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時空 作者 董譯夫 周公出生于商朝晚期。在晚商，“淫祀”成風，一年中有 200 余日都要進占卜，大事小事，也要卜問神鬼才能決定，這是殷墟出大量甲骨的原因。實際上，在商朝后期，被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稱為“尊神文化”的殷商文化，已經開始變味了。

殷商晚期，巫覡失寵，流散民間，直到武王伐紂，商朝落幕。周公是從商朝晚期走過來的，他目睹了“淫祀”泛濫帶來的危害，最初釀酒是用來祭神、祭祖的，但是晚商卻在貴族平民上上下下的酗酒中，國家失去了平衡。

禮樂早在五帝時期及夏商已有出現(xiàn)，但僅僅是作為祭祀占卜的輔助。周公徹底繼絕了從五帝時期到夏周的巫覡主導國家一切事務的體系的傳統(tǒng)，開啟了“人文時代”的序幕。

周禮，包括典章制度、禮儀規(guī)范、干戚樂舞（古代樂舞的一種，操干戚的武舞），主要記載于“三禮”，即《周禮》、《儀禮》和《禮記》。有規(guī)范日常生活的冠禮、喪禮、聘禮、鄉(xiāng)飲酒禮、士相見禮，規(guī)范祭祀的察禮，飲食宴客的饗禮、燕禮，規(guī)范君臣上下之制的覲禮、朝禮以及軍隊的出征禮儀等。

“盠”青銅駒尊 現(xiàn)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盠”青銅駒尊，頸、胸部鑄有銘文 9 行 94 字（含重文 2 字），器蓋內鑄有銘文 3 行 11 字。銘文記述在十二月甲申日早晨，周王在地舉行“執(zhí)駒禮”，賞賜盠兩匹馬駒，盠稱頌周王沒有忘記舊族，頌揚周王的美德，盠為祭享父親大仲作了這件寶尊彝。

執(zhí)駒禮見于《周禮》，是馬駒在二歲離開母馬服役時，訓練讓它駕車的典禮，相當于馬的成年禮。可見，《周禮》的規(guī)范是多么的細致入微，涉及山川、河流、谷物、牧畜、飲食等等方方面面。

01

從“得”到“德”

《周禮》是否是西周初年周公所著？其所記載的政治制度是否真實存在過？這是后世文人學者一直爭議不休的問題。關于周公制禮作樂的記錄始見于《左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說：“先君周公制禮作樂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本文不去探討《周禮》是否為周公所作，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周公在“德”的基礎上完善了夏商之禮，在禮樂中突出了“人”的主體地位，其思想也一直影響至今。

周公出生于商朝末期，他親身經歷了商朝的衰敗與覆滅。在他眼中，夏商服天命， 所以國祚歷年甚久，商后來喪失天命，主要原因是“不敬厥德”（《尚書·召誥》），歸根究底，無規(guī)矩不成方圓，沒有牢固的禮樂制度，整個王朝便會搖搖欲墜。“禮樂，德之則也。”（《左傳》），周公云“則以觀德”，可見“則”是德的外化表現(xiàn)與觀評尺度，判斷是否敬德、明德，均在于其是否守則。

通過德與禮的統(tǒng)一，獲取天命保佑的方式由“事鬼敬神” 轉化為“敬德事禮”，禮成為了“從宗教走向倫理的中間環(huán)節(jié)”，這不可不謂是從“神文時代”向“ 人文時代”過渡的一大創(chuàng)舉。周公制“周禮”，將其由個人的思想意識或部族的文化傳統(tǒng)，轉化為國家的意志，確立為周之禮樂制度的基本原則和方向，從而形成了一種以禮樂“納上下于道德”的文治傳統(tǒng)，真正的奠定了周之禮樂文明的基礎。

何尊

何尊是第一個出現(xiàn)“中國”的青銅器，同時，也是第一個出現(xiàn)“德”字的器物。何尊之前的器物，無論青銅器還是甲骨文，“德”字都無心。在這之前，無論是表示得到還是表示道德，全部是無“心”，全是“得”。何尊之后的銘文，表示道德的有“心”，這意味著三千多年前德政的出現(xiàn)，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何尊銘文中的“德”字

“德”，會意兼形聲字。從圖 1 的甲骨文形體來看，它的左邊是“彳”（chì），它在古文字中多表示“行走”之義；右部是“直”字，其字形像一只眼睛上面有一條直線，表示眼睛要看正；二者相合就是“行得要正，看得要直”之義。圖 2 的甲骨文是“行”字中間一個“直”字，它所表達的含義與圖 1 是一樣的。西周金文的形體與甲骨文的形體基本相似，只是有的字形在右邊的眼睛下加了一顆“心”（圖 4），這時的人們又給“德”字的含義加了一條標準，即除了“行正、目正”外，還要“心正”，可見人們對“德”字的含義標準要求越來越高。古人認為心是主管思維的器官，它是德之血脈所在。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兩者互為表里。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古代社會中，人們對視有著特別的禮儀要求，即“非禮勿視”。而這種要求的基本點就是目光端正，合乎規(guī)范。德不僅僅是思想、目光的問題，它與行為舉止也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

02

禮樂制度的發(fā)展

如果說“分封制”和“宗法制”是西周的立國之本（政治制度），“井田制”是西周的安民之本（經濟制度），那么“禮樂制”就是西周的文化之本（文化制度）。禮樂制度，分禮和樂兩個部分。“禮”主要是對人的身份進行劃分并對社會進行規(guī)范，最終形成等級制度；“樂”主要是基于禮的等級制度，運用音樂進行緩解社會矛盾。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礎和前提，后者是制度運行的形式和保障。

禮樂源自先民的祭祀活動，禮是祭神的供奉，樂是娛神的歌舞。中國的禮樂習俗形成于夏商時期，成熟于西周時期。《說文解字》：“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禮，始見于商代甲骨文，本指祭神、敬神，因此夏商的禮樂主要用于敬神和慶典。隨著古代祭祀活動逐漸規(guī)范，“禮”也成為了與祭祀活動相適應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guī)范，最終演變?yōu)楣糯鐣牡燃壷贫取?/p>

“頌”青銅壺 現(xiàn)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頌”青銅壺（局部）現(xiàn)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器頸、腹部內壁鑄銘文。銘文凡 21 行 151 字，記述了作器者頌受到周王“冊命”。《頌壺》所記“冊命”典禮進程，與《周禮》、《禮記》、《儀禮》及《左傳》中所載相符，兩者可彼此印證，使我們能夠較為清晰地了解西周時期的“冊命”典禮，商朝繁復的巫祝沒有了，代之以莊重得體的儀式。在考古出土的周代器物中，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商朝墓葬往往有大量的酒器，但是周朝出土的文物中，幾乎很少見到酒器。

雖然禁用酒祭，但是其實周人早期的禮樂制度幾乎完全借用殷禮，這是因為當時殷人的文化水平高于快速興起的周人。但周公、成王之后，周人的禮與殷人的禮差異逐漸變大。三監(jiān)之亂后，西周政局開始穩(wěn)定，需要著手消除殷商的文化影響力，因此就有了周公的“制禮作樂”。

孔子曾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意思是，夏、商、周的禮儀制度有承襲關系，其主體思想不變，變化只能用“（減）損（增）益”來形容；將來繼承周朝的朝代，就算百世以后，也還能看出它們的承接關系。因此與其說周公在“制禮作樂”，不如說周公對殷禮進行了一番改造以適應新生的政權。

孔子像

周公旦在夏商文化的基礎上進行整合、取舍、規(guī)范和定義，使之更加符合西周政權統(tǒng)治的需要。周公之“禮”，把禮原初的“事神致福”之意具體化，從規(guī)定不同身份的人等應該遵行的禮儀出發(fā)，最終成為宗法等級制度的依據(jù)和標準。與禮同源于祭祀的“樂”，經周公改造后，也得到了升華，與禮相輔相成，不可分割，演樂同樣有十分嚴格的制度，不同等級的貴族配以不同的樂舞。

列鼎制度，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禮制規(guī)定，主要出現(xiàn)在周代。根據(jù)這一制度，不同級別的貴族在使用鼎的數(shù)量上有所區(qū)別，從而體現(xiàn)出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等級差異。

編鐘 現(xiàn)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在中國古代，編鐘是上層社會專用的樂器，是等級和尊卑的象征。編鐘興起于周朝，盛于春秋戰(zhàn)國直至秦漢。

收藏于山西考古博物館的北白鵝墓地 M 1 出土的編鐘，為周代禮樂重器

按照《周禮》的規(guī)定,周朝的天子，在舉辦宴會或者祭禮祖宗神靈等時，可以使用三架編鐘，諸侯國的國君只能使用兩架編鐘，至于士大夫僅可使用一架編鐘。春秋戰(zhàn)國時期禮崩樂壞，編鐘的使用數(shù)量出現(xiàn)了僭越現(xiàn)象。

周公還將禮樂制度和尊卑制度生活化、大眾化，滲入到社會習俗和百姓生活里面。到后來，就逐漸演變成了我們熟知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一禮樂制度，是周公自上而下發(fā)起的一場制度改革，政治制度與社會禮制相輔相成、互相映襯，目的是維護父權制的社會，鞏固周王朝的統(tǒng)治。

03

孔懷之重 諄諄教誨

有人可能會疑問，何以確定就是周公完善了禮樂制度？下面我們從《尚書》入手，探索周公“制禮作樂”的源頭。《尚書》記載：“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回顧前文，西周初年周公為了鞏固周人滅商的勝利果實，對天下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分封，分封的對象主要是周人子弟和西周滅商的功臣。康叔封是周公的弟弟，素來與周公相親厚，并且很有才干，所以周公分封他到衛(wèi)國去，使其接管殷商舊地。但衛(wèi)地畢竟曾是商王朝的大本營，深受殷商文化的浸染，且對周人有著天然的敵視。能否治理好殷遺民，使其接受并服從周人的統(tǒng)治，事關西周政權的長治久安，所以康叔就封前，周公對其進行了專門的訓誡。《尚書》中的《康誥》《酒誥》和《梓材》，均是周公教導衛(wèi)康叔如何治理殷遺民的訓導告誡之辭。這些誥辭繁復周詳，叮嚀備至，生怕康叔施政不當、治殷有失，再生事變。由此不難體察出此時周公憂慎戒懼的心態(tài)，亦能折射出周人所面臨的嚴峻情勢。

周公之憂，從他對兒子伯禽的訓導中亦可看出。“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典出《史記·卷三十三·魯周公世家》。

伯禽

周公姬旦派長子伯禽（又稱禽父）去管理魯?shù)兀攪侵芄У┑姆鈬攪牡谝蝗螄遣荩У]有去封國做國君），臨行時周公告誡伯禽說：“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在全天下人中我的地位不算低了。但我卻洗一次頭要三次握起頭發(fā)，吃一頓飯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起來接待賢士，這樣還怕失掉天下賢人。你到魯國之后，千萬不要因有國土而驕慢于人。”周公禮賢下士，求才心切，進食時多次吐出食物停下來不吃，急于迎客。后遂以“周公吐哺”等指在位者禮賢下士之典實。

康叔此去，身上肩負著三項責任。《康誥》載周公之辭曰：“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因殷地剛經歷過武庚、管蔡之亂，所以康叔的首要任務在于安定殷民。在安民的同時，還應完成對殷遺的改造，使其成為“新民”，主動接受并認同周人的統(tǒng)治及其文化。只有這樣，周人才能長久地擁有天命和天下。

康叔

那么，如何才能完成這三項使命？周公教導康叔要時刻謹記“明德慎罰”四字。

經歷了商周之際歷史巨變的周公，非常看重歷史的經驗教訓。殷商王朝的后期，以商紂王為代表的統(tǒng)治者，以嚴刑峻法來維護他們的殘暴統(tǒng)治。《禮記·表記》中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先罰而后賞。”根據(jù)傳世文獻記載，商紂王發(fā)明的有“炮格之刑”，另外還有醢刑、脯刑、烹刑等。從甲骨文中可以窺探商代的刑罰和暴政：“伐”，就是以戈砍頸；“圉”，字是一個人雙手帶著刑被關起來，也就是監(jiān)獄；“羌”，字是人戴羊頭之形，在商人眼中，羌人幾乎與牲畜無異，因此每每祭祀都要以羌人來活祭。

“伐”，會意字。“伐”字由“人”和兵器“戈”組成，許慎《說文解字》認為“伐”的構型像人執(zhí)戈。

“圉”，會意字。上古的人們觸犯法律之后也會被關押起來。

周公對殷人“先鬼而后禮”的天命思想進行了反思，認為“天命無常”只是表象，天命眷顧的核心是“德”，即民心所向。天命以民心向背為依據(jù)，決定王權的興衰；而民心的向背又取決于統(tǒng)治者的“德”，于是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將殷人的“重神事”轉移到周人的“親人事”中來，從而用禮樂制度來表現(xiàn)和鞏固周人之“德”。

國學大師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稱：“周之所以綱紀天下， 其旨則在納上下于道德， 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 周公制作之本意， 實在于此。” 

在《康誥》之中，周公認為周之所以能夠克殷的原因就在于“明德”和“慎罰”。關于明德，周公告誡康叔，一定要能夠光大文王的仁德。當年文王，不僅不欺侮孤老、寡母，而且還能在人民面前平易、恭敬、謙虛。正是因為如此，才造就了西岐的繁榮。之后，武王也是因為繼承了文王的仁德，才完成了滅商的使命。如今你也要成為一國之君，一定要牢記先王的教導，以德服人。一定要關心百姓的疾苦，讓百姓能夠安居樂業(yè)。

所謂“慎罰”，主要是說要謹慎地對待刑罰，不要把刑罰作為維護統(tǒng)治的首要工具，且應“先仁而后罰”。

商人沉湎于酒，也被認為是商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傳世文獻中所記載的商紂王的罪狀之一就是酒池肉林。衛(wèi)國所在的地區(qū)有大量殷商遺民的存在，如何對待酒，也成為康叔到衛(wèi)國之后所要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為此，周公還專門寫了一篇《酒誥》來對康叔進行指導。

青銅爵 現(xiàn)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青銅爵是先秦時期重要的酒禮器，出現(xiàn)于夏代，商代達到鼎盛，西周中后期基本消失。關于爵的功能有多種說法，有專家認為它是溫酒器，祭祀的時候用來行“歆”“祼 （guàn）”之禮，“歆”是指加熱爵中的酒散發(fā)出香氣供神享用，“祼”則是將沒有蒸發(fā)完的酒以“灌地之禮”求神。

周公告誡康叔，殷商王朝之所以能被周人消滅的重要原因就是商人沉湎于酒，康叔到了衛(wèi)國一定要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切不可步商人之后塵。周公并沒有要求康叔徹底禁酒，中國文化從來都不禁酒，周公的偉大之處在于將酒納入到禮制之中，既能發(fā)揮酒的娛樂功能，又能把酒的危害降到最低。

淅川出土銅禁 現(xiàn)藏河南省博物院

據(jù)金文和古代文獻記載，周初曾經厲行禁酒，可能是出于更有效地督促民眾實行禁酒的考慮，所以把置放酒具的器座命名為禁。

大盂鼎 現(xiàn)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銘文記述了西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作器者盂所受之“冊命”。銘文自首行“王若曰”始，至第七行“故喪師已”，系西周康王向盂講述文王、武王立國之勤勉與商內、外之臣僚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國之教訓。

歷史學家錢穆在《周公與中國文化》一文中稱：“中國古史所傳述之圣人， 如堯舜湯文武， 其人其事， 傳說之色彩常勝于紀實。若論人物個性在中國歷史上之明顯表現(xiàn)，而具有真實重大之影響者， 則應自周公始。”回顧周公旦的一生，他克商伐紂，輔佐少主，東定叛亂，營建成周，制禮作樂，他以雄才大略，為維護和鞏固西周奴隸主階級的統(tǒng)治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做人做事的博大胸懷和崇高品德，也成就了一代圣人的風范，而為后代所敬仰和推崇。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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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浩.《康誥》為何把“明德”與“慎罰”并提——“古典新讀·《尚書》篇”之二[J].博覽群書,2019(07):78-81.

[3]張勁鋒. 周公史述與傳說研究[D].陜西師范大學,2021.DOI:10.27292/d.cnki.gsxfu.2019.001187.

圖片 | 董譯夫

排版 | 小謝

設計 | 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