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文

2022年，我們每個人經(jīng)歷的事情都比較多，大至國際時局，小至個人與家庭都經(jīng)歷了不少波折，有些朋友還要直面失業(yè)與收入下降的挑戰(zhàn)。但是越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們不妨沉下心來，回到歷史中去，看看國家的組織、國家的治理結構，國家的體制建設，其中有哪些東西是我們應該重新學習和了解的。

哈佛大學政府系的王裕華教授多年致力于研究歷代中國王朝的政治邏輯，認識獨到，著作豐厚。他的量化歷史研究不僅給我們展示了全新的中國歷史研究方法，而且也再次告訴我們，從中國歷史中可挖可學的知識的確永無止境。他的最新英文著作《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就是最好的例子。

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
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
[美]王裕華 /著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年10月

在新作中，王教授試圖回答兩個關鍵問題：一是為什么能力強大的王朝，其皇帝一般短命，而王朝能力低弱時期，皇帝反倒長壽？二是從中世紀中期即北宋開始，為什么歐洲君主和中國皇帝的平均執(zhí)政年數(shù)都呈上升趨勢？因為按照政治學界通常的理解，西歐自中世紀中期開始出現(xiàn)議會，在一些社會逐步形成對君主權力的約束，促使君主非正常死亡的幾率下降，君王執(zhí)政時間的逐漸上升。可是，同一邏輯無法解釋死于非命的中國皇帝占比從北宋開始也逐漸下降，皇帝平均執(zhí)政時間加長，帝國中國從來沒有推出西式議會，更沒有建構對皇權的民主法治制衡。所以，在王教授看來，必須換一種分析框架才能挖掘出中國帝制的治理邏輯。

從官場精英的社會網(wǎng)絡找答案

王裕華教授談到，古代皇帝面臨一個“君主困境”：君主希望自己的權力上不封頂，同時又希望王朝永久持續(xù)，可是二者無法兼得，只能二取一。為了王朝的持久穩(wěn)定昌盛，國家治理能力必須很強，單有皇帝一人不行，必須有各方官員、社會精英、商界精英的共同努力，帝王必須跟精英們分權，給精英們激勵措施，可是，這意味著削弱皇權，包括精英們可隨時聯(lián)手逼迫皇帝讓位、甚至謀害統(tǒng)治者。而如果皇權太絕對，官場精英和社會精英就必然缺乏權力，無激勵、也無機會發(fā)揮自己的才能，國家治理能力就大大削弱，王朝難以為繼。

國家體制中存在兩個層面的關系：一是皇帝跟朝廷高官之間的關系，權力是在皇帝手上配置得更多，還是在高官手中配置更多，并且高官之間的關系網(wǎng)是緊密還是松散；另一層是中央跟地方的關系，各地方群體的利益在朝廷高官中是否有具體代理。眾所周知，古代中國沒有民主選舉，地方群體無法通過投票選舉產生其在中央的利益代表，而只能依靠族親得到代理，如果京官中無族親，就想法建立聯(lián)姻以得之。這就是王教授的創(chuàng)意之處：通過各王朝的精英社會關系網(wǎng)，透視其權力結構和社會治理模式。

具體而言，王教授將精英社會網(wǎng)絡分成三種理想類型：星狀網(wǎng)型（京城高官相互之間關系緊密，且京官與各地方的精英關系錯綜復雜，呈現(xiàn)出以京城為中心向各地輻射的星狀）、領結網(wǎng)型（京城高官之間沒有緊密關系，但各高官分別跟少數(shù)地方群體有可靠關系，作為后者在中央的利益代理）、戒指網(wǎng)型（京城精英與地方精英無緊密關系，中央指揮不了地方，地方運作相對獨立于中央，各自為政）。

當王朝的精英社會網(wǎng)絡呈星狀，京城高官能有效地了解地方實況、代表地方群體利益，并且中央政令暢通、可直接管理地方，國家治理能力最強，但皇權有限，精英高官們甚至能輕易聯(lián)合起來推翻帝位，造成“國家能力強、皇帝壽命短”的結局。如果王朝的精英網(wǎng)絡呈領結型，國家治理能力呈中等水平，皇帝權力中等，君主平均壽命也不高不低，原因在于：此國家形態(tài)下，雖然地方在中央的代理關系和溝通渠道不像在星狀網(wǎng)型下那么多，但地方利益在朝廷還是有所代表；而君主知道京城精英所代表的群體有限，不需要將太多權力讓步給他們，精英們跟皇帝的討價還價地位也不高，于是，皇帝手握更多權力，精英們聯(lián)合起來倒戈君主的概率更低。

當然，如果精英社會網(wǎng)絡呈戒指型，國家治理能力會最低，地方無法指望中央為其提供社會治理與公共秩序服務，各地獨自為政，而由于朝廷文武官員沒能力部署指揮地方精英，皇帝不會給他們任何實質權力，帝王的權力會表現(xiàn)得最為絕對，王朝命運會隨時受到挑戰(zhàn)，難以為繼。

基于大量歷史數(shù)據(jù)，王教授得出結論：唐朝的精英社會網(wǎng)絡幾乎是典型的星狀型，皇帝權力受精英制約，國家能力最強，但皇帝平均執(zhí)政時間相對最短；從北宋開始，精英社會關系網(wǎng)轉向領結型，這一方面導致皇帝權力的加強、國家治理能力的逐步削弱，另一方面，皇帝死于非命的頻率漸漸下降，君主執(zhí)政時間呈上升趨勢，這一狀態(tài)一直延續(xù)到十九世紀中期的清末，鴉片戰(zhàn)爭、特別是太平天國重創(chuàng)清代中國，使精英社會網(wǎng)絡由領結型轉向戒指型，致使帝制中國于1911年終結。

唐宋精英關系網(wǎng)的轉變

精英關系網(wǎng)的地理分布和緊密度取決于許多因素，既有歷史積累、地方風俗、戰(zhàn)爭頻率與烈度等的影響，也有皇帝指令、朝廷規(guī)制的影響。春秋戰(zhàn)國時期，社會動蕩頻繁，精英關系即使能建立也會難以持久。漢代總體持續(xù)四百余年，但苦于歷史資料有限，加上墓志銘似乎還不流行，所以難以收集大樣本的精英關系信息。之后的兩晉南北朝又進入混亂。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譚凱（NicholasTackett）教授在其名作《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中，通過收集唐朝眾多人物傳記、家譜和三千多份墓志銘，總結出3.2萬精英的個人背景及姻親族親關系信息，他的《唐五代人物傳記與社會網(wǎng)絡資料庫》包含約四千多條父子關系鏈；其中，75個家族的數(shù)千名宗男都在公元九世紀身居高官，包括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趙郡李氏。比如，曾任東都洛陽令的韋沨（公元735年-810年），其家世就非同一般，多名族親和姻親曾任唐朝要職。他父親、兩位兄弟、岳父及一個兒子都任過不同地方的刺史。他另一個兒子楊漢公（785年-861年）的岳父出任過河南天平的節(jié)度使、湖北荊南的節(jié)度使。韋沨的祖父韋安石（651年-714年）是武則天時期的宰相，侄婿李氏（747-809）以及叔父韋埗（696-760）任過唐朝的吏部尚書，另一位叔父韋珪（571-639）是唐太宗時期的宰相。他的一位四世孫的女婿做過晚唐宰相（死于865年），他的一位孫女嫁給了八世紀中期宰相白敏中（792-861），甚至通過聯(lián)姻使韋氏也成了詩人白居易的親戚！

《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
[美]譚凱 /著
胡耀飛  謝宇榮 /譯
甲骨文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年4月

唐代精英關系之所以如此錯綜復雜而且代代相傳，是因為連隋煬帝開啟、唐代繼承的科舉考試也主要對貴族世家的子孫開放，草根平民很難參與。這不僅使高官要位幾乎是世襲的，而且讓皇帝難以忽視、削弱貴族的權力。

王裕華教授在書中把唐代精英的婚姻關系做成空間分布圖，見圖一所示，其中每個圈點代表當?shù)氐木⑷后w，圈點大小反映當?shù)鼐⒌臄?shù)量，兩點之間如果有線條相連，則表明兩地精英之間有聯(lián)姻。唐期間，東都洛陽是精英的中心居住地，其圈點最大，跟各地方精英的聯(lián)姻關系也最多；而在洛陽之內，京城權力精英更是通過聯(lián)姻和族親把彼此間的關系拉攏得尤其緊密。由此，王教授認為唐時期精英社會關系網(wǎng)是典型的星狀型，貴族世家的勢力大，連皇帝也未必敢輕易得罪，同時這些精英也有激勵去強化中央對社會的管制，使唐代國家治理能力極強。但皇帝權力弱，君主的平均執(zhí)政時間和壽命都不太長。

圖一：唐代精英的婚姻網(wǎng)絡

但，公元870年代的一系列旱災打破了唐朝的寧靜。公元875年，黃巢帶領數(shù)千名追隨者乘機發(fā)動起義，880年底占領東都洛陽，幾個月之后攻下西都長安。在攻打兩京的過程中，黃巢軍隊尤其對貴族世家進行大規(guī)模屠殺。黃巢對世家的清洗如此廣泛，以致于唐朝從此無法重啟，到960年宋王朝建立時，中國幾乎是一個扁平社會。

宋代開始之后，很快對科舉制度進行改革，一方面增加科舉選拔官員的比例，唐朝時由科舉選拔的高官占比約22%，到宋代上升到約62%；另一方面把科舉考試資格對平民子弟開放。對希望擴大權力的皇帝而言，從平民中選拔高官的好處良多，首先是由此減少世家貴族在高官中的占比；其次，偏遠平民出身的高官到京城，毫無歷史根基，難以跟其他官府精英拉幫結派對付皇權，有利于皇帝對他們的控制；再者，這項改革當然得到普羅大眾的歡呼；最后，由于四書五經(jīng)是科舉考試的主要科目，讓科舉考試下鄉(xiāng)也自然有利于將儒家普及到社會底層，尤其能促進儒家宗族的組織化建構，包括修家譜、建宗祠、定期祭拜祖先，這當然有利于基礎社會的治理。尤其是科舉考試每隔兩、三年一次，而功名通常是幾次嘗試才中，所以，需要大量資金家產的支持，非平民百姓單個家庭所能承擔，這也促使基層社會廣泛發(fā)展宗族組織，為族人的科舉考試集資。

也正因為上述原因，以科舉功名進京的平民子弟即使到朝廷做官，他們背后的主要甚至唯一社會基礎是其家鄉(xiāng)的宗族，而不是眾多族親姻親高官。圖二是王裕華教授構建的北宋精英姻親關系圖，他認為宋代的精英關系網(wǎng)呈領結型，但從婚姻關系圖看，更像是介于領結型和戒指型之間。圖二顯示，在距京城較遠的邊緣地區(qū)，基本是本地精英間聯(lián)姻，他們可能要么與政治中心的精英缺乏聯(lián)系，要么即使有本地子弟經(jīng)科舉入京城做官，可能照樣難以在京城聯(lián)姻扎根，其社會網(wǎng)絡還只能在老家。從圖二也看到，即使在宋代的中間地帶，也是有多個政治與經(jīng)濟中心，說明宋代的核心精英之間的關系遠不如唐代那么錯綜復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是有眾多分散的小圈子，這使得宋代精英之間難以深度結盟以共同對付皇權，導致宋代皇帝的權力高于唐代，君主平均執(zhí)政時間和壽命更長，但國家治理能力不如唐朝。

圖二：北宋精英的婚姻網(wǎng)絡

精英關系網(wǎng)在明清的再轉型

到明代，精英社會關系網(wǎng)基本保留了宋代的領結狀。在兩方面有所改變，一是科舉出身官員的占比高于宋代，二是明廷力推宗族建設，使宗族數(shù)量和凝聚力大幅提升，這些進一步強化明代精英關系網(wǎng)的領結型特征，皇權也得到更多鞏固。

到了滿清，皇族作為滿族人，自然重用滿族官員，使京城高官圈子以滿人為核心，而科舉出身的漢族官員雖然也不少，但絕大多數(shù)無法進入權力中心圈，使?jié)h族官員更加以家鄉(xiāng)為主要社會網(wǎng)絡基礎。雖然這有利于清朝皇帝將更多權力集于己手，可是，國家治理能力弱于明朝。

比如，如果以朝廷的征稅額占GDP之比衡量國家治理能力，那么，據(jù)王教授的匯總，明朝中期多數(shù)年份的稅收大約為GDP的3%，清乾隆朝后期大約為1.5%，到十九世紀后半期，清廷稅收只有GDP的1%左右。皇帝越是大權在握，其周圍的精英高官就越是無權、無激勵治理好國家，朝廷就越是收不到錢，使清朝中國與同時期王權受到制約的英國呈天壤之別。

1850年前后開始，中國土地上又是旱災不斷，為持續(xù)近十四年的太平天國起義創(chuàng)造了條件。到1864年太平天國被湘軍擊敗之時，一方面清朝財政已經(jīng)崩潰，包括協(xié)餉體系和可賣官位都已耗盡，另一方面，熱兵器在太平天國期間正式進入戰(zhàn)場，要求建立大規(guī)模的新式正規(guī)軍，并進行系統(tǒng)操練，這大大提升軍費開支。財政壓力之下，清廷只好指示各省自籌資金自辦新軍，造成各地軍閥突起，使清朝中國于十九世紀末進入失控的各自割據(jù)狀態(tài)，國家治理能力達到新低。

與上述變化相對應，晚清的精英社會關系網(wǎng)轉變成戒指狀，京城中央的精英關系圈比較松散，而且與地方精英的關系也十分單薄。從精英社會關系網(wǎng)的演變歷程看，帝制中國于1911年終結實屬預料之中。

我們從王裕華的著作中看到，在皇帝權力和王朝壽命間做出合適的權衡選擇是何等重要！如果皇帝為了自己大權在握而廢除各部精英的職權，甚至禁止各路精英間的交往、隔斷京城精英與地方精英間的聯(lián)誼溝通，抑或只重用滿族親信，那么，皇權可以絕對，但國家治理能力和王朝壽命可能都被犧牲。

（作者系香港大學商學院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