想都要開明，楚國文化因此表現(xiàn)出異常強烈的豐富性和創(chuàng)造性。

楚國擴張過程中，王道與霸道兼用，武力與懷柔并重，雖然戰(zhàn)勝了許多國家，但是對許多小國是存而不滅，并非“絕其社稷，有其土地”，而是使之長期成為自己的屬國。戰(zhàn)國時期，楚國更是大行封君制。戰(zhàn)國七雄中，實行封君制最早、封君最多和封地最廣的就是楚國，現(xiàn)在已知的楚國封君就有六十多位，封君世襲并對封地有全面統(tǒng)治權。封君制、縣制、屬國制并存，楚國多元的政治結構，自然導致文化多元。

楚文化的開放性，還體現(xiàn)在楚國文化遺存當中發(fā)現(xiàn)了大量域外文化因素。從有關楚國的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簡帛中，可以發(fā)現(xiàn)來自古埃及、印度、巴比倫、西亞、西伯利亞和環(huán)太平洋地區(qū)的多種文化因子。

環(huán)境塑造文化。楚文化產(chǎn)生的自然環(huán)境與中原文化明顯不同。春秋戰(zhàn)國時期，楚地地域廣闊，山原水原雜錯分布，大江芳澤云蒸霞蔚，山野叢林鳥獸出沒，風雨晴晦朝夕不同，自然物產(chǎn)和勞動要比北方多樣化。煙波蕩漾的自然風光，賦予了楚人自由浪漫、靈巧好動的性格氣質(zhì)以及求新求變、富于想象力的審美趣味。

從外在表現(xiàn)看，楚人喜歡筑高臺、著奇服、好細腰、戴切云冠，在北方國家看來，則是不拘禮法、不守形制、標新立異。出土楚文物的共同特點是色彩富麗、線條流暢、造型獨創(chuàng)、飛揚恣肆，變化多樣的龍鳳紋、栩栩如生的動物紋、夸張抽象的幾何紋是楚人偏好的樣式。

為何“亡秦必楚”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國家滅亡，并不代表著文化的結束。楚文化中有著強烈的復仇情結，正如當初在伍子胥身上表現(xiàn)出來的一樣。秦始皇死后還不到一年，楚人陳勝、吳廣就敲響了秦王朝的喪鐘。

楚國被滅后，秦國迅速調(diào)大批官吏前來接收管理。為了“改造”楚國，秦朝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比如人口只有２０００戶左右的遷陵縣（今湖南湘西里耶鎮(zhèn)），竟然安排了超過１００個吏員，這些吏員大多來自秦國故地，并帶來了秦地的嚴刑峻法。楚國的社會治理原本是比較散漫的，楚國人短時間內(nèi)實在受不了秦國的管理風格，更何況這些來自秦國故地的官吏，對楚國民眾充滿了征服者的傲慢。因此，入秦之后，楚地出現(xiàn)了大量的逃亡，也就是“亡人”。“群盜”也頻頻出現(xiàn)，甚至引發(fā)小規(guī)模叛亂。里耶秦簡和岳麓秦簡中均記錄有群盜擾亂治安的案例。

楚國故地人命運的顛覆性變化，從陳勝、吳廣和劉邦、項羽的命運能夠看出來。

陳勝、吳廣在楚國時代雖然也生活在社會下層，陳勝還“與人傭耕”，但是可以太平度日，并無生命之憂。然而入秦之后，繁重的勞役和嚴刑峻法，導致他們不得不揭竿而起。

劉邦起兵時，已經(jīng)做了十多年的秦朝人，此前他一直是楚國人。在楚國時代，他沒有參過軍，沒有做過生意，也沒有種過田，到處游蕩，到處喝酒，廣交朋友，不為鄉(xiāng)里所喜歡，被稱為“無賴”。進入秦朝后，劉邦成了一名無法再隨意流動的基層小吏。在秦二世時代，他帶隊去服勞役，千里迢迢修秦始皇陵。結果因為勞役死亡率很高，眾人一路走一路逃亡，最后劉邦發(fā)現(xiàn)，自己即使率剩下的人到達目的地，按秦律，也仍然是個死。劉邦干脆放走眾人，帶著十幾個人在芒碭山落草了。

至于項羽，他本是楚國名將項燕的后人，項氏世代為楚將，日子很滋潤。入秦之后，本是貴族后裔的他和犯了罪的叔父項梁一直在流亡，過著朝不保夕的動蕩生活。

楚人對秦政，總結出來只有一個字：苦。陳勝起兵時稱：“天下苦秦久矣。”楚軍將領武臣說：“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劉邦也說：“天下苦秦久矣。”這個“苦”字也是天下人共同的感受，因此“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

為什么楚人是反秦的急先鋒呢？史學家張正明在《楚史》中說，楚人滅秦的原因有五：“楚地最廣，楚人最多，此其一；楚人對秦人仇恨最深，此其二；楚人反壓迫、反奴役的斗爭精神最強，此其三；楚文化水平最高，氣魄最大，此其四；楚人有混一夷夏的傳統(tǒng)，容易團結東周其他各國的遺民，此其五。”

楚國的舊貴族和平民比任何其他國家的遺民都更積極、更堅決地投身反秦戰(zhàn)爭，這同中原諸國迥然不同。《楚國興亡史》認為，一個原因是，三晉地區(qū)是法家文化的誕生之地，文化氣質(zhì)與秦國有相通之處，因而對秦制的接受程度要強于楚國，而楚國是法家文化最不適宜的地區(qū)。另一個原因則是，楚國在戰(zhàn)國時期的幾大強國里，王室世系最為久遠。戰(zhàn)國七雄當中，齊國早已經(jīng)為田氏所取代，而晉國也遭到韓、趙、魏三家瓜分。七國中的四國，不是原來的世系。而楚國的統(tǒng)治從始至終未被顛覆，血脈傳承最為純正。因此，楚人對楚國的認同感是最強的，更容易一呼百應。

文章來源：齊魯晚報

作者：惟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