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平/文 如果亞當·斯密活到現在，他會感到無比欣慰，因為全世界幾乎都選擇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體制具有歷史必然性，是迄今被歷史證明最有效率的經濟體制。而生活在工場手工業(yè)時代的亞當·斯密，直接觀察了來自分工的效率，從人類本性與分工及自然秩序出發(fā)，論述了市場經濟怎樣富國裕民。

當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給率先實行了市場經濟體的國家?guī)砹巳缤氏冗M行技術創(chuàng)新的個別投資者的超額回報的時候，當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經過苦苦的體制比較和體制探索而最終幾乎都選擇了市場經濟的時候，我們應該由衷地感謝亞當·斯密，欽佩他的經濟思想的偉大，他證明了市場經濟是可以富其國從而其裕民的經濟體制。

第一位經院式經濟學家

1723年6月5日，亞當·斯密出生于蘇格蘭，他的父親是當地海關審計員，在斯密出生前幾個月就去世了。他的母親是大地主的女兒，一直活到90歲，比斯密早去世6年。斯密終身未娶，他的一生如同他所設想的經濟世界一樣和諧而有序。所有的材料顯示，他似乎沒有和任何女性擦出愛情的火花，也沒有經歷過熱烈的羅曼史，他同母親相依為命，在長達60年的歲月中，對母親盡心侍奉，報答了她的養(yǎng)育之恩。

斯密曾經任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也是法學博士、皇家學會會員，是第一個經院式的經濟學家。1759年，他以《道德情操論》為題出版了他的倫理學名著，這是他此后學術研究的必要準備。使他后來名揚四海的，則是他出版于1776年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該書影響深遠，為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奠定了基礎。斯密也因《國富論》而產生深遠的影響，他的著作被譯為多種文字。

斯密自己說，他一生別無所好，最愛是書。從44歲到53歲，他嘔心瀝血，全身心地寫作《國富論》。用他自己的話講，即“研究的事情一直是自己唯一的事情，自己埋頭里面，唯一的娛樂就是在海濱散步，現在的境遇是從來沒有的幸福和滿足”。斯密的書不僅是一個偉大的思想的產物，而且是整個時代的產物，而那個時代需要政治經濟學家。如果是以前，他可能只是一個道德哲學家。

有一次，英國首相皮特正與各位要員會談，斯密也被邀請參加，當他走進屋子時，大家都站起來。斯密說：“諸位先生們，請坐下”。皮特回答說：“不，我們等你先坐下才就座，我們都是你的門徒”。

斯密治學嚴謹，堪稱楷模，他從不肯把不成熟的作品公之于世，唯恐貽誤后人。斯密在1790年7月17日去世，而在之前的1787年，他便委托友人在他去世后將他的著作草稿全部燒毀。他為后人留下的嚴謹的科學精神，同樣令人動容。

斯密給政治經濟學確定的任務是“富國裕民”。他說：“被看做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提出兩個不同的目標：第一，給人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總之，其目的在于富國裕民”。那么何以富國裕民呢？答曰：市場經濟。這是《國富論》的核心思想。斯密從多方面開展了對這一思想的深刻論述。

國富論
亞當·斯密 /著
郭大力 王亞南 /譯
商務印書館
2015年6月

利己心

利己心是斯密研究人類經濟行為、構架經濟制度的倫理學前提。如果沒有對利己心的確認，也就沒有對市場經濟體制的肯定。在斯密的全部論述里，其實都是以人們的行為模式去設定經濟體制的，這和后來的現代西方經濟學倒是如出一轍。

我們不要忘記，《國富論》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論》的作者。在斯密看來，人類行為自然地由六種動機所推動：自愛、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義感、勞動習慣和交換——以物易物即以此易彼的傾向。他這里所講的“自愛”，實際上就是利己心。他注釋道：“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主要關心自己”。

“利己心”的思想在《國富論》里得到了淋漓盡致地發(fā)揮。斯密指出，人們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地出于本意的情況下能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人們的這種行為受著一只“自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要達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他舉例地說，我們所以會從屠夫、廚師那里得到我們飲食所需，并不是出于這些人的仁慈或善行，而是出于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懷。我們與這些人打交道時也絕不是他們的仁愛，而是他們的利己之心。正如孟德維爾在《蜜蜂的寓言》里說，私人的惡德，是公眾利益。

斯密的這些分析告訴我們，就人類本身而言，人們都有追求個人利益——包括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傾向。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了實現自我利益，首先必須滿足社會的需要。如果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社會就不會需要你的產品和服務，自我利益也就不能實現。這多少有點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社會的意思，亦與馬克思的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的理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樣的過程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即冥冥之中的經濟秩序的指導，“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機制。

大量事實證明，作為研究人類行為的經濟科學，一系列分析成功的關鍵都在于是否有一個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科學假設。現在看來，斯密關于利己心的確定，是符合人類行為的基本規(guī)則的。他的理論體系后來一再被實踐所驗證，道理全在于此——因為人們總是要選擇最符合人類本性的經濟體制，這樣的體制是投入最小、產出最大從而最為有效的經濟體制。如果一種經濟體制所暗含的人的行為模式的假設與人類本性是相逆的，這種體制的組織成本將是非常大的。計劃經濟下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和一系列愛廠如家的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原因概出于此。斯密以利己心為前提進行分析的觀點或者方法，對后來的西方經濟學影響很大，以至于“經濟人”的假設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一個不言而喻的公理。這無疑是斯密的功勞。熊彼特曾經高度評價道：“正是通過斯密的著作，十八世紀關于人性的思想才傳到了經濟學家手里”。

分工與效率

《國富論》的第一章是“論分工”。在這一章，斯密用“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作為第一段，開始了他的全部經濟學分析。

斯密所處的時代是工場手工業(yè)時代，工業(yè)革命正在醞釀，科學與技術的進步對經濟的貢獻還沒有來得及充分展示，而分工和專業(yè)化所帶來的積極成果卻初見端倪。斯密有一段時間住在格拉斯哥，那里是當時蘇格蘭的工業(yè)中心，制鐵工業(yè)和紡織工業(yè)比英格蘭發(fā)達，斯密實際觀察了工業(yè)區(qū)的經濟生活，感悟到了分工的真諦。

盡管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在今天已經成為公理，然而在斯密所處的時代，把分工和效率、分工和比較優(yōu)勢、分工和市場范圍、分工和自由貿易聯系起來，展開多層面、多角度地論述，實在不失為“高瞻遠矚”，這個特有的生活背景使他滿懷豪情地謳歌分工。而斯密研究分工，首先是將其與效率聯系在一起。由于目的在于效率，因而他沒有區(qū)分企業(yè)內部的分工和社會分工。區(qū)分企業(yè)內部的分工和社會分工目的，則在于研究商品生產的根源。

對于分工與效率，斯密做了細致入微的觀察，他以扣針制造業(yè)為例指出，如果十多個工序由一個缺少專門訓練的工人承擔，則可能一天連一枚也制造不出來，更不用說20枚了。但如果10個工序由專門工人分擔，這10個工人每天可以制造出48000枚。分工在促進了效率的同時，也推動了社會進步，“在未開化的社會中一人擔任的工作，在進步社會中，一般都成為幾個人分擔的工作”。歷史已經走過了漫漫長河，在自然經濟的時代，由于基本上沒有專業(yè)分工，社會長期停滯；而后來工業(yè)社會的效率提高和社會進步則是分工使然。俯瞰歷史，我們不能不感嘆斯密在當時所展示的遠見卓識。

那么，分工的原則是什么呢？這就是現代經濟學不厭其煩一再重復的比較優(yōu)勢或要素稟賦。斯密說，在狩獵社會，一個人開始時既打獵又造弓箭，后來他發(fā)現，他更擅長造弓箭，他專門造弓箭去換獵物，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另外一個人開始時也是既打獵又造弓箭，后來他發(fā)現自己更擅長打獵，他專門打獵去換弓箭，比二者都于效率更高。于是，他們各自發(fā)揮自己的比較優(yōu)勢，然后進行交換，這樣不僅把自己的“蛋糕”做得更大，整個社會的“蛋糕”也因此做得更大。

其實，如果說人們都在“計算”，都在給定的條件下選擇最大的，那么真正的最大大概就是發(fā)揮自己的比較優(yōu)勢。許多“窮人”之所以花很長的時間等公共汽車，“富人”則為了節(jié)約時間買小汽車、坐出租車，也正是因為他們在自覺地發(fā)揮自己的資源優(yōu)勢。窮人的資源優(yōu)勢是時間，窮人的時間最不值錢，富人的資源優(yōu)勢是錢，富人的錢最不值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人、一個企業(yè)、一個國家的成功，都在于尋找到了自己的資源優(yōu)勢與市場經濟的結合點，發(fā)揮了資源的優(yōu)勢，因為只有發(fā)揮自己的資源優(yōu)勢，才會使得成本最小、收效最大。而東施效顰、抑長揚短、缺少自己的特色大概是很難成功的。這是一個企業(yè)、一個國家在制定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時特別要予以注意的。

斯密把個人之間的交換擴展到國家之間的交換，認為各國都有自己的資源優(yōu)勢，都有自己的國際分工。一種商品如果由其他國家來生產，所需的成本比本國低，那么本國就不要生產，用輸出自己最擅長生產的商品所換來的錢，購買別國的廉價商品會更劃算。因此，他不僅主張國內的自由市場經濟，也主張國際上的自由貿易。后來，斯密的這一思想被大衛(wèi)李嘉圖發(fā)展成了支配國際貿易的著名的“比較成本”學說。斯密講的是絕對比較優(yōu)勢，即鞋和帽的生產效率，甲國都比乙國高。李嘉圖講的是相對比較優(yōu)勢。雖然乙國兩種產品的生產效率都比甲國低，但鞋的生產效率相對比較高，乙國可以專門生產鞋和甲國交換。甲國鞋和帽的生產效率都高，但帽的效率更高，甲國可以專門生產帽和乙國交換。這樣兩個國家的蛋糕卻都可以做得更大。斯密是倡導無疆界的市場，倡導世界經濟一體化，然而一旦涉及到國家的利益，涉及到國家安全，自由貿易就被保護主義所替代。

分工與法制

分工引起交換，以比較優(yōu)勢為前提的分工和交換其實就是市場經濟。分工具有如此的偉大功績，因而在斯密的筆下當然是分工的程度越細、越專業(yè)化就越好了。然而，分工能否越來越細也是有條件的，因為在斯密看來，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斯密說“分工起因于交換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要受到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市場要是過小，那就不能鼓勵人們終生專務一業(yè)，因為在這種狀態(tài)下，他們不能用自己勞動生產物的剩余部分，隨意換得自己需要的別人勞動生產物的剩余部分”。

斯密舉了很多生活中近乎瑣碎的事例來說明這一道理。例如，搬運工只能生活在大都市里（就像重慶的“棒棒”），因為大都市市場廣闊，而農村市場狹小。斯密這里所講的市場范圍，指的是人們在生活中對交換的依存度、消費水平和購買能力，是一國經濟進步與否的標志。當然，分工與市場范圍是互為條件、互相促進的。在我國，當前由于人們購買力的提高、需求的拉動，涌現了很多新興產業(yè)，這就是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的現代證明。

然而，分工和專業(yè)化都是需要法律保護的，實際經濟行為與法制建設在反復的博弈中不斷完善，“法律如果不強制人們履行契約”，分工和交易將很難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必須有契約精神。

契約精神不僅體現在買賣雙方，還體現在債務人和銀行的關系上。亞當·斯密說，蘇格蘭各銀行，在一個長時期內非常明確地要求一切顧客經常要定期地歸還貸款。如果他不能照辦，那無論他有怎樣大的財產和信用，也不要想向銀行貸得一文。我們的銀行應當學一學，銀行不良貸款是銀行明知收不回來還要貸出的結果。

斯密的研究之所以從分工開始并高度謳歌分工，是因為他直接感知了他的時代，感知了分工所帶來的巨大的經濟效益，這是他的經濟學研究充滿活力的根源所在。對于我們現實的經濟學研究來說，這是具有啟迪意義的——經濟實踐永遠是經濟理論研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國經濟的發(fā)展，為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的發(fā)展準備了充分的實踐條例，剩下的就是經濟學家的研究。

在斯密看來，分工越細、越專業(yè)化越好。然而161年以后的1937年，R·科斯教授卻在他的《企業(yè)的性質》這篇著名的論文中對斯密的理論提出了挑戰(zhàn)或者修正。在這篇論文中，科斯以“交易費用”概念為樞紐指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場化的分工不是越細越好，而是應當有適度的規(guī)模。或者說企業(yè)是市場的替代，即用大型企業(yè)內部管理的“看得見的手”代替市場調節(jié)的“看不見的手”。企業(yè)史學家錢德勒通過對企業(yè)史的考察，也得出了同樣的觀點。

后發(fā)國家在發(fā)展之初都發(fā)揮了自己的比較優(yōu)勢，例如資源、勞動、環(huán)境穩(wěn)定、也可以發(fā)揮后發(fā)優(yōu)勢，但不能陶醉于比較優(yōu)勢，陷入比較優(yōu)勢陷阱。要及時轉變發(fā)展方式，把創(chuàng)新放在第一位，扎扎實實推進高質量發(fā)展。

勞動價值

斯密是從勞動分工出發(fā)來研究“什么是交換價值真實尺度”。在他看來，既然有分工，那么每個人所需要的必需品絕大部分依賴于別人的勞動，同時個人也為別人勞動。人們彼此之間要交換商品，商品交換實際上是隱藏在商品中的勞動量的交換，所以商品的價值就十分自然地取決于勞動。據此，斯密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觀點，認為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

在馬克思看來，斯密的貢獻是確認勞動決定商品的價值，缺點是沒有區(qū)分價值和交換價值，也沒有區(qū)分價值和使用價值。古典經濟學都堅持勞動價值論，勞動創(chuàng)造了社會財富。馬克思說，在價值問題上，勞動價值論并不是他的貢獻，他的貢獻只是提出了勞動二重性原理，即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馬克思還區(qū)分了價值和交換價值。看來在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的時代，堅持勞動價值論有必然性。《國富論》是關于怎樣才能富裕的經濟學，當然要研究什么樣的勞動有利于富裕。斯密有兩種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定義。第一種是他把是否能生產物質產品，看作是區(qū)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標準，認為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是生產性勞動。他舉例說，“制造業(yè)工人的勞動，可以固定并且實現在特殊商品和可賣商品上，可以經歷一些時代，不會隨生隨滅”。與此相反，“家仆的勞動，卻不固定并不實現在特殊物品或可賣商品上。家仆的勞動隨生隨滅，要把它的價值保存起來，供日后雇傭等量勞動之用，是很困難的”。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