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斌/文

為了維護美國在全球的競爭力及美元霸權，美國面臨兩大問題：維持美國全球技術領先和降低美國外部不平衡程度。解決這兩大問題構成了“慢全球化”時代美國對外經濟金融政策取向的基礎邏輯。貿易逆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政策組合恰好對應解決上述兩大問題，對美國是最有利的，但對其他經濟來說，資本賬戶完全開放對一國增長是不確定的，具有產生匯率金融等系統(tǒng)性風險的隱患。堅持跨境資本管制、促進資本有序流動仍是應對美國對外政策取向負面外溢性的關鍵措施。

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逐步主導了美國外對經濟政策，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政策組合風靡全球，主導了全球經濟金融問題的研究方向，世界也迎來了全球貿易自由化最快的時期。依據(jù)IMF的研究（Shekhar Aiyar, Anna Ilyina, Charting Globalization’s Turn to Slowbalization After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 Feb.8, 2023,IMF,Blog），全球進出口占GDP的比例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約30%上升至次貸危機暴發(fā)前的約55%。2008年次貸危機暴發(fā)后，全球進入“慢全球化”時代，全球進出口占GDP的比例基本穩(wěn)定在50-55%的區(qū)間，沒有超越次貸危機前的峰值繼續(xù)上升，也沒有顯著下降。

全球化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不論是從競爭效率視角來看，還是從跨國公司在全球尋找最低成本視角來看，都是正確的。全球都在增長的增量中獲益，全球外部不平衡發(fā)展的矛盾被增量收益掩蓋了。次貸危機暴發(fā)使美國意識到全球外部極端的不平衡會引發(fā)巨大的金融經濟風險，各種逆全球化的措施隨之而來，全球進入了“慢全球化”時代。“慢全球化”意味著世界經濟在相當程度上進入了存量利益的再分配階段，其競爭將脫離單純的經濟分工競爭模式，政治因素對經濟競爭的影響逐步擴大。

“慢全球化”時代美國面臨的核心問題是美國在全球政治經濟的影響力下降，核心表現(xiàn)是美元貨幣體系在全球影響力下降。為了減緩美元貨幣體系影響力下降的速度，美國對外經濟金融政策體現(xiàn)出兩大關鍵性政策取向。

關鍵性政策取向1：維持美國全球技術領先。

關鍵性政策取向2：降低外部不平衡程度。

上述兩個方面的政策取向都是為了維持美元在全球的競爭力及美元信用。維持技術領先就維持了美國在全球經濟金融領域的競爭力。降低外部不平衡程度一方面降低了美國過大的貿易逆差導致的美元信用問題，因為世界不可能無限制借貸給美國消費；另一方面降低了美元貨幣體系“過度特權”緊運行帶來的壓力。

關鍵性政策取向1：維持美國全球技術領先。

在維持美國全球技術領先方面，美國采取了一系列防止技術擴散的措施。2018年美國商務部就出臺了關于14個領域高技術貿易出口管制措施。最近幾年，實體清單、高端芯片及其制造設備、限制投資等眾多關于限制高技術擴散的措施急劇增多，表明美國在極力防止高技術擴散，試圖維持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經濟體技術領先的優(yōu)勢。

以安全為名，采取“去風險化”策略，打壓競爭對手，推動新一輪全球供應鏈產業(yè)鏈的遷移和重構，“近岸”、“友岸”外包成為供應鏈產業(yè)鏈重構的新形式，試圖形成供應鏈產業(yè)鏈同盟，用地緣政治關系偏好替代全球經濟分工原則。

關鍵性政策取向2：降低外部不平衡程度。

在降低外部不平衡方面，由于技術禁售，技術服務業(yè)貿易順差對沖貨物貿易逆差的功能大幅度下降，這與上個世紀90年代的情形完全不同。在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背景下，美國怎么辦？美國采取的措施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奧巴馬時期美國開始采取制造業(yè)“回流”戰(zhàn)略；特朗普采取了“關稅戰(zhàn)”；拜登采取國家深度介入經濟結構調整和發(fā)展的方式，出臺了《芯片與科學法案》、《基礎設施法案》、《通脹消減法案》等，以大規(guī)模財政補貼的形式鼓勵外資在美國建廠生產，促進美國制造業(yè)大發(fā)展，增加美國國內供給能力，通過減少進口來降低貨物貿易逆差。

其次，美國依然會最大限度依靠美元貨幣體系發(fā)揮美國金融的競爭優(yōu)勢，兩次大危機加速透支了美元體系“過度特權”的信用。依據(jù)美國經濟研究局（BEA）的數(shù)據(jù)，2007年底美國對外投資凈頭寸為-1.66萬億美元，2008年底約-3.99萬億美元，意味著次貸危機暴發(fā)美國從國外凈借入了增加了2.34萬億美元。隨著次貸危機的緩慢修復，2010年底下降至-2.51萬億美元。此后一直擴大到疫情前2019年底的-11.65萬億美元。新冠疫情暴發(fā)后，對外投資負凈頭寸再次擴大至2021年底的歷史峰值18.12萬億美元，美國對外投資的凈債務出現(xiàn)了急劇膨脹。2023年1季度美國對外投資凈頭寸收縮為-16.75萬億美元，這可能說明美國全球借錢在全球投資獲取正回報的空間收窄了，通過借債獲取投資正收益彌補貿易逆差的空間也變小了。這也說明了2022年以來美元貨幣體系“過度特權”存在緊運行的壓力。

從使用美元貨幣體系“過度特權”獲取正回報對沖貿易逆差的視角，我們可以推斷，在對外投資巨大規(guī)模凈負頭寸的現(xiàn)狀下，美國為了使用這種特權為自己帶來正投資收益，維持美國在全球投資的影響力，美國對外投資凈負頭寸不會出現(xiàn)大規(guī)模的持續(xù)收縮。從開放會計恒等式來看，債務“軟”上限意味著美國會不斷增加財政赤字規(guī)模，也意味著美國對外貿易賬戶會保持對外赤字的狀態(tài)（儲蓄不足），需要通過“過度特權”來獲取足夠的投資收益一定程度上對沖貿易赤字，緩解貿易赤字過大對美元信用的損害。

美國如何繼續(xù)發(fā)揮“過度特權”的作用？答案是金融自由化。讓更多的發(fā)展中經濟體完全開放自己的資本賬戶，資本的自由流動將為美國獲取更多的投資回報提供機會，但往往相伴隨的是，資本賬戶自由化后快速流動的資本帶來難以預料的匯率沖擊或者貨幣沖擊。

總結起來，“慢全球化”時代美國對外經濟兩大關鍵性政策取向就是：貿易逆全球化+金融全球化。這一政策取向組合對美國是最有利的，但對發(fā)展中經濟體來說并非如此。由于資本賬戶完全開放對一國增長是不確定的，具有產生匯率金融等系統(tǒng)性風險的隱患。堅持跨境資本管制、促進資本有序流動仍是應對美國對外政策取向負面外溢性的關鍵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