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澤雄/文 文學(xué)不是科學(xué)，把文學(xué)道理講得過于頭頭是道，常常有幾分可疑。反過來，把科學(xué)弄得神神道道，就不僅僅是可疑了。正因有此一得之愚，我從來不敢寫“論”打頭的東西。我們看司空圖《二十四詩品》，道理一點不講，魅力卻鋪天蓋地，什么“如有佳語，大河前橫”，“薄言情悟，悠悠天鈞”，分明胡攪蠻纏，卻又驀見月出東山。

我讀文章，自以為有個絕活，就是粗讀幾頁，常能嗅出此人是否可靠，是否值得再讀。

比如，凡在文章里拿腔作調(diào)的，我必調(diào)頭他顧。拿腔作調(diào)，大要有二，一是把自己演得過于神圣，一是把自己貶得過于嬉皮。我的經(jīng)驗是，人類情感固然林林總總，五味雜陳，但其中不該有我絕對無法體驗的。我偶爾也會有些豪邁念頭，但這念頭一次也沒有達到所謂“爐火純青”之境，正如我也常會有些混帳想法，它們的爐火同樣明暗不定。作為肉體凡胎之物，我相信上帝（如果沒有，就用“猿猴”代替）打造人類時，本來就沒有特別為我們裝上一個“神圣”器官。神圣這玩意，只能追求，不可擁有。只有在其成為一種追求物時，才是神光熠熠的，一旦收歸囊中，立刻現(xiàn)出皮囊臭相。事實也是如此，沒有一位文學(xué)大師是靠寫所謂道德文章成其偉業(yè)的。我喜歡的中國當(dāng)代作家中，錢鐘書和王小波允稱翹楚，我也毫不懷疑兩位的道德品行。但是，說到如何把文章寫得“義正辭嚴”兼“大義凜然”，沒有比他們兩人更糟糕的了。一派神圣和一派痞態(tài)一樣，在此便都顯得不可信起來，由于我不相信一個人會把肚臍眼給修煉掉，或把自己拾掇得只剩下一枚肚臍眼，所以神圣和痞氣，便被我統(tǒng)歸矯情之列。所謂“說文解氣”，首要一條便是看對方的情感是否誠實，是否與人心相通。

另一條經(jīng)驗是，衡文不看架勢，專瞧小節(jié)，從他文字大格局中相對防區(qū)最弱的部分下手。不舉例子不行，舉例子又怕惹麻煩，那就說一位有肚量的主吧。香港的董橋（我認為他是有肚量的）目前被追捧為典雅的化身，我們甚至被告知“你一定要讀董橋”。不過，由于一次稍縱即逝的過失，我突然痛苦地意識到他還有待提高：他竟然在一篇文章里自稱獲得了“靈感”。在我的私人符號簿里，自稱獲得“靈感”，如果不是為了營造詩意或制造幽默的話，絕對是蹩腳文人的可靠標志。貶董橋為蹩腳顯然與事實相違，據(jù)此說他未入一流，我還有點把握。錢鐘書妙喻罕譬無數(shù)，何嘗有過一次以“靈感”自雄？

這便稍帶到另一個識氣法，或可稱為識誤法。文人總難免有些失誤，其中大多可以原諒，個別不妨付之一笑，有些則屬斷斷不可的。斷斷不可的例子今天擱置不論，我只說前兩者。錢鐘書的私人信件，落款多以“弟”自稱，這是舊式文人基因在他天才大腦里駐存發(fā)酵的結(jié)果，不必見怪。相反，如果哪位仁兄回函時徑稱對方為“默存賢弟”，我縱無張翼德的神勇，也要向他撲將過去。關(guān)于散文是否允許虛構(gòu)，前一陣頗有爭論。我發(fā)現(xiàn)王小波也不能過關(guān)。在《思想和害臊》和《沉默的大多數(shù)》兩文里，王小波敘述了同一件事，即某知青如何因少付錢而挨村民的罵。奇怪的是，前文剛說是自己挨罵，后文突又向讀者保證，這個挨罵者“決不是我”。在《另一種文化》里，王小波說自己在電影院里看到“有些女孩眼睛都濕潤了”，也與電影院的照明特點不符。下文中說“老婆”在電影院里“像個直腸子驢一樣吼了出來：大刀片子不夠性感”，也讓我很難還原。

不過我還是認為王小波屬于可以原諒（甚至可以欣賞）之列，因為他曾白紙黑字地把游戲規(guī)則告訴了我們：“我自己就是小說家，你讓我發(fā)誓說寫出來的都是真事，我絕不敢。”何況，緊接著他又加了一句，“但我不以為自己可以信口雌黃到處騙人。”這加上的一句，正好解釋了那些不可原諒的文字失誤：凡不能給人美感或樂趣的欺騙，均屬文章惡氣。我的態(tài)度是，發(fā)現(xiàn)一回，即與斯人永訣。

2001年3月15日

（《說文解氣》，作者：周澤雄，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定價：1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