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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其實很簡單】

陳志武/文

以前書里經常看到這樣的故事，說歷史上災荒年間，災民會四處逃難，途中如果經過少林寺或者其他寺廟，肚子餓了可以進去喝碗粥，甚至住宿休整一兩天，或者佛廟、教堂聽到哪里遭災，也會主動安排資源，前往賑災。如此等等，看起來宗教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本身似乎也是對缺乏金融保障的一種反應，就跟儒家家族組織也是對生存風險的一種反應一樣。

那么，宗教真的能幫老百姓規(guī)避風險嗎？如果孫挺的印象是準確的，宗教的保險效果到底有多大？哪些群體受益最多？尤其是，宗教跟金融市場之間在實際中真的是相互競爭嗎？今天，我們就來看這方面的研究。

教會的保險效果

第一份研究是基于當代美國社會的數(shù)據(jù)，檢驗信教是否幫美國人規(guī)避消費風險和個人幸福風險，也考察教會保險對哪些群體更加重要。

正如你知道的，美國金融市場是全球最發(fā)達的，各種保險產品、基金產品、借貸選擇很豐富。那為什么美國人還需要靠教會網絡隱含的非正式保障呢？

針對個人收入風險的金融交易，最頭疼的是兩方面擔心：一是逆向選擇挑戰(zhàn)，就是收入風險低且風險好預估的人可能不會找保險公司買收入保險，而偏偏是風險高且不好預估的人更會買保險或其他金融產品，使金融機構注定要虧損；如果這樣，沒有金融公司敢賣保險了；假如他們因此而提高產品價格，那更會把風險低的客戶擠走。再就是更頭疼的道德風險問題，因為你的收入取決于你的努力程度，如果保險公司給你提供收入保障了，你可能就會停止努力，反正有保險公司給你墊底。

所以，金融市場很難針對千千萬萬的個人提供收入保險，而一般性的股票、債券、基金等金融產品雖然具有保障的效果，但是這些金融產品的支付不跟投資者個人的收入漲跌掛鉤，因此，除非你的財富很多、能做很多基金投資，否則，即使在目前的美國，金融工具也還是不能完全規(guī)避你的各種收入風險，包括失業(yè)、傷殘、災害、戰(zhàn)爭等風險事件。普通美國人還多少要靠家族、教會和政府福利來提供額外的風險保障。

可是，教會比金融市場更能解決好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嗎？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在于，教徒每周或者經常參與做禮拜和其他教會活動，給教友很多彼此了解、增加互信的時間，這些教會活動、教規(guī)和捐款對教徒來說當然是成本投入，但這些既是對未來的保障投資，也是創(chuàng)造機會讓教友更多了解你到底是什么樣的人，讓他們更好判斷你未來收入風險的高低，監(jiān)督你是否會渾水摸魚、只搭便車等等。換句話說，教會活動雖然花費很多時間和做出各種付出，但好處是幫助降低逆向選擇風險和道德風險，減少隱形交易成本，這使教會在有些情況下比金融市場更能解決跨期交易的挑戰(zhàn)。

那么，信教帶來的實際保險效果如何呢？哈佛大學的Luttmer教授和兩位合作者在2007年發(fā)表了一篇研究。他們使用了1985-2000年間4.4萬多美國人的收入與消費數(shù)據(jù)，以及1987-88、1992-94美國兩次幸福感調查數(shù)據(jù)。他們的分析顯示，如果家庭收入下降一個百分點，那么，家庭消費平均會下降0.115%。但是，對于信教的家庭來說，他們的消費平均只下降0.069%，也就是說，信教家庭的消費會更加穩(wěn)定、應對收入下降的能力更強。

這里，你知道，如果一個家庭的消費風險完全被規(guī)避掉了，那么，不管收入下降多少，他們的消費都不會下降，消費對收入波動的敏感系數(shù)為零。從這個意義講，這三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平均而言，美國人信教能帶來40%的消費保險效果，因為信教家庭的消費對收入波動的敏感度要低40%！

信教帶來的消費保險對哪些群體最重要呢？他們發(fā)現(xiàn)，對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高中以下的白人，宗教的保險效果最高，達52.4%；而對于至少上過大學的白人群體而言，信教帶來的消費保險效果僅28.3%，要少很多。這種差別可能是因為讀書多的人，收入也高，所以，靠參與教會獲得消費保險的必要性要低。的確，對于人均年收入不到1.5萬美元的家庭，信教的消費保險效果為68.7%，而人均收入高于1.5萬美元的家庭，保險效果為20.6%。還有就是，金融資產多的家庭，通過信教得到的保險效果會越低。從這里，你也能看到為什么收入低、受教育少的人更會信教，因為他們從信教得到的保險好處顯然更多。

他們的研究也發(fā)現(xiàn)，對于美國的黑人群體而言，信教帶來的好處主要表現(xiàn)在幸福感保險方面。對他們來說，收入下降時，消費也會下降，但信教并不明顯減少他們的消費沖擊；可是，當收入下降沖擊幸福時，信教的黑人家庭受到的沖擊會少64.9%，也就是說，教會讓黑人家庭的幸福對收入波動不那么敏感，而不信教的家庭卻得不到這種庇護。可是，信教帶來的幸福保險對白人不明顯。

幸福保險為什么對黑人更顯著呢？原因可能在于，當年18、19世紀黑人被從非洲賣到美國南部做黑奴，一開始在收入和地位都很低，所以，對物質消費的偏好就不高，淡化對物質的訴求，但教會活動可以給他們帶來歸屬感和精神支柱。因而，當收入受到沖擊時，黑人家庭雖然從教會得到的消費保險不多，但教會提供的情感支援與幸福保險極為重要，而不參與教會的黑人得不到這種幸福保險。

實際上，兩位匈牙利學者利用多個歐洲國家的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信教的人承受失業(yè)、離婚、喪偶等負面事件沖擊的能力強，也是教會提供的幸福保險，緩和精神受打擊的程度。

印尼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經歷

另一份研究是芝加哥大學研究員Daniel Chen（2004）做的，他使用印尼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經歷，研究伊斯蘭教提供的保險作用。印尼總人口2.3億，87%的人口為穆斯林，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占比最高的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印尼盧比瘋狂貶值，由1美元對2400盧比跌到1美元對16000盧比，食品價格上漲1.61倍，大大沖擊印尼人的生活。那么，印尼家庭是怎么應對金融危機的呢？金融危機之后，印尼人信教的程度是否有明顯變化？

陳博士的研究發(fā)現(xiàn)，亞洲金融危機對信教的家庭的消費沖擊小于不信教的家庭，宗教機構幫助平滑消費沖擊的效果明顯。更有意思的是，對于一個家庭而言，人均非食物月消費每下降1美元，這家人參加《古蘭經》讀經班學習的次數(shù)就會增加2%。由于金融危機后，人均月消費下降3美元，因此，參加《古蘭經》學習的次數(shù)平均增加7%左右，說明金融危機顯著增加了印尼人新教的強度。金融危機中期，大概61%的印尼家庭參加《古蘭經》讀經班，到危機之后的1999年這個比例上升到71%。

另外，金融危機之前，18%的家長讓孩子在伊斯蘭學校讀書，但危機后上升到30%。事實上，伊斯蘭學校比世俗學校貴很多，而且課程沒有很好的持續(xù)性，學生隨時可以加入或退出學校，也可半工半讀，學習效果不如世俗學校。只有希望孩子變成虔誠的穆斯林的家長，會將子女送去這里。這也證實金融危機后宗教信仰強度顯著提升了。

這表明，如果一個社會經常性地遭遇災荒或金融危機，每次風險事件后信教的人數(shù)便會增加。日積月累的結果，這樣的社會里信教人數(shù)占比必然會很高。

能夠得到金融支持的印尼人，情況是否不同呢？這就涉及到宗教和金融市場的競爭關系問題。陳博士發(fā)現(xiàn)，對于能夠得到金融支持的群體而言，金融危機對宗教信仰強度的影響會低80%。尤其是，原本就能得到金融支持的印尼人，在亞洲金融危機沖擊下，參加《古蘭經》學習的次數(shù)并沒有明顯增加，信教強度沒有變化。因此，擁有金融工具的人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小，或者即使他們受到沖擊，也可以通過金融支持平滑掉危機的影響，沒必要增加對宗教保險的需求。

有意思的是，對于那些危機期間變得更虔誠的教徒家庭來說，之后，他們對金融信貸和政府救濟的需求減少40%，而不參加讀經班的家庭，之后對金融的需求僅減少6%。

其實，正如孫挺說到的，中國在各歷史時期也有過跟印尼、美國類似的經歷，在中國還缺乏金融的支持下，佛廟以及其他公益組織發(fā)揮過救急賑災的關鍵作用。雖然以前的家族在安身立命、規(guī)避風險方面發(fā)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畢竟再大的家族也難以超越數(shù)百人，而且家族成員一般生活在同一地方，當災害影響面比較大時，整個家族會同時遭遇同樣的沖擊，沒有誰能幫誰，因此，基于家族的避險效果有限，而這時候，跨越地域、跨越社區(qū)的宗教組織的保險價值就更加凸顯。北京大學顏色教授和同仁的研究表明，在1900-1920年間的中國，遭遇災害越多的地區(qū)，教徒人數(shù)增加的也越多。這印證了信教的保險效果，也說明宗教需求與災害遭遇有關，盡管兩者并非是100%相關。

今天的第一個要點是，即使在金融高度發(fā)達的美國，教會發(fā)揮的保險保障效果也非常顯著。在收入受到沖擊時，信教家庭的消費也會下降，但比不信教家庭的消費降幅要少40%。信教帶來的消費保險功能明顯。第二，從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印尼的經歷看，教徒家庭應對危機的能力高于非教徒家庭。危機沖擊之下，教徒人數(shù)和宗教信仰強度都明顯增加。信仰強度增加后的家庭，對金融的需求會減少，而從一開始就能得到金融支持的家庭，信仰強度在危機后沒有明顯增加。第三，由于一個家族的成員一般都生活在同一村莊，相隔不遠，所以，一旦發(fā)生天災人禍，家族網絡能夠提供的保險保障會非常有限。而教會網絡往往跨越地區(qū)、跨越國界，所以，基于宗教的保險可以較好地彌補家族和金融市場的不足。

（本文為向知《陳志武教授的金融課》講座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