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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方言與東吳政治

      劉剛2021-03-15 16:53

      (圖片來源:IC Photo)

      【文化的江山】

      劉剛/文

      衣冠南渡的底氣

      談起中國移民史,衣冠南渡,總是一個優(yōu)先話題,一般來說,都會提到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難那三次,那三次當(dāng)然很重要,不然的話,它們也就不會在歷史上一再被人提起,以至于普及為歷史常識。可一旦成為常識,思想反而容易麻痹,歷史上,還真就沒人問一聲:天下那么大,四面八方,四通八達(dá),士人往哪兒去不行,為什么就要跑到江南去?為什么想當(dāng)然就認(rèn)為江南人接納他們就如同天經(jīng)地義,這是哪來的底氣?

      中國士人,都是用玉文化培養(yǎng)出來的,往遠(yuǎn)里說,我們可以說到文化中國的來源上去,說到國家起源入口處江南良渚玉文化上去,靠近一點,我們還可以講一講太伯奔吳起事于東南武王伐紂收成于西北的革命傳說,說一說接踵而來的吳越春秋和楚人問鼎以及“三戶亡秦”史話,從它們留下的政治文化遺產(chǎn)中,我們便可見中原與江南同根,因此,我們能得出這樣一個結(jié)論,那就是中原是中國心臟地核,而江南則是中國魂的根據(jù)地。

      再近一點,我們就應(yīng)該說到東漢末年那有點撲朔迷離的江南山越,山越成分,雖以本土山民為主,但也有外來者加入,當(dāng)秦、漢亂世,中原士族和流民為避亂或逃難,遷徙而至,從大河上下到大江南北,擇地而居,脫離了中央集權(quán)的郡縣制戶籍管理,在山中隱逸,與山越同棲,成了后來客家人的先驅(qū),并開啟了中原官話與江南土語的磨合,六大方言區(qū)系的出現(xiàn),就是官話和土語磨合的文化成果,有了這樣的成果,才為后來三次衣冠南渡打好了底托。

      其時,山越分布范圍,東起于海,西抵湘江,北鄰長江,南達(dá)交趾,覆蓋了中國南方六大方言區(qū),包括吳語、贛語、客家語、湘語、閩語、粵語,這六大方言,都是在江南土語的基底上沉淀了各個時期的北方話以后形成的,那土語當(dāng)然就是古越語。

      山越之中,除了原有那些敗入山中的古越遺民作為本土山越,還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同歷史階段上的外來人,他們或逃難,或避亂,或占山為王,或聚族而居,成了后來客家人的先驅(qū),有所不同的是,山越時期,還是本土山越占主導(dǎo)地位,到了客家時期,本土山越已被融入六大方言區(qū)系,不再是外來人被山越化,而本地人與外來人互動了。

      我們認(rèn)為,東吳山越,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原越民,因國破而入深山,還有一部分外來人,為避秦亂避漢末之亂,逃到江南,找個“三不管”的地方,隱居起來,跟衣冠南渡關(guān)系不大。衣冠南渡,總得有個南朝在,北方世家大族,隨王朝遷徙到江南,一般不會走“三不管”的江西路線,而是往江東去,不是去山中避亂,而是往中心城市去,建立新政權(quán),所以,大體而言,南京、杭州及其周邊一帶,才是他們投入的重點。

      桃花源的方言老底子

      易中天《大話方言》說“南方六大方言中,資格最老的是吳語”,始于泰伯奔吳的句吳時期,而“楚語和吳語曾被看作同一種方言”,這也就揭示了江南土語的一個老底子,那就是吳楚方言。此外,我們還要指出南方方言的另一個老底子,即從嶺南到海南、從杭州灣到北部灣、從會稽到瑯琊那曾經(jīng)流行還在演變且與官話并行的吳越古語。

      六大方言,就是北方官話與這兩個老底子互動形成的。我們知道,中國北方其實沒有方言,要說有,那也只有一種統(tǒng)一的方言,即北方方言,實際上,就是北方各地的人們用各種不同的聲調(diào)說著同一種官話,從河北說到江南,從河洛說到江淮,說著說著,腔調(diào)就變了,變成了江淮官話,官話的標(biāo)準(zhǔn)也變了,從中原正音,變成了金陵雅音。

      方言,是人行止于一方風(fēng)土中,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自然形成的。

      官話則不然,它是由國家通過行政權(quán)力頒布、靠政治和經(jīng)濟(jì)力量驅(qū)動的、以文字為依據(jù)可以書寫的制度化語言,國家統(tǒng)一,要求語言也必須統(tǒng)一,官話就代表了這樣的統(tǒng)一性,能在官話大一統(tǒng)中仍保留了本土方言,說明這方言中,有一種獨立的故土情懷,向著統(tǒng)一顯示了高度的文化自信,當(dāng)我們向大一統(tǒng)的官話敬禮時,別忘了也要向獨立的方言致敬。

      由此方言造就的人文地理空間與自然山川同構(gòu),表達(dá)了一種獨立性的追求,六朝人在越地“人與山川相映發(fā)”,說著江淮官話和吳越古語,語言里就有風(fēng)骨,正是“我與我周旋久,寧做我”。

      從廬山到會稽山,在贛語與吳越古語的互動中,形成了江南詩意流動的空間,當(dāng)說著贛語的陶淵明,向我們講述“桃花源”傳奇時,那撲面而來的,便是山越文化理想。桃源中人,為避秦亂,隱于山野,竟然不知有漢,遑論魏晉了。但我們卻不能說他們是非歷史的存在,因為,他們只是不在王朝中國和王朝史觀里存在,卻在文化的江山里存在。

      為什么贛鄱流域的江西這片風(fēng)土?xí)a(chǎn)生“桃花源”理想?我們可以嘗試著從春秋以來的贛語的方言狀況中去理解。易中天《大話方言》之“吳楚東南圻”,提到江南本來有個吳楚方言共同體,“然而一把刀子從吳楚之間插了進(jìn)來”,“這把刀子就是贛語”。

      贛語的出現(xiàn),跟江西“吳頭楚尾”的地理位置有關(guān),原本就是個吳、越、楚交界處,按照易中天的說法,“是個‘三不管’的空子:楚不管、吳不管、越也不管”。“是空子,就有人鉆”,要不,天師道怎么一頭扎到龍虎山中?“桃花源”里的桃花,也只有在“三不管”的空子里才能“落英繽紛”……以方言為契機(jī),我們不妨問一問:那桃花源人,他們說著什么語言?是那三合一而又三不靠的新興贛語,還是在文化的江山流浪而來的客家話?此二者,皆有可能。

      這個“三不管”的空子,不僅是本土贛語生長的搖籃,還是外來的說著中原話的客家人自由遷徙的走廊,他們從河北走到江南,從山西走到江西,說著他們固有的中原話——“寧賣祖宗田,不改祖宗言”,進(jìn)入“三不管”的贛鄱大地,若繼續(xù)往前走,那就從江南到嶺南,從廬山到武夷山,客家人進(jìn)入閩、粵山區(qū),分別在閩、粵、贛三地隱居。

      “水滸”是山越傳奇

      后人大多都在談衣冠南渡,對于山越,則語焉不詳,何也?王朝史觀然。山越之路,由民間自發(fā),衣冠南渡之途,是追隨王朝的腳步,如果說“王謝風(fēng)流”是隨王朝而來的名士路線的風(fēng)向標(biāo),那么“桃花源”則反映了民心所向的山越路線的追求。

      群山之中,一切皆有可能,那里有宜于思想者開宗立派的山頭,如道教的天師道就到了龍虎山;如禪宗走江湖,在江西湖南一帶“一花開五葉”;還有宜于“小國寡民”試驗的水土及其成長的搖籃,以及思想者與山賊相結(jié)合的“替天行道”的樂園。如果說“桃花源”表現(xiàn)了山越文化理想,那么“梁山泊”則表達(dá)了山越政治主張,正是山越作為社會存在,才為“桃花源”和“梁山泊”提供了文學(xué)的原型,還為山水詩的興起,為山水畫的出現(xiàn),提供藝術(shù)源泉。

      說著方言,行走山中,從岐山到井岡山,從吳太伯到毛澤東,那方言,就成了革命話語,唐曉峰在《南方為何多方言》中,這樣說道:“在崇尚革命的年代,老革命,越老的革命者,就越講四川話、江西話、湖南話,那種方言令人敬重,很多大首長都是那樣講話,首長越大,方言越重。講普通話反而沒有意思。舉個例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南口音),在天安門上用方言一念,很有氣勢,非常首長。如果用普通話念,就是廣播員。”

      連著岐山和井岡山,還有一條路,那就是“水滸”,原本是岐山腳下的一條路,被“客家人”走著走著,就從中原延伸到吳楚方言區(qū)來了,所以,《水滸傳》這樣一本以山越為原型的從革命到招安的小說,有如瓜熟蒂落一般,在吳楚方言區(qū)里出現(xiàn)了。

      說到《水滸傳》,我們知道,它一開篇,就提起天師道,提到龍虎山,洪太尉從那里放走了天罡地煞,水泊梁山,便開始登場了!那山越氣質(zhì),化作一百零八將形象呈現(xiàn)出來,非以山賊,而是各以其英雄面目掀天揭地的出場,那是一部山越史詩傳奇,就連結(jié)局,也與山越相像,山越被東吳招安了,梁山泊亦這般下場,宿命如此,還能怎樣?

      話說山越散居山中,適逢孫策開辟江東,來與山越爭地盤,也許那時的“客家人”就將中原塢壁移置吳楚山區(qū),形成家族性武裝組織,如今圍屋,分布于贛南、嶺南、閩南,便是從那時以來以迄于今的歷史遺產(chǎn),那時的山越,便以圍屋捍衛(wèi)其獨立尊嚴(yán)。

      為了擁有獨立的空間,他們寧愿在群山環(huán)抱中尋個人跡罕至處安身,最好是能有個像桃花源那樣隱秘的生存空間起居。沒有隱蔽空間,就結(jié)塢壁,立山寨,聚族而居,宗法自治。但這要有個前提,那就是要能在經(jīng)濟(jì)上自給,江南山川富庶,冷暖可適,天時地利,宜于山居,只要能逃避賦稅徭役,就不愁過上好日子。

      可任何一個政權(quán)都不會放過他們,都要把他們趕下山來,變?yōu)閼艨凇?/p>

      據(jù)史載,那個時期,江南人口稀少,其實不然,人都跑了,跑入山中,跑到海里,沒能變成官方的統(tǒng)計人頭,東吳需要他們,可他們不認(rèn)同,好不容易從賦稅徭役中跑出來,跑出屬于自己的一方水土,他們寧愿活在“不知有漢”里,也不愿活成國家的編戶齊民,幾乎所有的政權(quán),都會把他們當(dāng)做“國賊”,采用兩手,逆之則圍剿,順之則招安。

      山越難逃王權(quán)

      東吳孫策對山越就痛下殺手。而山越,卻游擊于深山,出沒于叢林,如骨鯁卡著東吳咽喉,尤其丹陽山越,就在東吳政權(quán)臥榻側(cè),眼皮之下。若他們與北面的曹魏遙相呼應(yīng)起來,那真是東吳的心頭大患!孫權(quán)時,山越仍然“討不從命”,范圍主要還在丹陽、吳郡、會稽三地。

      他們上上下下,在山越、海越之間轉(zhuǎn)化,只要政府不來管制,他們可以非暴力,也沒有奪取政權(quán)的野心,所以,赤壁之戰(zhàn)時,東吳吃緊,無暇顧及他們,他們反倒安定,沒來與曹魏呼應(yīng),反而是孫權(quán)北伐受阻,轉(zhuǎn)帆而歸,反戈相向,要來對付他們。

      他們對東吳的威脅,不是他們要來奪取政權(quán),而是他們不認(rèn)同東吳政權(quán),不愿意做東吳臣民。那么,東吳難道就不能讓他們自治并與他們和平共處?這一問,問向王朝中國完全是多余的,沒有哪一個政權(quán)會這樣做,因為王權(quán)的傲慢絲毫不可冒犯。

      但這不妨礙王權(quán)調(diào)整政策,由圍剿轉(zhuǎn)向安撫、招安,孫權(quán)用諸葛恪之策,對丹陽山越,圍而不剿,斷其水源、食源,逼他們下山出山,再加以收編,納入戶籍,編成戶口,以擴(kuò)充兵源稅源,增強(qiáng)東吳國力,僅丹陽一郡,招安的山越有十余萬戶,東吳得甲士四萬。

      海越,也可以說是外越,針對“山越”而言時,就叫“海越”。若用王朝的眼光來看,就會把他們看作山賊,看成海盜,這里面,當(dāng)然有一種地緣政治的歧視。

      漢武帝時,以大漢之國力及其才略,解決了這兩個地緣政治難題,不光把北胡匈奴人趕進(jìn)了大漠,還把南越趕下了大海,將山越、海越的歷史問題,遺留了下來。到了三國時期,“北胡”的歷史遺留問題已被曹操解決了,而“南越”遺留問題——山越和海越,還得由孫權(quán)來解決,他們是國家資源,也是歷史包袱。

      東吳,在古越國地域興起,可以說是淮泗集團(tuán)與江東大族聯(lián)合的產(chǎn)物,其政治文化當(dāng)為漢屬,然其地緣政治,則不離越土,故可視為漢越合一的國度。

      孫氏先祖,為春秋時由齊入?yún)亲鳌秾O子兵法》的孫武,子孫世居江南,《三國志》曰,孫堅“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后也”,果不其然,他有著兵家的血統(tǒng)。年方十七,他曾與父親一道,載舟往錢塘,船行江中,遇海盜掠人財物,在岸上正分贓,同行人等皆欲止步,過往船只不肯向前,時孫堅對父說“此賊可擊”!遂操刀上岸,以手指東指西,發(fā)號施令,賊觀之,以為官兵來捕,扔下財物,一哄而逃。孫堅追去,斬一賊而還,其父驚喜,沒想到孫家數(shù)世為吏而能有此兵家虎子。

      適逢會稽人許昌在句章起義,號稱其父為越王,自稱陽明皇帝,據(jù)說附近諸縣,有萬數(shù)之眾追隨。孫堅募勇千余人,一舉滅了“陽明皇帝”,這大概是越人復(fù)國運(yùn)動的最后一聲哀鳴吧,此后山越海越起義,就不再自稱為越王之后,也不再采取復(fù)國運(yùn)動的方式。

      東吳漢越政治一體化

      可在此地興起的東吳政權(quán),是否還有著古越國的回光返照呢?

      回答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就其政治認(rèn)同而言,當(dāng)然不會自認(rèn)為是古越政權(quán)的延續(xù)與變更,理所當(dāng)然以漢家天下的一部分自居;另一方面,畢竟立國于古越舊地,古越之土與民決定了政權(quán)的基本面,由此而言,也可認(rèn)為新興的東吳政權(quán)為古越國的復(fù)興和重現(xiàn)。雖然其軍政勢力由北而南,來自淮泗集團(tuán),但其社會基礎(chǔ)卻扎根本土,基于江東大族,而孫氏家族不但江東世系,況又淮泗領(lǐng)袖,故能成其政權(quán)樞紐。

      漢與越,其實沒有那么大的差別。漢人與越人文化上的共性,應(yīng)該大于差異,地緣政治的沖突,會夸大差異性,上升到文明的沖突,以服從于政治目的。嚴(yán)格說來,漢非一種族,乃一文明之樣式,為一文化共同體。“漢”之原初,本為地名,乃漢中簡稱,劉邦以漢中王立漢朝,故又為一代王朝之國名,進(jìn)而為一國族之總稱,以至于我們今日填表,在民族一欄,都要填寫個“漢”字,表明漢族身份。

      漢非文明源頭,亦非文明母體,太史公《五帝本紀(jì)》追根溯源,覓得共同祖先——炎黃二帝,以此血緣譜系,形成漢民族共同體,凡漢民,皆為炎黃子孫。

      溯源至此,可見漢越一體。不必說炎黃時期,吳越已有良渚禮玉文化北上,由東南而西北,契合了有關(guān)堯、舜、禹傳說,且自有史以來,便以越人為夏禹之子少康的后代,《越絕書》中,越王勾踐懷之念之在斯,其從夷不從周,即以越禹為根柢。

      此源甚遠(yuǎn),近言之,則有越滅吳,楚并越,秦亡楚,而楚懷恨,誓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時,楚行越隨,越已認(rèn)同于楚,故楚誅暴秦,諸越從之,楚人項羽起兵江東,率吳越子弟八千北伐,劉邦所在沛縣,也是吳越舊地,后歸楚,雖以漢中立漢朝,但歸根到底還是楚地人文,所以,楚人漢人本為一體,而楚人中已包含了吳越。

      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政治一體化進(jìn)程,先是吳越一體,接著楚越一體,這兩個進(jìn)程,有文化認(rèn)同為前提,還算順利。接下來,秦滅楚,楚人不屈,有亡秦之志,故而歷史大翻盤,楚人奮起,滅秦興漢,開啟楚漢一體化進(jìn)程,以此而有漢民族形成。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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