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時空 作者 金笛 沉睡了四千年的大地，一旦蘇醒，會帶來什么樣的奇跡？

在厚厚的黃土覆蓋下，祖先留下的每一個物件，都是那個久遠時代，凝固在時間里的記憶。

一個 4300 年前古老而年輕的城市，從遙遠的傳說中走來，他是那樣的陌生，又是那樣的熟悉；就是腳下的這片土地，就在款款流淌的汾河畔，一個史前時期的“中土之國”誕生了。

“堯都平陽”的說法由來已久，“平陽”是山西臨汾的故名，在近四十年的考古發(fā)掘中，隨著大量的地下文物出土，堯都在山西臨汾，取得了史學、考古、文化學者等多方面的共識。

“陶寺遺址”位于山西臨汾市襄汾縣的陶寺村，就在臨汾盆地的這個小村莊，世界上最早的觀象臺出世，一個四千年前的“觀象授時”機構(gòu)，完整地呈現(xiàn)出來；最早的漢字，最早的合范鑄銅件；這里有著與故宮午門一樣的東西城闕圍合而成的“凹”型城門，城內(nèi)有著完整的分工格局......這是 4000 年前的都城嗎？在那樣久遠的年代，陶寺先民們是用怎樣的智慧開啟了“中土之國”的輝煌歷史？

中原文明與花蕊中心

從地理地形看，陶寺所在晉南盆地，處于游牧民族與中原地帶兩大版塊的交界處，也就是“胡煥庸線”的邊緣。

從地域人文看，陶寺處于中原文化的中心地帶，而在中原文化的四周有如花瓣相擁，西北的甘青，東部的山東，東北的燕遼，南面的長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區(qū)等。

從農(nóng)業(yè)類型看，陶寺處于北方種植粟和黍為主的旱地農(nóng)作物，與長江流域以以稻米為主的豐水農(nóng)作物的交叉點。

陶寺地處臨汾盆地，前有汾河緩緩流過，背靠巍峨塔兒山

塔兒山環(huán)抱陶寺

陶寺不僅是地理、人文、農(nóng)業(yè)的交匯點，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地中”。

“地中”，大地的正中；泛指地理位置居中。這是一個天文學概念，“王者必居天下之中”。陶寺居“地中”是怎樣發(fā)現(xiàn)的呢？

1984年陶寺發(fā)掘現(xiàn)場，山西博物院圖示

在近四十年的考古過程中，結(jié)合磁力儀和探地雷達物探、環(huán)境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孢粉、浮選、選種）、人骨分析、DNA分析、天文學等多項科技考古手段，包括碳十四測年技術(shù)在內(nèi)的年代學探討，判定陶寺文化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 2300 年至 1900 年之間。

在晉南的臨汾地區(qū)，古稱“平陽”。在《史記.帝王紀》記載：“堯都平陽，于《詩》為唐國。”臨汾的在地文化中，早已把“堯都”融入了方方面面，但是在陶寺的大規(guī)模考古之前，卻從未把“陶寺”與“堯都”聯(lián)系起來。

陶寺觀象臺的發(fā)掘，在古代信史與地理實物之間架起了一座堅實的橋梁。

震驚天文學界的陶寺觀象臺

在陶寺中期城址，一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在考古學家的鉆探中現(xiàn)身。陶寺古觀象臺基址“是迄今發(fā)現(xiàn)的中國史前文化中絕無僅有的一例。”

古老的陶寺觀象臺，占地面積約 1400 平方米，由 13 個柱子圍成的半圓形夯土柱列，壯觀而神秘。

陶寺觀象臺，依據(jù)夯土基址復原，可觀測 20 個節(jié)令

陶寺觀象臺與塔兒山遙遙相望。當太陽從塔兒山升起，陽光在不同的節(jié)令如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會從對應的柱縫中通過，狹窄的縫隙僅有 20 厘米，正好相當于目測太陽的直徑，也就是說，只有太陽完整地出現(xiàn)在對應的柱縫中，才能表明這一天才是準確的節(jié)令時點。

四千余年前的觀象授時，在《尚書·堯典》中記載：“（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只有準確地預報四季冷暖的變化，才能讓農(nóng)業(yè)耕作有精準的時間依據(jù)，而這樣重要的天文觀測只有國家級的都城，才具備資格。

這個驚人的發(fā)現(xiàn)，在經(jīng)過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國家天文臺、國家授時中心、北京古觀象臺、北京天文館、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南京紫金山天文臺等單位的 15 位天文學家的鑒證后，肯定了陶寺觀象臺為天文觀測遺跡。

不僅如此，除了古觀象臺，在陶寺的王族墓地還發(fā)現(xiàn)了“圭表”，這是迄今為止，考古發(fā)現(xiàn)的世界最早的圭表儀器實物。

陶寺 22 號大墓，出土圭表示意圖

立在地面的木桿是“表”，平放在地上的是“圭”，也叫做量天尺，在正午時，太陽照在表上，投在圭尺上的影子，夏至最短，冬至最長。而圭表更為重要的使命，是測量”地中“，在《周禮·大司徒》記載：“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通過圭表測到“地中”，“王者居中”，再測到東南西北四個方位的極點，被稱為“四表”，這就是古人的“天下觀”，也就是“東西南北中”的五個方位的大致范圍。這個“天下觀”，成為后世列土封疆的基本依據(jù)。

在古人的觀念中，認為“天圓地方”，天似穹廬，地如棋盤，天地之間是彼此對應的關(guān)系，天與圓象征著運動；地與方象征著靜止；兩者的結(jié)合則是陰陽平衡、動靜互補。“天圓地方”的思想中隱含著“天人合一”的理念。

在陶寺觀象臺所在位置是“天壇”，位于都城的東南角；對應的還有地壇，位于城外西北。這與北京天壇在南城，地壇在北城，南為陽、北為陰的寓意一樣，也就是說，在 4300 年前的堯文化時期，祭拜天地的禮制就正式登臺了。

陶寺觀象臺想象復原圖，山西博物院。

王者居地中、以天壇祭天、以地壇祭地，在陶寺以后的夏代、商代都城都按照這樣的規(guī)制建設(shè)。

甚至到了“禮崩樂壞”的東周，諸子百家各說各理，但是對于“王者居中”的認識卻是一致的。《管子·度地》：“天子擇中而處”。《荀子·大略》：“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呂氏春秋·慎勢》說：“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則國之中而立宮。”到了后來的隋唐長安城、北宋開封城、明清北京城，雖然沒有以天文觀象的“地中”為立都的依據(jù)，但都城以“中軸線”串聯(lián)宮城，實際上也是“王者居中”理念的體現(xiàn)。

不可移動的天文觀測儀陶寺觀象臺，與可移動的觀測儀“圭表”，讓陶寺“問天”，成為豐厚的歷史財富。目前，考古學可以確認陶寺與“堯都平陽”的直接關(guān)聯(lián)，但是還不能具體到陶寺宮城、文物與歷史人物的一一對應。

史書中的記載

在《史記·歷書》記述了堯帝恢復歷法的過程。“堯復遂重黎之后，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diào)，風雨節(jié)，茂氣至，民無天疫”。在堯之前，羲氏、和氏的祖先是觀測時令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天官，到三苗亂政，廢棄了天文官，導致歷法混亂節(jié)氣判斷不準確，百姓耕種失去準備的節(jié)氣時令，妨礙了農(nóng)物播種。堯恢復了羲氏、和氏的官職，讓他們重新?lián)斡^測天時的職責，使得節(jié)氣變化有了準確的結(jié)果，百姓耕種恢復了生機，到處茂盛豐饒。

清刊本《欽定書經(jīng)圖說》中的堯帝命官授時圖。《欽定書經(jīng)圖說》是京師大學堂編書局出版圖書，作者為孫家鼎、張百熙

“百姓昭明，協(xié)和萬邦”，在《尚書·堯典》中記錄了堯帝恢復天文觀測，制定歷法，使百姓安定，萬邦和諧。在《論語》中，孔子對堯的功德是無比的景仰與贊嘆：“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這是多么的偉大，堯這樣的君主。只有天最高大，只有堯才能效法天的高大。百姓不知道用什么的語言表達對于他的稱贊。他的功績多么崇高，他制定的禮儀制度多么光輝啊！

清刊本《欽定書經(jīng)圖說》中的古代日影測量，《夏至致日圖》

歷代觀象臺

中國最早的“樂隊”

這是中國最早的“樂隊”。

懸掛在橫梁上的石磬，輕輕敲擊，那優(yōu)美的天籟之音，沁人心脾；

青色的陶鼓，咚咚作響，音量大小隨著氣眼開放的多少而有節(jié)奏的變化；

銅鈴發(fā)出清脆悅耳的清音，陶塤發(fā)出了憂傷的悲鳴......

石磬

磬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一種石質(zhì)樂器，古人認為其聲清脆悠揚可以“通神達天”，因稱“天籟”。

陶寺土鼓

土鼓蒙上楊子鱷魚皮，咚咚的鼓聲，悠揚而悅耳

銅鈴

中國歷史上第一件金屬樂器，標志著夏商周三代“金石之聲”時代的來臨。

中國素有“禮樂之幫”的稱謂，一般認為禮樂文化源于西周，“周公制禮作樂”，然而陶寺遺址發(fā)現(xiàn)的完整的禮樂器，將禮樂文明的濫觴，追溯到夏商周之前的唐堯時代。

在文獻資料中，堯舜時代已經(jīng)有八音的禮樂制度。在《尚書·舜典》中記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于！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舜說：“夔，任命你掌管音樂事物，負責教導年輕人......八類樂器的聲音能夠調(diào)和，不使它們亂了次序，那么神和人都會因此而和諧了。”

八音指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鐘、鈴等屬金類，磬等屬石類，塤屬土類,鼓等屬革類，琴瑟等屬絲類,柷、圉等屬木類,笙、竽等屬匏類，管、簫等屬竹類。

到目前為止，陶寺遺址出土樂器有陶鼓、鼉鼓屬于八音里的革，石磬屬八音里的石，陶塤屬于八音之土，銅鈴屬于八音之金。木絲竹類樂器難以保存，所在陶寺遺址未見。

“禮序人倫，樂移風俗”，禮樂的清聲，讓人內(nèi)心平和而有禮，音樂沒有文字，在潛移默化中浸潤著人們的心靈。

最早的漢字

在六千年前仰韶文化的陶器上，曾經(jīng)發(fā)現(xiàn)過不少符號，有的象魚、有的象太陽，它賦有一定的含義，是當時生活的記錄；在龍山文化，曾經(jīng)出土了 5 行 11 個字的陶片，筆法熟練，在陶土上刻字，是拿著刀刻的，行筆發(fā)澀，但是制陶人筆走龍蛇，一氣呵成，寫的居然是“連筆字”，但是字體顯然不是我們現(xiàn)在的漢字。

朱書文字扁壺

但是，在陶寺的垃圾坑里發(fā)現(xiàn)了一只殘破的扁形陶壺，扁壺上有兩個用朱沙寫的字符，一個字酷似大篆的“文”，另一個字，一種說法認為是“堯”，也有認為是“易”，盡管尚無定論，但從字形結(jié)構(gòu)上看，是大篆的字形。這兩個字，被認為是兩個最早的漢字。也就是說，夏朝存在文字，已經(jīng)看到了一線曙光。

最早的文字

陶寺龍盤

中華龍的歷史頗為悠久，隨著考古發(fā)掘不斷的新發(fā)現(xiàn)，最早的龍形遺存，是距今 8000 年的遼寧阜新查海遺址，由一堆石頭堆成了“龍形石堆”。在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用蚌殼堆砌出了龍的圖案——蚌塑龍”，距今 6400 年。安徽含山縣凌家灘遺址出土了一件玉質(zhì)的龍，屬于佩戴飾品，距今 5500－5300 年；在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發(fā)現(xiàn)大量的玉豬龍，距今 6000-5000 年。

陶寺龍盤，距今 4300 年。在陶寺已發(fā)掘的 1300 座墓葬中，最為珍稀的文物莫過于彩繪龍盤，總共只有四件，是早期王級大墓特有禮器。難能可貴的是，這是中國考古第一次見到的彩繪龍形圖案的陶盤，珍貴之處在于，龍盤、石磬、陶鼓正式以禮器文明的形式，登上歷史舞臺。

彩繪陶龍盤

盤旋的龍身，有鱗狀斑紋，雙耳，長頜，張著巨口，銜著一枝禾苗。與后世夏、商、周“龍”的形象一脈相承。

堪稱國寶的陶寺龍盤，已被收錄為第三批禁止出境的展覽文物，中國國有文物1億余件，但是全國禁止出文物僅有195件。

陶寺龍盤如此珍貴，但是，陶寺龍盤有一個鮮明的特點，那就是它的材質(zhì)較差，四個龍盤都是泥質(zhì)褐陶，胎質(zhì)普通，火候很低，且燒成后涂飾的彩繪極易剝落。

陶寺處于龍山文化晚期，在同時代的陶器已經(jīng)非常發(fā)達，山東大汶口的“蛋殼陶”工藝，已經(jīng)做出了黑如漆、亮如鏡、薄如紙、硬如瓷的精美陶瓷，那么在陶寺早期大墓中的隨葬物品，刻有龍身，象征著王族的禮品，卻要低級的土陶呢？“王者居中”的堯都，為什么不以當時好的工藝來紀念先祖？

在古人的觀念中，“事死如事生”，先祖雖然死去，但他們只不過去了另一個世界，依照先祖用過的東西，原模原樣地照搬過來，表達了對于祖先的繼承與懷念。龍盤只陶寺早期大墓出現(xiàn)過四件，到陶寺的中期、晚期就沒有了。

堯是怎樣的美德呢？《韓非子·五蠹》中記述說，“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堯統(tǒng)治天下的時候，住的是沒經(jīng)修整的茅草房，連棟木椽子都不曾刨光。

在《墨子·節(jié)用》中說，“堯治天下……飯于土餾，飲于土形。”堯的食器是“土塯”，飲水用的是“土形”。

文獻不約而同地描述堯用“土”器進餐。土陶的材質(zhì)差，粘土含鐵量高，燒制的陶色不純、質(zhì)地粗松，其次工藝簡陋，是在露天低溫燒燒就行，一不掛釉，二不筑窯。《墨子》、《史記》中反復用“土”強調(diào)堯用的土陶餐具粗陋至極。

《韓非子·十過》記載：“昔者堯有天下,飯于土簋,飲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所出入者，莫不實服。”堯從南到北，橫貫中國，簡樸無華，天下的人沒有不賓服他的。

青銅文明的序幕

自中國考古誕生數(shù)十年以來，考古學家們在二里頭之前的史前時期，并未發(fā)現(xiàn)一件完整的銅容器。在仰韶文化時代，已有零星的銅刀等實心銅器出現(xiàn)，但是在陶寺出土的銅器中，卻首次發(fā)現(xiàn)了史前時期的“銅容器”——陶寺銅鈴。

陶寺銅鈴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復合范銅器，就是鑄銅時，需要用土陶模型制成內(nèi)范和外范，將內(nèi)范和外范組合在一起，中間形成空腔，將熔化的銅液倒入空腔，冷卻后就是一件完整的銅容器。

陶寺銅鈴是一件禮樂器，這意味著在二里頭夏文化大規(guī)模出現(xiàn)青銅器之前，陶寺的青銅文明已經(jīng)在孕育與演化之中了。

青銅蛙，臨汾博物館“文明化成”展品。

陶寺的發(fā)掘面積僅僅為千分之五，與陶寺有著親緣關(guān)系的二里頭夏文化范疇已發(fā)現(xiàn)有鑄銅作坊遺跡，那么在陶寺是否也存在鑄銅作坊的技術(shù)呢？或許有一天，深沉的黃土地會又一次打破人們的認知。

史前最具王者氣象的都城

陶寺宮殿遺址，遠處是陶寺人心中的“圣山”塔兒山

從敬天禮地的觀象授時，到以禮樂牧民的金石之聲，陶寺遺址的都城格局，也讓人耳目一新：陶寺中期都城 280 萬平米；典型的“回”字形雙城結(jié)構(gòu)，有宮殿區(qū)、大型禮制建筑、手工業(yè)區(qū)、王陵區(qū)、倉儲區(qū)、普通居民區(qū)等，功能齊備。

令人稱奇的是，在 4000 年前的都城，已經(jīng)有了凹型城門結(jié)構(gòu)，東西兩側(cè)伸出的部分為城闕，即城門兩旁的瞭望閣樓。

陶寺宮城微縮景觀，陶寺遺址公園。東兩城闕已具有北京故宮午門的結(jié)構(gòu)。

在建筑材料上，陶寺宮殿的外墻有裝飾性的白灰墻皮，殿內(nèi)的墻皮涂有藍銅礦制成的顏料，殿內(nèi)地坪的白灰厚度有1~5厘米，非常堅硬，堪比今天結(jié)實的瓷磚。

白灰皮墻面

祖先在 4000 年前，已使用白灰皮做為墻面建筑材料

陶寺文化不拘一格，陶器、玉器、石器、銅器，與南方的良渚文化，西北的石峁文化，以及其他區(qū)域的文明因素都有互動，兼收并蓄，自成一體。一個顯著的特點是，陶寺筑城造郭是以“衛(wèi)君守民”為責，以“觀象授時”指導農(nóng)事，務實、有禮、節(jié)制。

正在維護中的古城墻，陶寺遺址公園。

古城墻的上夯土層，一道道橫紋是歲月滄桑的見證

素面玉琮

良渚玉器神人獸面成了素面，玉質(zhì)普通，不事裝飾，但是玉琮的威嚴與天地四方的宇宙觀，表達了陶寺文化對于中華文明天人合一文化觀的體現(xiàn)與傳承。

陶寺文化，與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逐漸形成的華夏文明具有顯著的、一脈相承的延續(xù)性，被稱為華夏文明眾多根脈中的“主根”，一個“最初中國”的原貌正越來越清晰地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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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照片拍攝于陶寺遺址、臨汾博物館、山西博物院)

參考資料：

[1]何駑 高江濤，《薪火相傳探堯都—陶寺遺址發(fā)掘與研究四十年歷史述略》，南方文物，2018.4

[2]周曉陸，《陶寺觀象—古天文學在新石器時代向早期國家發(fā)展的標志》，南京大學歷史學院，2022年8月

[3]黎耕，孫小淳，《陶寺IIM22漆桿與圭表測影》，中國科技史雜志，2010年第四期

[4]高江濤，《陶寺在中華文明探源中的貢獻》，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2023-03-02

[5]武家璧,，陳美東， 劉次沅，《陶寺觀象臺遺址的天文功能與年代》，中國科學，2008年第九期

[6]高江濤，何努，《陶寺遺址出土銅器初探》，南方文物，2014年第一期

[7]曹慧奇，《曙光之城—從天文考古學看陶寺城址的擇向與歷法》，南方文物，2021年第三期

[8]朱乃誠 ，《五帝時代與中華文明的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20.08

[9]潘葦杭，《先秦兩漢堯文化探源》，福建師范大學，2010年5月

牛世山，楊婧雅，《中國古代初期城市的營建考察—以石家河聚落群、陶寺城址為例》，江漢考古，2019.5

[10]李韻，《堯都從傳說走向信史—陶寺遺址考古成果發(fā)布》，光明網(wǎng)，2015年06月19日

[11]閆志，《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王賓仲丁卜骨、般無禍卜甲、沚 其來卜甲》，書畫世界

圖片 | 金笛

地圖制作 | 龔道宏

排版 | 小謝

設(shè)計 | 子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