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萬松書院）

【文化的江山】

劉剛/文

書院，是開放社會的標志，是思想者的家園。統(tǒng)治者有王朝，思想者有書院，從書院里可以聽到思想的述說。

在《中國書院史》里，作者鄧洪波描述了有宋一代書院分布的情況，宋有書院720所，分布在今日中國19個省區(qū)，南到海南、香港，北到河北。其時，書院可以分作三個人文地理帶，一是黃河流域書院帶，約有30余所，以河南為中心，著名者有嵩陽書院、應天書院；二是長江流域書院帶，約有500余所，尤以江南為盛，以廬山為中心，形成東西向與南北向相交的書院十字架地帶。往東，從廬山到會稽山，形成了陸王心學的思想山川。往西，地接衡廬，由程朱理學一貫三，把廬山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衡山石鼓書院連接起來，開辟出內(nèi)圣外王的思想路線。向南，從廬山往廬陵，從白鹿洞書院到白鷺洲書院，這一線造就了隱士與烈士的精神家園；三是嶺南及沿海書院帶，約有100多所，以閩、粵為重點，為近代化的到來預留了發(fā)展空間。

由此可見，中國書院主要在江南，以江西為中心，向全國發(fā)展。

滾滾財源入贛鄱

但凡書院中心，必有三多：錢多，書多，讀書人多。而此三多處，除為當時經(jīng)濟中心和文化中心，亦必為一人文地理樞紐。唐代王勃言江西水利，“襟三江而帶五湖”，意其位于江南，襟帶長江，連東吳出東海，西涉湘鄂，可入川滇。尚未言其內(nèi)有贛江，從嶺南到江南，溝通珠江和長江，順勢而北，可直抵中原。由此而南，則出河源下南海；而下一句“控蠻荊而引甌越”，則言江西之地利。其北控荊楚，南引甌越，東南向出武夷而入閩境，南向過梅關而臨粵海，于閩粵兩地，皆有通道入海。

更何況宋代基本國策，是向北防御往南發(fā)展，從河北到河南，從河南到江南，從江南到嶺南，從嶺南下海，開拓海疆。由打通西域絲路，轉向開發(fā)西洋瓷路，在這個戰(zhàn)略轉型中，江西，以其江南樞紐之地位，連接河南和嶺南，溝通江河與湖海。

當時的通商口岸，有廣州和泉州。海貨上岸，多走江西，由贛江北上，通過鄱陽湖，進入長江轉入運河，北上至汴河，就到了汴梁。產(chǎn)品外銷，也是走運河-長江-贛江一線，過嶺南后出口，太湖流域的絲，鄱陽湖流域的瓷，行銷世界各地。尤其瓷，后來居上取代絲，成為了“中國”代名詞——China。

試以景德鎮(zhèn)瓷業(yè)為例。景德鎮(zhèn)被廬山、黃山和三清山環(huán)抱，以道教說法，那便是個洞天福地。對于外來者有一定的區(qū)隔與屏蔽作用，歷代戰(zhàn)火，無及于此。

可由內(nèi)而外也很通暢，不僅內(nèi)地走江湖，能“財源茂盛達三江”，其于國際貿(mào)易亦能“生意興隆通四海”。有人統(tǒng)計了景德鎮(zhèn)的瓷器出海線路，計有六條。這六條都從昌江出海，其中，四條出南海，兩條出東海。出南海的，一條走贛江出海，另有三條走撫河出海。出東海的，一條從長江下游出海，另一條從新安江出發(fā)，往錢塘江出海。

巨額貿(mào)易順差，使贛江、撫河成為黃金水道，滾滾財源順著江河，流入贛鄱大地。王安石就在貿(mào)易順差里長大，還在11世紀，他就從中嗅到了重商主義，書院也跟著貿(mào)易順差，一個接著一個興起。不說別的，就一個產(chǎn)品——瓷，養(yǎng)了江西多少進士？

當然還有書院，朱熹從廬山到武夷山，走的應該就是撫河一線。他走下山來，走向海邊，走到福州、漳州、泉州，走出一條連山通海的書院路線，把書院從山林湖畔，辦到沿海岸邊。朱熹一生開辦、修復、主講了70所書院，最重要的書院有兩所，那就是岳麓書院和白鹿洞書院。雖然早在他以前兩書院就已存在，但直到他出現(xiàn)，才成為了中國文化的標桿。岳麓書院的朱張會講和白鹿洞書院的朱陸會講，開啟了思想共和的新紀元，尤其在白鹿洞書院，朱熹立學規(guī)，明宗旨，定制度，形成了思想共和綱領和學術開放原則。

北土中國書院花

朱子至死，有一心愿未了，他多想率領一支書院新軍，以學術開放為矛，思想共和為盾，代表文化中國出征，以書院的形式北伐，從江南到江北，從淮南到河南，從河南到河北，從大河上下到長城內(nèi)外，像岳飛“還我河山”那樣，“還我文化的江山”。

這一天終于等來了，等到宋理宗為他“平反”時，北方的蒙元亦已認同了朱熹。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第一個響應他辦書院的，竟然是大漠天驕窩闊臺。

大汗有一名漢人養(yǎng)子，名叫楊惟中，是蒙人滅金時窩闊臺收養(yǎng)的孤兒，長大后，被窩闊臺重用，史載他“知讀書，有謀略”，大概也受到了王子般的教育。大漠里竟然出了一個讀書人，那人必定是一粒天生的讀書種子。

讀書的種子既已問世，就要有文化的江山供他生根、發(fā)芽、開花。

他要將自己播種在哪里？他是北人，所以首先想到中原，中原有伊洛之學。接著便想到了江南，因為文化的正統(tǒng)性已從中原轉移到了江南，伊洛之學在江南發(fā)展為朱子之學，代表伊洛之學的嵩陽書院，在江南發(fā)展為岳麓書院和白鹿洞書院。因此，他要在北土中國也開一朵書院之花，一朵像岳麓和白鹿洞那樣的書院之花。在燕京，他相遇了另一位中原人士，那人名叫姚樞，兩人一見相知，遂共圖文化中國復興之大舉。

剛好皇子闊出用兵，南下中原，楊惟中受命，隨軍行中書省事。此次南下，他一身二任，一任在王朝，他要助北蒙統(tǒng)一中國；一任在文化，他要以書院的形式復興文化中國。他認為，書院傳道繼學，當如岳麓白鹿，以為天下標準，使學者歸往。

此行，姚樞于刀兵水火中救了宋儒趙復，據(jù)《宋元學案》，元師伐宋，屠德安今湖北安陸，姚樞奉詔求儒、道、釋、醫(yī)、卜者，適逢趙復被俘，“樞與之言，奇之。但復不欲生，月夜赴水自沉。樞覺而追之，在積尸間，見復解發(fā)脫屨，呼天而泣，樞挽之出。”當時，南北不通，程、朱之書不及于北方，姚樞正協(xié)助楊惟中建太極書院，立周敦頤祠，選取二程、朱熹遺書八千余卷，有請趙復講授。姚樞“首受其學”，從學者達百人，從此，理學復興于北蒙。

趙復又本照伏羲、神農(nóng)、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回、孟子所以垂世立教，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所以發(fā)明紹續(xù)者，作《傳道圖》，且列書目于后，由此程、朱之學在北蒙廣為傳播。趙復曾被元世祖召見，世祖問“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答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屠父母者”。世祖義之，也就不勉強他了。

黃百家說，北方久為異域，與中國聲教不通，自趙江漢（趙復），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黃百家是黃宗羲的兒子，父親的未竟之業(yè)和未了之志，由他來繼承，黃氏父子同處于明清之際，其際遇與宋元更替，何其相似！總之，要重啟書院，留住文化的根，最后的勝利，必定屬于文明。

中國思想者，文明“未亡人”，以思想的傳播和書院的拓展，收復國土和國權。蒙元重武輕文，其于武力方面，對漢人管控甚嚴，連每家每戶的菜刀都要管。在文化方面，則放任自流，任其發(fā)展，最好讓漢人都入書院，在讀書中而非馬背上，度過一生。而這正中“未亡人”下懷，于是，大辦書院，開辟了一條新的思想戰(zhàn)線。

蒙元對此反而網(wǎng)開一面，欲使?jié)h人盡入書院彀中，納入他們的文治安排，在文化中趨于文弱，蒙元貴族起于牧武，不解耕讀，因而認為文弱可以欺負。文何至于弱？此乃蒙元大錯覺。當《正氣歌》傳入北土，當程朱理學君臨北國，重新喚醒了北人的中國意識。自從南宋秦檜與金人定了個“南人歸南，北人歸北”的和約以來，斷了北人南歸的路，北人就不得不與南人分開而被“去中國化”了。

蒙元王朝謀正統(tǒng)

蒙元統(tǒng)一中國，都道是武力取勝，然而，都未深究其所以然。也沒問一聲：何以窩闊臺與蒙哥汗皆敗，而元世祖忽必烈能成？

個中緣由，在于忽必烈完成了轉型，將蒙宋兩國戰(zhàn)爭，轉變?yōu)橹袊鴥?nèi)部的南北朝戰(zhàn)爭，而忽必烈本人，也從蒙古大汗向中國皇帝轉化了，使北蒙對南宋戰(zhàn)爭，具有了中國歷史的爭正統(tǒng)的性質(zhì)，他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法寶，就是用北人打南人。

百年之后的北人，雖與南人同屬一個中國，但相去已久，分隔已深，且已奉蒙元為正統(tǒng)，故其欲以北朝自居，而與南宋爭天下之心常在，躍躍而欲試矣。他們參與到宋元戰(zhàn)爭中來，將戰(zhàn)爭納入了中國歷史傳統(tǒng)。

元朝在中國的出現(xiàn)，可以說是北人在政治上的一個成功，它使得戰(zhàn)爭的性質(zhì)發(fā)生了根本轉變。宋元之戰(zhàn)，不再是如漢與匈奴、唐與突厥那樣的戰(zhàn)爭，而是變成了中國內(nèi)部的南北朝戰(zhàn)爭，蒙元與北人結成了最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其勝利之本。

南宋之所以失敗，就因為失去了北人。當宋元聯(lián)手滅金時，宋本已趁機收復中原，但似乎并未得到中原民眾的響應，蒙元一反攻，宋師就退回了南方，從此，開啟了宋元四十年戰(zhàn)爭。戰(zhàn)爭進行分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窩闊臺時期；第二階段，是蒙哥時期；第三階段，是忽必烈時期。前兩個時期還是大汗制，到了第三階段，就開始了從大汗向皇帝轉移。

大汗與皇帝不一樣，主要是權力的來源不一樣，雖然都是家天下，但大汗產(chǎn)生是通過部落式的家族民主制議會——忽里勒臺大會選舉產(chǎn)生，帝國則采取兄弟共和的聯(lián)邦形式，成吉思汗、窩闊臺汗、蒙哥汗都是這么產(chǎn)生的。到忽必烈時，他因常在漠南漢地經(jīng)營，受了儒術影響，便自稱大汗，由于未經(jīng)忽里勒臺大會選舉，干脆改稱皇帝。

而皇帝與大漢不同，大汗由選舉產(chǎn)生，皇帝則以世襲制。大汗制采取聯(lián)邦共和，皇帝則以君主專制。忽里勒臺大會因而解體，忽必烈在統(tǒng)一中國和統(tǒng)一大漠之間作了取舍，他選擇了做皇帝統(tǒng)一中國，故其生前和死后，都未能在整個大漠行使最高的統(tǒng)治權力，亦不被四大汗國認可為“大蒙古國大汗”。直到元成宗時，經(jīng)過鐵堅古山一戰(zhàn)，元朝得勝，乘勢與四大汗國達成和議，四大汗國從此承認元朝皇帝世襲“大蒙古國大汗”稱號。

為統(tǒng)一中國，忽必烈改制，把大汗改成皇帝。大汗要選舉產(chǎn)生，皇帝則可以世襲，哪個帝王經(jīng)得起這樣的誘惑？所以，他把政治中心從大漠向中國轉移，寧可不做蒙古大汗，也要做中國皇帝。為了當皇帝，他可以改國號，接受中國儒士建議，改國號為“元”。

胡人對“元”字有獨鐘，還在隋唐以前的中國南北朝時期，就有北魏孝文帝漢化改制，讓鮮卑人改用漢家姓氏，皇族拓跋氏就改姓為元，而蒙人則以國號為元。

歷朝歷代，本來都是以自己在王朝中國里的出身為本朝國號的。漢朝是以漢王出身，唐朝以唐國公出身，宋朝在宋州起家，唯有元朝，在王朝中國里沒有來歷，但它卻有著文化中國的依據(jù)，它出自《周易》“大哉乾元”之元，對文化中國的認同，使它進入了中國歷史傳統(tǒng)，又從歷史傳統(tǒng)中，獲得了王朝中國的北朝身份。

有了北朝身份，它就能爭取北人支持。宋元對峙，勢均力敵，誰能得到北人支持，誰就能取得最后勝利。窩闊臺和蒙哥時期，元朝未立，故宋元之戰(zhàn)難有結局，蒙哥合州一戰(zhàn)，甚至命喪漢地。到了忽必烈時期，元朝興起，才從國力上對南宋形成壓倒優(yōu)勢——蒙人加北人大于南人，而且出現(xiàn)了中國歷史上才有的奇觀：文化中國北上與王朝中國南下。

蒙元沒有王朝中國出身，故亟需文化中國確認。還在南宋滅亡之前，朱子就被北方士人擁戴，朱子之學就被蒙元王朝定于一尊，連朱子在南宋的悲慘遭遇，也成了蒙元聲討南宋并南下征伐的理由。于是，書院北上，蒙元南下，如此南來北往，中國就統(tǒng)一了，當蒙元恢復科舉時，便詔以朱子《四書集注》為準試取士子，把朱子之學定為科場程式。

朱熹勝利了，不僅在于王朝中國對他的認同，更在于他的弟子們衍生了一支文化中國的思想大軍，用他的思想——理學、以他的書院，北定中原。

蒙元王朝，以理學和書院，確認了它在文化中國的正統(tǒng)性。

今古都輸夢一場

北人早已斷了南望王師的念想，但他們卻看到了王道南來，重現(xiàn)文化中國的景象，而這一切卻是蒙元帶給他們的當時最先進的思想和文化。

南下滅宋的張弘范，就是北人。他死后，有人罵他“不是胡兒是漢兒”，就是站在了籠統(tǒng)的宋人立場來看他。其實，自秦檜提出“南人歸南，北人歸北”的主張，宋人的范圍就縮小到南方去了，北人已不在宋人之列，河北的人歸金，河南的人歸齊，齊是由金人冊封的劉豫政權。所以，把張弘范當作宋人，是文化上的一廂情愿，并不符合歷史事實，說“宋張弘范滅宋于此”，那樣的反諷毫無意義。

張弘范非宋人，但他卻是文化中國人，他對宋朝沒有感覺，但對于江南卻不能無動于衷，他在《過江》詩中，宛如國殤般吟曰：“磨劍劍石石鼎裂，飲馬長江江水竭，我軍百萬戰(zhàn)紅袍，盡是江南兒女血”，好個“江南兒女血”，都是王朝造的孽！

南下之初，他有《木蘭花慢·征南》詞一首，曰：“混魚龍人海，快一夕，起鯤鵬。駕萬里長風，高掀北海，直入南溟。生平許身報國，等人閑、生死一毫輕。落日旌旗萬馬，秋風鼓角連營。炎方灰冷已如冰。余燼淡孤星。愛銅柱新功，玉蘭奇節(jié)，特請高纓。胸中凜然冰雪，任蠻煙瘴霧不須驚。整頓乾坤事了，歸來虎拜龍庭。”戰(zhàn)后，他對戰(zhàn)爭進行了反思，詩句“十年鞍馬是非場，虛名半紙多幾張”，已透露出人生的無奈與無聊，他嘆曰：“世事莫論量，今古都輸夢一場，笑煞名利途上客，干忙！千丈紅塵兩鬢霜”。北歸后，他被身病與心病夾擊，殉了王朝中國。被他帶到燕京的文天祥，也以一死殉了文化中國。此二人者，可為當時兩個中國的代表。他們的死，也都死得其所，張弘范以一死，統(tǒng)一了王朝中國，而文天祥的死，則預告了文化中國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