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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劉剛/文

秦漢以來，中國海通，有兩個最活躍的地點：瑯琊和番禺。自從越國退出瑯琊，不斷南遷，越人終于找到了番禺復興點。

游仙也有地緣政治

當南越人以番禺為起點下南洋、下西洋時，瑯琊則以方士為主導，以游仙做號召，引誘王朝下海，先是徐福之于秦皇，從瑯琊出海，掀起了游仙第一次浪潮。漢武接踵而來，比秦皇更有氣派，分別從東、南兩個方向出海，東洋游仙，南洋招安。

招安是政治，基于國家地緣政治需要，游仙也是政治，反映了君主專制的個體性的政治需要，對于帝王來說不死是最大的政治。帝王要想不死，就得去做神仙，而做神仙，就得從游仙開始。

中國的神仙與西方的神不同，西方思想，以神為邏輯起點，神創(chuàng)世界，人是神造的，所以，人歸人，神歸神，不管是一神，還是泛神，都必須神人兩分。

中國思想則不然，世界并非神創(chuàng)，而是自然形成，不管那自然是物質(zhì)化的氣，還是思想性的道，都是可以轉(zhuǎn)化的，人通過養(yǎng)氣和得道，就可以不死，轉(zhuǎn)化為神仙。帝王在人間，威權(quán)至極，沒什么可怕的了，惟懼一死，逃死向生，惟有游仙，于是，有職業(yè)方士出現(xiàn)引導游仙。

方士，在《周禮》中，職掌獄訟，有如法官，離神仙甚遠。秦漢方士，主要來自戰(zhàn)國時期燕、齊兩地，靠近濱海地區(qū)，除了“談天”，還有“養(yǎng)生”，也是方士之術(shù)的一個思想來源。“養(yǎng)生”有三方面，一是生理，二是心理，三是道理。由身而心，由心而道，從這三個方面去修行，便立了神仙根苗。

其實，永生是個終極目標，“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誰也主導不了。人都有一死，這是常識，而超越生死，則是人的貪欲，當然我們也可以換個說法，把貪婪說成人性中本來就有的神的意志，對神的追求成了文明的動力。

人固然要有遠大目標，但現(xiàn)實更為重要，在對永生的追求中，會留下一些現(xiàn)實的成果，如秦皇漢武。《漢書·藝文志》將方術(shù)分為“方技”和“術(shù)數(shù)”兩類，“方技”包括醫(yī)經(jīng)、經(jīng)方、房中、神仙，“術(shù)數(shù)”包括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在史官文化外，又形成了一套方士文化，史官文化以儒學為宗教，方士文化則產(chǎn)生了道教。

方士的世界，是個連接世人與神仙的所在，人轉(zhuǎn)化為仙，方士是關(guān)鍵。皇帝之所以為皇帝，非以一己之力，而是能任天下士，打天下用戰(zhàn)士，治天下用吏士，欲致天下萬世，就要用方士，因為他們手握不死之方，至兩漢方士文化甚熾。如戰(zhàn)國時期齊國人方士鄒衍提出的“大九州”說，在漢代就碰到了回音壁，漢人采納其言，并且與《山海經(jīng)》的傳說相對照，發(fā)現(xiàn)，《大荒南經(jīng)》中，有“不死之國”，《海內(nèi)經(jīng)》中，有“不死之山”，《海外南經(jīng)》中，“不死之民“。那《山海經(jīng)》，淵源甚早，為上古典籍，或曰為夏禹所作，但其成書，卻是經(jīng)由西漢人劉向、劉歆父子整理。

漢代重經(jīng)學，卻又好緯學。經(jīng)學，立于國家廟堂，多做政治招牌，用儒生“以正治國”；緯學，則深居帝王密室，解讀天命暗號，故用方士暗度神仙之道。

漢人從昆侖到蓬萊，從河源到瀛海，興起了方士游仙的熱潮，那是一個像“穆天子與西王母相會”那樣的傳說與傳奇交織的想象空間，還是像張騫通西域發(fā)現(xiàn)昆侖山那樣一個通過考證可以還原的歷史存在？在方士那里，將此二者已兼容并包，神話存在與歷史存在被統(tǒng)一起來，而統(tǒng)一的方式就是游仙。張騫通西域，當然不是游仙，但同時也滿足了漢武帝的游仙感覺，看武帝用兵西域，神往昆侖和天馬，就像游仙。

除了通西域，定昆侖，漢武帝還以游仙的方式，為王朝中國出海，開辟了一個大航海時代。中國歷史上，自先秦以來就有的兩大邊患——北匈奴和南百越被他解除，他把匈奴人趕到世界屋脊的西邊去了，將百越人趕下了南海。

連秦始皇帝都沒能做到的，他漢武帝竟然做到了，兼并六國算什么？那都是打理中國內(nèi)部的事，要能開疆拓土，掃除北狄南夷，那才是真正的千古一帝！

但漢卻不能像在西域那樣，設(shè)個都護府來管理海上流民。越人“亡入海”，就是不接受中央集權(quán)，不做郡縣制里的戶口，寧愿在海上漂流，但他們畢竟是華夏族裔，懷里還揣了個赤縣神州。因此，他們是最早的華僑，帶著對文化中國的認同，在海上眺望“大九州”，他們航行，或沿海岸線，或駛向海島，或遠洋，那自由才是游仙的感覺。

往東南亞去，他們引來南洋、西洋番國，同漢朝做朝貢貿(mào)易；往東北亞去，則與燕、齊方士在渤海灣一帶接頭，忽悠皇帝出海游仙。他們的視野和格局，比生活在中原中心的中國式天下里的漢人要大得多，沒有人比他們更清楚中國在“大九州”里的位置，李白詩里說的“海客談瀛洲”的“海客”，指的就是他們。

他們不是“海內(nèi)之人”，不在先秦以來就已形成的那個“天下—海內(nèi)”的格局里，而是“海外之人”，位于茫茫大海之中，被無邊無際的流動性所包圍，這樣的空間，屬于神仙，不屬于王權(quán)，屬于神話，不屬于歷史，從未有過歷史地理標記，怎么打扮都可以，尤其適宜于扮成游仙勝地，還有仙藥、仙女……方士為他們鼓吹，吹出“海上仙人”譜系，他們?yōu)榉绞客械祝浜戏绞繛橥醭潞Ｗ鼍帧?/p>

他們之中，最為成功的仙人是安期生，據(jù)說他是瑯琊人，活了一千年，已經(jīng)活成了神仙，《史記》里面，有三處提到他，《樂毅列傳》說，樂毅后人跟他學黃老術(shù)。

黃老術(shù)，最善于因地制宜，在秦、晉之地，表現(xiàn)為刑名法術(shù)，有申、韓法家之學；燕、齊之地，表現(xiàn)為陰陽五行及方士之術(shù)，使老莊之學神仙化，化為方士與道士之學。

《封禪書》也提到了安期生，在方士李少君對武帝說了一番話中。他先說了“祠灶”——祭祀灶神，從“祠灶”開始，煉丹以取黃金，制器以為飲食，可延年益壽，用黃金養(yǎng)生，游仙也要有個“金本位”。接下來，李少君就提到了他與安期生海上相遇，說他是個仙人，知道蓬萊在那里，常來常往，但他“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是千載難逢、難得一見的仙人。

李少君死后，武帝毫不懷疑他仙化而去，還派人按照他的說法，去尋求“蓬萊安期生”，雖“莫能得”，但燕、齊海上方士來談仙事者更多了。

除了《封禪書》和《樂毅列傳》，《史記》里還有《田儋列傳》，也提到安期生，有所不同的是，前二者說他是術(shù)士，是黃老學派中趨于神仙方術(shù)的一支；而后者，卻說他是策士，對此，東坡詩曰：“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嘗干重瞳子，不見隆準公。”那“重瞳子”便是項羽，而“隆準公”即指劉邦，由此可見安期生的政治立場。作為歷史人物，他在戰(zhàn)國時，就以傳承黃老之術(shù)的術(shù)士面孔出現(xiàn)，而且在楚漢相爭中選邊站，站到了項羽一邊，卻又不為項羽所用，從此，不在小九州里爭天下，而在大九州海上游仙。

以游仙為名，王朝中國下海，那真是“無邊賞賜紛紛下，不盡財源滾滾來”，沿海方士與水上流民一道，營造一條游仙的來龍去脈，發(fā)了數(shù)不盡的神仙財。若無這樣一條游仙的財路，那些諸越遺民，豈不早就做了倭寇？

不知道安期生對項羽說了什么，讓我們試著來猜想一下吧！他也許會說：楚漢相爭，得百越者得天下，得瑯琊者得百越，而他就是瑯琊人，得他就能得瑯琊。可那時項羽正打勝仗，對用人不在意，只對自用有興趣。

果然，百越復興，甌越、閩越、南越諸國興起，項羽不用，劉邦用，致使項羽一敗，便無路可退，“至今思項羽”，就應該想一想，項羽為何“不肯過江東”？他回不去了，原因是他拒絕了百越之人，越人已轉(zhuǎn)向劉邦，他只能在兩淮間，決一死戰(zhàn)。

漢初，安期生再也沒有露過面，作為歷史人物，他已被終結(jié)在《史記》與《漢書》里，可作為神仙，他還有傳說在流傳，以至于武帝多次出海，都跟他有關(guān)。

武帝出海，為何要打他的旗號？那是因為他是秦漢之際中國夷越海洋文化的代表，是茫茫大海上，那些人數(shù)不知到底有多少的水上流民世世代代追隨的龍首。

巡海：把中國海岸線統(tǒng)一起來

武帝從未去巡游長城，何以他要一次又一次巡海？

陸防，海防，秦漢以來就有。陸防，要據(jù)河套，扼住匈奴咽喉；海防，應駐瑯琊，抓住百越龍頭。陸防有邊疆，可筑長城。大海無疆，茫然無防，惟有游仙。

所以，武帝巡海，打的都是游仙的牌，既能適應自我神化的心理需求，也給沿海居民和海外流民帶來了生意。他在位54年間，至少有7次出海，每一次，都要拋金撒銀于海上，制造財富狂歡，別以為皇帝只是在玩過把癮的神仙游戲，游戲中，有對國防的推動，有與之相關(guān)的海防工業(yè)的發(fā)展，如出海之于造船業(yè)，煉丹之于鑄鐵業(yè)。

漢代造船，多造“樓船”，并以之為水師名。水兵曰樓船士卒，將校也冠以“樓船”稱謂。船高十余丈，船體分三層，第一層“廬”，“像廬舍”一樣，第二層叫“飛廬”，第三層稱“雀室”，相當于瞭望的哨所，“如鳥雀之警示也”。作為戰(zhàn)船，三層都有女墻防衛(wèi)，蒙上皮革，以抵擋矢石，以防火攻，同時還可作射擊掩體。

據(jù)《史記·平準書》載，漢代大造樓船，起因于“越欲與漢用船戰(zhàn)逐”，所以武帝下令在“八水繞長安”的皇家上林苑內(nèi)，鑿昆明池，造樓船，練水師，準備與諸越?jīng)Q一水戰(zhàn)。

于是，昆明池中，旌旗招展，不時有樓船出現(xiàn)，有時多至百艘。

漢代水戰(zhàn)，一如其馳騁大漠，長驅(qū)萬里，也是縱橫四海，所向無敵。本來，漢家軍備，馬遜于匈奴，船不及百越，至武帝時，漢騎不僅配以馬鞍、馬鐙、馬蹄鐵，執(zhí)大漠牛耳，漢水師也以樓船過江出海，居高臨下，取得了全面的壓倒性的優(yōu)勢。

漢水師約20萬人，據(jù)說，一次戰(zhàn)役，可出動樓船2000多艘。可樓船是戰(zhàn)船，不能用于皇帝巡海游仙，更何況上林苑本是皇家園林，鑿個池子，一展水師，是廣告天下，漢家要對諸越用兵也，不能真的把它當做水師基地，其實，它更像是游仙基地。

上林苑最耀眼的是那艘“豫章大舡”，比樓船更大，據(jù)《太平御覽》說，可起宮殿，置萬人。這就比希臘化時期那艘托勒密巨艦還要大了，那是一艘四十列槳的雙體戰(zhàn)船，普魯塔克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中提到了它，說它長128米，有槳手4000名，帆手400名，士兵2850名，船員共計7250人，若按人頭這么一算，就比豫章大舡差得很遠，但人家是真正的出海戰(zhàn)船。所謂“豫章大舡”，也就那么一說，沒個具體數(shù)字出來，征信不足。

不過，昆明池里的演練景象恐怕中外第一，忽而樓船上，戰(zhàn)士搖擼，擂鼓催軍陣；忽而“豫章大舡”上，宮女棹歌，清音繞宮觀。軍演之外，還演游仙，更以游仙宣示大漢制海權(quán)。

漢代，“一艘載一千人”的船，大多是樓船。豫章，為當時水師基地，也是造船基地，所造之船，多為樓船，這跟它在江南的地理位置和戰(zhàn)略地位有關(guān)。

漢伐諸越，有兩個戰(zhàn)略要地，諸越地域分布，由東南而西南，從甬東到北部灣，經(jīng)由甌越、閩越、南越直至越南，所以，漢要有東南和西南兩個地緣政治的抓手。

一手抓西南，抓手即昆明池，所以在長安上林苑里鑿昆明池。漢代，所謂“昆明”，并非地名，而是族名，是西南夷族群的一支，聚族于滇池邊而居，故稱其所在地為“昆明池”。

另一手抓東南，抓手為豫章，故設(shè)樓船軍于豫章，以楊仆為樓船將軍，同時，在昆明池中央造“豫章觀”之觀禮臺，并建造豫章大舡為大漢巨艦，為巡海浮宮，不僅以之能戰(zhàn)——“控荊蠻而引甌越”，還以之能游——“襟三江而帶五湖”，以游仙宣示大漢制海權(quán)。

漢伐南越時，以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水陸并進，直抵番禺，另一路，以楊仆為樓船將軍出豫章，溯贛江而上，過大庾嶺，入海，從東南方向，經(jīng)由沿海，會師番禺，樓船先至，圍而不打，斷南越人下海路，以待伏波將軍合圍，兩面夾擊，一舉滅之。

南越國滅了，南越人紛紛下海，尤其外越，更是放浪于海外，若論倭寇源流，南越流民以及外越之人，當為其中一脈，因此，漢武帝游仙，除了想要過把神仙的癮外，還有這么個以游仙招徠流民、以巡海肅清海疆的國家理由。所以，明知方士里有許多騙子，他也會賜金賞銀，樂之不疲，當然，也為海外流民留一條財路作為臍帶，維系著他們與大陸母體不棄的血緣和地緣情懷。

南海搞定了，還有北洋。據(jù)說，他七次巡海，可一次也沒到南海來，這當然跟游仙的目標有關(guān)，因為蓬萊在東瀛，不在南海，也跟地緣政治有關(guān)，因為北洋還有隱患，在大漢天子的海岸線上，居然還有一個國家在探頭，那國家就在朝鮮半島上，扼著渤海灣通往日本海的游仙的咽喉，如果朝鮮半島向那些漂泊的水上流民招招手，讓他們都去做海寇，那真是不堪設(shè)想！漢武帝要將朝鮮半島上那顆地緣政治的釘子拔掉，免得它將水上流民變成倭寇。

漢武帝巡海，以游仙為噱頭，東臨齊地時，竟有上萬人紛至沓來，大談海上的故事，竟為時尚。武帝用大船隊載數(shù)千人隨他同赴蓬萊，而他本人，則御駕那艘巡海浮宮——豫章大舡，沿著環(huán)渤海灣巡行。

巡行了兩趟以后，他就出手了，從山東和遼西海陸并進，水師統(tǒng)帥，還是那位樓船將軍楊樸，適逢朝鮮內(nèi)亂，將其一舉拿下，不設(shè)屬國，改立郡縣，將整個朝鮮半島分為四郡管理，即樂浪郡、玄菟郡、真番郡、臨屯郡，直到公元四世紀高句麗和百濟在半島上立國。

這樣，漢武帝就把從渤海灣到北部灣的18000多公里的大陸海岸線的海權(quán)統(tǒng)一起來了，將中南半島和朝鮮半島這一南一北兩個半島也用中央集權(quán)的長臂管轄起來。

至于島岸線，他就管不到了，那里的海權(quán)，就用游仙和朝貢貿(mào)易的影響來維系。后來，感到維護成本實在太高，他游仙也已經(jīng)游不動了，就對群臣嘆息道：從前我愚惑，為方士欺騙，天下哪有什么仙人？全都是妖妄，還是節(jié)食服藥，少得點病就行。他一弛一張，能收能放，拿得起放得下，這是他與不到蓬萊不死心的秦始皇帝不一樣的地方。

漢武帝一死，游仙也就停止了。上林苑中，昆明池里，也不再操練水師。隨著道教組織興起，濱海地區(qū)的方士也被組織化了，方士改稱為道士。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前六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