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方式研究院/文 沈愷偉的原名叫Christopher St. Cavish，來上海時，他24歲，那是2005年。他帶著一個小行李箱，以及一張和許多老外一樣茫然的臉，坐上了去市區(qū)的車。

在他的記憶里，“當(dāng)時這座城市并不像現(xiàn)在這么光鮮亮麗，它更粗糙，有很多建筑工地”。香格里拉酒店周圍是平地，環(huán)貿(mào)iapm商場的原址也是個半露天的市場，售賣服裝，當(dāng)中有不少都是假名牌兒。

那個時候，上海只是具備了它的基本輪廓，有辦公樓、商場、高架路，還有兩三條穿行在城市下方的地鐵線路。這些上海市民更清楚的細(xì)節(jié)，沈愷偉都記得，畢竟，“這也不是多么久遠(yuǎn)的事”。

來中國前，這位美國邁阿密青年也在其他國度留下足跡。他去過拉美，到過泰國，在中國的版圖上，他最先踏上的土地是香港。無論在哪兒，沈愷偉的職業(yè)基本都一樣——廚師。為了生存，他在上海延續(xù)了這一選擇。

沈愷偉不算科班出身，但他有自己的職業(yè)策略——免費給人打工。沈愷偉說：“和正規(guī)教育相比，我更想要實際的經(jīng)驗。我在學(xué)校的成績還不錯，但經(jīng)常覺得很無聊。我當(dāng)時很年輕，有時間、有精力去獲得一些和廚師相關(guān)的知識，那在當(dāng)時是我最看重的事情，我也很高興這么做。”

哪怕放到現(xiàn)在，他依然愿意。于他而言，那樣的生活，意味著“充實、多樣與激動人心”。他不在乎錢多錢少，只在乎讓他擁有更多有趣的生命體驗。當(dāng)然，這種隨性有相應(yīng)的代價，他“很難存下錢，也沒法買理想的房子或者過理想的退休生活”。不過，他好像總有辦法支付租金和保持激情。在他的心里，只要能探索更多事情，這一切就是值得的。

沈愷偉作品《洋盤》。（圖/由被訪者提供）

在異國的頭一年，往往是艱難的，沈愷偉也是如此。在廚房里，他是初級副廚師，一個“中低層管理人員”。依照職位等級，在他之上的人，叫保羅·派瑞特。保羅總會大發(fā)雷霆，分別朝著廚師、服務(wù)員、沈愷偉，或者同時對三個人大喊大叫。

年輕時，那是某種“苦難”；但現(xiàn)在看，沈愷偉能理解：“在上海的第一年，保羅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要向很多人證明自己，包括香格里拉的老板，包括他自己。”工作6個月后，沈愷偉忍無可忍，向保羅喊出“渾蛋”，兩人大吵一架，最后以互相尊重為結(jié)局，達(dá)成和解。

兩人的交集不盡然是差勁的。作為第一次來上海的老外，他們互相為對方推薦餐廳。彼時，“俏江南”方興未艾，沈愷偉見過店家在桌上用新鮮的豆?jié){做豆腐，他把這種做法告訴了保羅。保羅在休息日前往，點了一份用草莓裝飾的牛排，結(jié)果可想而知。第二天上班，保羅所使用的話語中，為草莓添加的形容詞是“該死的”，沈愷偉深受嘲笑。此后許多年，這都是兩人之間的笑談。

沈愷偉非常喜歡看街頭或露天場所的人們的生活，尤其是在夏天，從壽寧路的小龍蝦街，到三牌樓路、四牌樓路的露天小館子。天氣稍涼一些，人們晚上在路上散步鍛煉。這些東西，廚房里都沒有。不久后，沈愷偉離開了后廚。走出那間小屋，更廣闊的上海也迎面而來。

2006年夏天，沈愷偉和一位名叫杰夫的新朋友提起一件事：他想買輛電動三輪車，騎上它，往上海之外跑，“能開多遠(yuǎn)就多遠(yuǎn)”。某天深夜，杰夫向他提議，為何不開一輛真正的摩托車。那時，青藏鐵路全線通車不久，先騎車去青海，再坐火車去拉薩，少有人這么做。

沈愷偉喜歡“充滿冒險的生活”。他沒過多考慮，買了輛挎斗摩托車，簡單調(diào)試后，便從上海出發(fā)，向中國西部行進(jìn)。沈愷偉懂一些基本的修車技巧，但應(yīng)對惡劣的路況，還是顯得捉襟見肘。

在沈愷偉的筆下，類似的鮮活人物，還有手工鐵鍋匠、拉面師傅等，不一而足。（圖/由被訪者提供）

沈愷偉抵達(dá)甘肅時，車燒壞了，剎車片失靈。起先，遇到的修理工告訴他沒有配件，但在他的施壓之下，修理工還是修理好了他的那輛“老古董”。在當(dāng)?shù)兀驉饌サ拿婵滓齺砹嗽S多人的關(guān)注。在他的書作《洋盤》中，他這樣寫那段經(jīng)歷：

“他們想象不出來我來自何方。我也想象不出來他們能和我玩出什么花頭。他們不走動，也不言語，只是盯著坐在凳子上的我看。當(dāng)時沒有手機(jī)可以玩，沒法在微信上聊天，啥也干不了，只能和他們大眼瞪小眼，或是壓根兒不去看他們。那群人讓我很緊張。那種好奇心讓人感覺不太友好。”

這是他在最初決定冒險時沒有想過的。與此同時，他也有了與中國相關(guān)的更多真實見聞：

“我住便宜的旅館，晚上為一家英文網(wǎng)站寫寫旅途感想。在陜西，我看到了幾次嚴(yán)重的交通事故，還有穆斯林的送葬隊伍。在甘肅，我在麥積山的佛教石窟群休息了一天，在蘭州的馬子祿，吃到了生平第一頓地道的拉面——就在汽車壞掉，但我活著下山之后的幾天里。”

十幾年過去，再回溯這段經(jīng)歷時，沈愷偉在采訪的郵件中這樣回復(fù)：“雖然現(xiàn)在年紀(jì)大了，沒那么愛冒險了，但我還是會以自己喜歡的方式尋找冒險。我會確定自己有健康保險。（騎挎斗車探索的經(jīng)歷），我最大的收獲就是走出了上海，看到了中國的不同面。”

同樣是在2006年，沈愷偉交到了另外一些朋友，他們把他拉進(jìn)了一個圈子。在那個圈子中，大家說英語，“我們”是出現(xiàn)頻次最多的主語。正是在那時，沈愷偉意識到，這當(dāng)中存在著某種邊界——一邊是現(xiàn)實世界，另一邊是在華外籍人士自己建構(gòu)出的空間。

慢慢地，沈愷偉發(fā)現(xiàn)，“到處都有泡泡圈”。在《洋盤》中，沈愷偉總結(jié)了幾條專屬于泡泡圈的“規(guī)則”。

第一條是“中國通”。在這一規(guī)則下，有一條清晰的鄙視鏈存在：“參與這種社會競爭的包含但不限于在中國待足一年的人，沒有最低時限。在中國生活了6年的外籍人士會看不起在中國生活了6個月的外籍人士，以此類推，在中國生活了6個月的外籍人士又會看不起在中國生活了6周的外籍人士。來了6周的老外會自我安慰：反正我不是游客。游客則被徹底忽視。”

第二條是“外籍專家”。英語老師在圈內(nèi)地位最低，原因很簡單：“除了生來就會的語言，沒有其他技能。”在這之上，是外籍中產(chǎn)階層，往往是媒體、廣告、公共關(guān)系等行業(yè)的從業(yè)者。最頂端是老板，“他們想過的生活和在母國的老日子沒差別。他們熱愛泡泡圈，并且是圈里的國王”。

第三條是“你會說中文嗎？”。顯而易見，即使不在圈子當(dāng)中，人們也能理解其意義——“外籍人士都知道，中文能力最能表現(xiàn)你融入中國的程度，以及對中國有多大程度的認(rèn)知。中文說得多流利，等同于你有多了解中國。”

回答“在泡泡圈的規(guī)則下，你得到了哪些便利？”的問題時，沈愷偉很坦誠。他說：“這個圈子是很舒服的，只是不和中國產(chǎn)生交流。在這個‘無人之地’，你很容易在中國生活很多年，卻與中國、中國人或中國文化不產(chǎn)生任何關(guān)聯(lián)。”

顯而易見，如果沈愷偉沉浸其中，或是將其純粹地作為抵御異國生活的工具，那么，也許后面就不會有他與中國產(chǎn)生的那些聯(lián)結(jié)。

讓沈愷偉走入更多人視野的事情，是他寫下《上海小籠包指南》。與美食家單純品評口感不同，沈愷偉用一種更為嚴(yán)謹(jǐn)?shù)亩糠椒ㄑ芯可虾Ｈ说倪@種日常吃食。在書里，他寫：“我有了個愚蠢的念頭，這是閱讀和過度思考的結(jié)果，也出于我想研究一些東西以免沉淪的渴望。”

他從一個冬日開始，在別人大快朵頤時，小心翼翼地測量著每一只小籠包：“面皮的厚度、肉餡的重量、湯汁的重量，以及每只小籠包的總重量。”18個月的時間，他用這種出其不意的方式測評了52家店的數(shù)百只小籠包，總重量超7公斤。

指南問世后，沈愷偉有了新的稱謂——“癡迷小籠包的老外”。媒體競相采訪他，老字號餐廳的負(fù)責(zé)人還希望招聘他，以幫助公司開發(fā)新口味。那一年，是沈愷偉在上海生活的第10年。公眾把目光投到他的身上，使得他產(chǎn)生了“被接納，還出名了”的感覺。

自那往后，這種感覺時常出現(xiàn)。接受采訪時，他的新書發(fā)布會剛結(jié)束不久。他說：“在那里，也讓我有‘被接納’的感覺。我享受這種能用中文和其他與我同居在這座城市的人分享故事的感覺。”

讓沈愷偉走入更多人視野的事情，是他寫下《上海小籠包指南》。（圖/由被訪者提供）

測量小籠包是個起始，爾后，沈愷偉以食物為切口，尋找了更多精彩的故事。他去過西雙版納，在原始森林公園中嘗孔雀湯，以及觀看烹飪孔雀的技藝；他在上海嘉定的市郊農(nóng)場，見識過“以其致密的大理石紋、高脂肪含量而聞名于世”的梅山豬；在新疆沙漠，他與中國最大的駝奶集團(tuán)的創(chuàng)始人一同享受魚宴，并且比拼白酒的酒量；他還會因為好奇，跑到上海郊區(qū)參觀雞精工廠……

他始終記得，自己因美食而來到中國，而這些食物，是他“擁有過的每段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也是“推動他度過每一天的動力”。在他看來，食物是與另一種文化發(fā)生聯(lián)結(jié)的最簡單的方式，也是分享一種文化最簡單的方式。“我們都要吃，我們都必須吃，我們都對我們吃什么有很多想法，我們也都有很多與吃相關(guān)的經(jīng)歷。”

在四川話里，有個與吃相關(guān)的名詞——“洋盤”。20世紀(jì)七八十年代，四川農(nóng)村家里盛菜多用碗，盤子一般在餐館中才會使用。正是因為有這層含義，人們后來又將“洋盤”作為形容詞，表示洋氣、時髦。而在吳語中，它泛指對都市事物缺乏經(jīng)驗的人，抑或外行。

“洋盤”也被沈愷偉作為自己第一本書的名字。他說：“我就是一個‘洋盤’，一個外國‘洋盤’。這是一種自嘲的方式，我不想假裝自己是某個方面的專家，不管是飲食方面，還是對中國的了解，或者寫作方面。”

在上海，沈愷偉總共租住過兩處房子。前一處，他與前妻——也是早先的女友——共同生活；后一處，他獨居。無論哪個，“所居住的環(huán)境都非常受限，尤其是你的個人空間和隱私會被壓縮到最小”。

“（在那樣的情況下）不得不和鄰居共享廚房、浴室、走廊，這些都要求你學(xué)會與人靈活相處，或者至少要學(xué)會不總是與人發(fā)生爭執(zhí)。”在與人打交道這方面，沈愷偉倒是有自己的心得。沈愷偉說：“我對他人以及他人的生活很感興趣，也好奇這些會如何影響我的生活。”

在他筆下，有兩位阿姨，別稱都帶著前綴：一個是水果，一個是飲料。

“牛油果阿姨”叫姜勤，南通人，是一家蔬果店的老板。“她很會做買賣，也善于為顧客覓到特殊商品。”十多年前，牛油果在上海是罕見商品，但姜勤能在一位外國顧客詢問后，果斷地去進(jìn)貨。

起初，她按成本價出售，只為展示自己這里擁有這種彰顯青春與健康的水果。顧客日漸增多后，她適當(dāng)提價，如今每天能賣出幾百個牛油果。此外，她的店里還有新鮮羅勒、松子、帕爾馬干酪，等等。沈愷偉在《洋盤》里點出了她的特質(zhì)：“開放的理念、嘗試新食材的魄力。”

另外一位是“啤酒阿姨”，她是沈愷偉和女友Tse在散步時遇到的。她叫張銀娣，愛喝啤酒，開了一家便利店。店里有許多款啤酒，有些沈愷偉連見都沒見過。交談過后，他了解到，張銀娣賣的啤酒都是自己想喝的，店里的每一款啤酒，她都喝過。她不在乎銷量，“就算沒人買，自己總歸要喝的”。

沈愷偉寫了篇關(guān)于“啤酒阿姨”的文章，發(fā)在微信公眾號上，一天不到就有了20萬次閱讀量。就這樣，“啤酒阿姨”紅了。這個別稱也成了張銀娣的店名，在原有的店之外，她還開了分店。有人說這是沈愷偉的功勞，但他在《洋盤》里寫：“這一切都?xì)w功于她自己。”

類似的鮮活人物，還有手工鐵鍋匠、拉面師傅，不一而足。這些普通人的經(jīng)歷，總能引起沈愷偉的興趣。問及原因，他說：“在我做了10年廚師之后，我也非常贊賞工人階層。我認(rèn)為普通人總是被忽視、被低估。”

沈愷偉非常喜歡看街頭或露天場所的人們的生活。（圖/由被訪者提供）

時間依舊要回到2006年，沈愷偉的家人來中國旅行，父母和姐姐與他同游。他們一起走過上海外灘，到訪西安兵馬俑，還去了北京。在北京，媽媽提到了一個目的地——“她家”的教堂，還順帶講了一個沈愷偉此前未曾聽聞的故事。

故事要追溯到1867年，海勒姆·哈里森·洛瑞在基督教會學(xué)校畢業(yè)后，被派往福州傳教，妻子也跟隨他從紐約到了中國。1869年，二人又抵達(dá)北京，建立了衛(wèi)理公會在中國華北的第一個傳教所。

“洛瑞在中國一待就是50多年，為當(dāng)時貧窮的中國人建了學(xué)校、教堂和醫(yī)院，還擔(dān)任了匯文書院（經(jīng)由復(fù)雜的演變，這所書院先是被納入燕京大學(xué)，再被納入當(dāng)今名校北京大學(xué)）的院長。”這一家人留下的遺業(yè)，就包括亞斯立堂（現(xiàn)在的基督教會崇文門堂）和現(xiàn)在的同仁醫(yī)院。

那時，沈愷偉對這段歷史僅限于初步了解。他說，那時的想法是“我的家庭并不算親密，所以了解它的歷史并不是非常重要”。直到寫作《洋盤》，他才從真正意義上對自己的家族產(chǎn)生興趣。

沈愷偉每天工作12小時，在日記與文獻(xiàn)中打撈遺跡。查閱的資料越豐富，就會有越多的細(xì)節(jié)觸動他。他舉了個例子：“感動我的是，傳教士往往生活在一個對他們充滿敵意的國家——甚至?xí)龅缴ｋU，但他們因為強(qiáng)大而重要的使命選擇留下。這是一種非同尋常的奉獻(xiàn)——不論你如何看待這些傳教士。和他們遇到的困難相比，我的問題顯得非常愚蠢。”

百年前的歷史，也讓沈愷偉更好地認(rèn)識了自己——盡管在異國生活了這么長時間，但他從未背上這些負(fù)累。時間一晃而過，沈愷偉在這片土地也生活了近20年。思考起自己的變化，他說：“我變得更成熟，也相對更靈活、更保守、更專注。我對差異更加寬容，也對他人和自己更富同理心。”

但他不是很明晰，這其中“有多少是因為年齡增長了，有多少是受中國人的影響，又有多少是因為他是個美國人”。但他并不在意，因為他就是由各種經(jīng)歷混合、塑造而成的。在《洋盤》的作者簡介中，他寫了許多，有的是身份，有的是標(biāo)簽，還有的是某種生活狀態(tài)：

“一個‘最懂上海小籠包’的外國人，一個曾經(jīng)計劃做世界公民卻在上海停留了十八年的人。一個沉迷食物與寫作的人。一個愿意花十年時間尋找一位手工鐵鍋匠的人。一個特別的人。不卷。不常常高興。按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地域沒有限制他。金錢也沒有。一個我們的同類。一個和中國有著深入連接的人。一個愛上海的人。”

采訪末尾，他說：“我想度過有趣的一生。我是那種很容易興奮，也很容易無聊的人。我需要賺錢，來支持自己去做我認(rèn)為重要的事情。”回答完，他在這句話的后面，又補(bǔ)了一句：“而這些事情往往都不賺錢。”

作者：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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