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IC Photo）

鄭志剛/文

出身滿洲鑲藍旗人的額勒和布是晚晴十分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他先后出任察哈爾都統(tǒng)、烏里雅蘇臺將軍、熱河都統(tǒng)等封疆大吏和理藩院尚書、戶部尚書、內(nèi)務府大臣等朝廷要職，晚年更是出任軍機大臣，進入清政府核心領導層。《清史稿》中對他有“木訥寡言，時同列漸攬權納賄，獨廉潔自守，時頗稱之”的贊譽。

他還是少數(shù)身居高位，但終年寫日記不綴的清朝官員之一。這為我們了解晚清朝政府官僚體制內(nèi)部的日常運行，尤其是管窺晚清政府內(nèi)部修復機制提供了難得的一扇窗口。

晚晴政府無疑有其腐朽沒落的一面。從維護統(tǒng)治，使既得利益可持續(xù)這一樸素的動機出發(fā)，清政府必然像任何“垂而不朽”的組織那樣在當時的制度框架下開展各種可能的內(nèi)部修復行動，使得早已病入膏肓的晚清政府茍延殘喘到辛亥革命的爆發(fā)。那么，至少從額氏日記中，我們能觀察到晚晴政府哪些內(nèi)部修復機制呢？

第一，在交通和通訊十分落后的條件下，晚清政府通過艱難維系臺站，保障了基本的軍需運輸和官府通訊的相對暢通。

在額氏日記中，大量記載著他作為封疆大吏與晚晴中央政府奏折的往來。從準兵部的“馬上飛遞”，到軍機處“四百里”、“五百里”，甚至“六百里”夾板的傳遞，額氏拜發(fā)的奏折很快就可以收到皇帝“知道了。欽此”的朱批回折。這使得清政府在涉及邊境沖突和民變應對中保持了相對主動。

為了提高高級官員的出行速度，一些條件允許的臺站設置了清代蒙地的一種特殊交通工具——架桿車。額氏在日記中對其有這樣的描述：“其車系原坐之車，（但不同之處在于）更換長軸于兩轅之端，各用皮帶拴成一套，以徑二寸序，長八九尺之桿貫之，二蒙古兵乘馬置桿于鞍橋之上，又二蒙古兵持皮條左右?guī)椭唏R奔馳，牽掖而行”。這種架桿車在四名騎馬蒙古兵的幫助下，“其快如飛”。

然而，臺站的運行和維護也耗費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大量資源。這些臺站以勞役和賦稅的方式分攤給途經(jīng)的各地，成為沿途居民十分沉重的勞力支出和財物耗費負擔。這在額氏日記的記載中著墨甚多。在額氏看來，一些臺站“官兵駝馬全無”，“困苦情形尤甚”。廉潔自律的他只能“所有雇價銀兩飭全數(shù)放給，以示體恤”，而按照規(guī)定他只需“應發(fā)三分之二雇價”；另一方面，一些臺站由于協(xié)調(diào)機制不暢通，存在大量軍糧囤積而無法及時運出，乃至霉變的現(xiàn)象。這讓額氏頗感痛心，“當諭該參領迅速妥籌起運，勿再耽延”。

第二，通過習俗化的禮儀，不斷提醒官員效忠皇帝的意識，每個官員對于皇帝的忠誠成為日常行動中十分自覺的一部分。

清代官員繁瑣的禮儀從農(nóng)歷春節(jié)前開始，貫穿全年。我們從額氏本人在日記中大量記載的活動可見一斑。其一是春節(jié)前夕在辦公的衙門，額氏需要“穿蟒袍，補褂”，向朝廷拜發(fā)元旦賀折表；其二，在時任統(tǒng)治者的同治皇帝以及慈安和慈禧太后的壽誕前夕，額氏需要拜發(fā)賀壽折。他不僅需要提前向皇帝太后拜發(fā)賀壽折，而且在皇帝太后壽誕當日需要赴盛京皇宮的大清門外象征性地“叩賀萬壽節(jié)禧”；其三，作為盛京戶部侍郎，額氏需要在農(nóng)歷每個月的初五，在辰初（早上7點）到盛京并沒有皇帝的皇宮大政殿前坐班；其四，在去世皇帝的忌日和每年的二月、八月和春節(jié)前都需要“恭赴（昭陵和福陵）監(jiān)禮”，而且不時地“恭赴鳳凰樓恭晾圣容”（晾曬皇帝的繪像，避免受潮損害）；由此可見，清代的政府官員不僅需要向現(xiàn)任的皇帝太后的提攜頻頻致謝，而且還需要念念不忘已逝皇帝的千秋恩德。其五，如果遇到皇宮某地出現(xiàn)火情，皇帝受驚，各地大臣還需要會銜拜發(fā)“恭請圣安”折，向皇帝送去大臣們來自遠方的“安慰”，對皇帝的關切和問候不可不謂“細致入微，毫發(fā)備至”。其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臣每年在年初要向皇帝拜發(fā)謝照舊供職恩折，以示對皇帝同意自己留任，繼續(xù)效命的感恩戴德。而皇帝則像對所有的大臣奏折一樣不痛不癢地回上一句，“知道了。欽此”。

除了對皇帝不斷宣示效忠外，晚清大臣向各路神仙的禮拜祭祀一個都不能少。進入農(nóng)歷二月、八月，從恭祭衙神開始，文昌廟、文廟、社稷壇、山川風云雷雨、城隍壇、龍王廟、八蠟神廟，額氏這些政府官員們或者主祭，或者陪祀，或者監(jiān)禮，一路祭祀下來，每天自然忙的不亦樂乎。

圍繞皇室私人事務的處理，清代政府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這使得作為公職人員的大臣為公共服務的時間和精力變得十分有限，但上述做法無疑對于增強皇室凝聚力和使大臣深入骨髓地效忠皇室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晚清政府在下級官員推薦選拔上實行相關官員的“會同簽掣”制度，一定程度保證了官員選拔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使得少數(shù)優(yōu)秀人才依然能夠脫穎而出。

在早期擔任盛京戶部侍郎期間，額氏在日記中有會同盛京其他同級別或稍高級別官員共做某事的大量記載。在其記載的大量“會同工作”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是，額氏需要定期會同時任盛京將軍的都直夫挑選八旗兵中的“馬甲”“步甲”等的“缺”。特別有趣的是，他們有時會采用類似于抽簽的簽掣制度，通過“神的意志”的體現(xiàn)，來保證錄用兵甲的公平。這種“官員協(xié)同辦公”機制在錄取貢生的過程中更為典型。額氏曾經(jīng)記載，作為戶部侍郎的他曾赴學院衙門，與其他官員一起“會點”新“取增貢名”。

與兵甲和貢生直接由清代地方官員選拔不同，清代官員的選拔制度則相對復雜一些。概括而言，高級官員由皇帝選任，低級官員由吏部選任。但外省高級官員對其管轄范圍內(nèi)的部分官員員缺，有推薦人選給吏部或皇帝的權力，其中推薦給吏部的稱為調(diào)補，推薦給皇帝的稱為題補。與對兵甲和貢生選拔類似的是，對于官員調(diào)補和題補的推薦，不僅依然需要相關官員的“會同”，而且加入會同推薦的同級別官員更多。例如，額氏日記多次有會同將軍、都統(tǒng)和其他三部（工、兵和刑）等官員選補推薦倉外郎、金銀庫副關防等原本屬于戶部業(yè)務管轄范圍的官員的記載。而對一些更高級別或職位更加重要的官員的選拔，則需要報請皇帝協(xié)調(diào)吏部“調(diào)補”。例如，額氏曾會同恩竹樵拜發(fā)奏補海城縣知縣折，很快收到皇帝“吏部議奏，欽此”的答復。

清代官員的這種協(xié)同辦公、互相制衡監(jiān)督的機制增加了當事人徇私舞弊的成本，使得包括官員、士兵和貢生在內(nèi)的選拔推薦過程相對公正公平。

迫于包括軍事行動和臺站維護的龐大財政開支，為了彌補日益捉襟見肘的財政收入，始于康熙年間的允許商戶和文人通過向政府贈送財物獲得官員頭銜的所謂“捐輸”制度在晚晴愈演愈烈。這使得很多無德無才但有財?shù)娜藛T，混跡于晚晴政府的官員隊伍中。

出身于正統(tǒng)科舉進士的額氏在日記中盡管沒有對清政府的上述政策表現(xiàn)出腹誹，但對于通過捐輸獲得功名的候補官員表現(xiàn)出的“不屑”溢于言表，這種觀念甚至直接影響了他對下級官員選拔推薦的政策上。在出任察哈爾都統(tǒng)期間，他通過比試射箭來決定下級官員升遷的推薦順序，以此抵制那些通過捐輸獲得“遞補”優(yōu)先權的人士。額氏奉行的上述選拔推薦標準一度引發(fā)了這些人士向他的遞“呈”抗議，但這些抗議并沒有改變他既定的政策，而是對于這些捐輸人士予以駁斥。

晚晴政府核心官僚梯隊的組成，一方面需要由皇帝在吏部選派考察后進行直接任命，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會同制度由中高級官員深度參與這些官員的推薦選拔。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清代末期日益惡化的近親繁殖和裙帶關系滲透嚴重的態(tài)勢。雖然在日記中，額氏并無明目張膽“攬權納賄”的記錄，但在他的日記中不時出現(xiàn)，裕竹孫，系竹樵之婿；集竹坡，系海嵐之叔的字樣。而恩竹樵和恩海嵐都是和額氏交往密切的同級別官員，可見即使在號稱清廉的額氏心目中，對于裙帶關系的關照似乎在所難免。

一件看起來有點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是，額氏在被任命為察哈爾都統(tǒng)一事上，他本人似乎提前并不知情。這體現(xiàn)在他原先擔任的盛京戶部侍郎一職，“接到吏部飛咨，奉上諭著其他人調(diào)補”后，由于通訊的遲滯，并沒有立即接到他將被調(diào)派到何處的旨意。以至于他在接到該飛咨當天的日記中，無不憤憤不平地寫道，“咨文系六月初三日行，而余升調(diào)何處，并未行知，誠奇聞也”。如果額氏的上述記錄真實可信，這一定程度表明，至少在額氏官職升遷問題上，額氏并沒有像我們在影視作品中所熟悉的那樣進行“跑官要官”的官場提前運作。

事實上，在額氏的日記中不乏“進西華門，赴內(nèi)預備請安，（但）未蒙召見”的記錄。而額氏屢次試圖去拜會當時權傾一時的醇親王，但數(shù)次拜見都是“未會”。而對醇親王的拜會僅僅是他已被任命為察哈爾都統(tǒng)后，出于禮節(jié)性謝恩的目的開展的拜會了。

而在日記中記錄的與皇帝直接的對話也僅僅出現(xiàn)在他即將赴任察哈爾都統(tǒng)，成為駕馭一方的大員之前。對話僅寥寥數(shù)語，蒙主隆恩的額氏在日記中對此有詳細記載。日記記錄到，“諭問，‘幾時起身？走幾日？兵丁若干？’”。雙方的對話看上去并不是皇帝對大臣的訓示，而是像向即將遠行的朋友道路途珍重。其中唯一與皇帝身份相配的一句話是，“臺站、蒙古及兵丁均皆苦累，到任后須好好辦理”。接下來在諭問“年歲若干”后，額氏不無遺憾地記錄到，“即諭令跪安”了。

第四，并未成為官場主流的對于問題官員的巡查和彈劾。

對于額氏個人官宦生涯具有較大影響的是在他出任察哈爾都統(tǒng)不久，奉旨查辦烏里雅蘇臺將軍常順和參贊大臣文奎互相參劾一案。常順奏參文奎任意妄為，擅自“出傳單”，讓一個許姓藥商“傳坐架桿車”從烏城回京。這事在今天充其量是公車私用。但在當時由于涉及財政艱難維系的十分敏感的臺站，冒犯者被扣以“騷擾臺站”的重項罪名。而文奎在對常順對其參奏有所耳聞后，羅列了常順十大罪狀，反過來參奏常順。這十大罪狀中包括“將蒙民遠逐，拆搶蒙古氈房，致令凍斃無數(shù)”，“凡遇公事，不與滿蒙參贊大臣商辦，惟XX之言是聽，倚為心腹，姑息養(yǎng)奸，袒護劣員”，以及“重用官親，袒護同鄉(xiāng)”等。

面對作為軍事重鎮(zhèn)和西北門戶的烏里雅蘇臺主要官員將軍與參贊大臣之間的互參這一危難之際，額氏奉旨赴烏里雅蘇臺調(diào)查。難能可貴的是，額氏是在農(nóng)歷臘月二十九的年關，中國傳統(tǒng)節(jié)日“春節(jié)”前夕從張家口出發(fā)。而此時正值北方隆冬，冰天雪地，額氏一路向北行進的艱難可想而知。也許正是額氏這些官員在執(zhí)行王命的堅決和忠誠，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大清王朝腐朽不堪的大廈的傾倒和坍塌。額氏到烏城調(diào)查互參一案不久，即被皇帝任命為烏里雅蘇臺將軍，成為權傾一時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

除了同級別官員之間的互參，在清代，對存在瀆職和失職行為的下級官員的參奏成為上級官員履行職責的重要方面。在額氏擔任盛京戶部侍郎期間，在有限的向皇帝拜發(fā)的參奏中，一些是針對瀆職、失職，甚至犯法的已經(jīng)離職，甚至已故官員。例如在他的日記中，曾記錄奏參一些已故官員“虧短庫款”、“霉變米石”，明確向皇帝提出“請著追”。如果“霉變米石”是瀆職，則“虧短庫款”顯然是失職，甚至是犯法了。在出任察哈爾都統(tǒng)后，參劾那些“蒙混辦稿”的司員、“才力不及”和“患病”官員的奏折開始多了起來。

清政府根據(jù)不同罪責的性質(zhì)將官員罪責區(qū)分為“貪污腐敗、故意瀆職”的“私罪”和“無意之失”的“公罪”，對于公罪，允許“例準抵消”。額氏在出任盛京戶部侍郎監(jiān)管奉天府府尹事務期間，由于事先預籌防范不嚴，導致“監(jiān)犯反獄”。額氏主動上折承擔責任，請求處分。在經(jīng)過吏部議處，提出“降一級留任上加等降二級留任”的處罰方案后，皇帝最后裁決，“系公罪，例準抵消”。之所以可以抵消，這要歸功于額氏在任內(nèi)有“尋常加一級記錄十九次”。在銷去其“加一級記錄四次”后，額氏可以“免降其級”。清朝政府在官員獎懲制度的精細嚴明由此可見一斑。

第五，對于歷朝歷代政府官員與富商巨賈藕斷絲連十分棘手的政商糾葛，至少在額氏手中，借助今天看起來都十分現(xiàn)代先進的理念成功化解。

在額氏日記上，偶爾會出現(xiàn)某某商戶“執(zhí)事人”拜會的記錄。從額氏身上，我們看到，他對于涉及商戶的事務尤為謹慎，小心從事。在額氏出任察哈爾都統(tǒng)后不久，當時營務處官員向他請示如何挑選運送軍糧的商戶名單。額氏的建議是，首先需要讓這些有意向的商戶尋找殷實商鋪作為擔保；其次是將各商戶對運費腳價的報價收集后嚴密封存。等收齊后，選擇一個日子將所有投標的商戶集中起來，“會同拆封”，“擇其價少者，即派其領運”。額氏在日記中解釋道，這樣做則“浮言自無從而生”。我們知道，現(xiàn)代拍賣理論是在上個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現(xiàn)代信息經(jīng)濟學和博弈論的興起而逐漸發(fā)展的，但額氏這里采用的是如今在政府公共采購事務中慣用的“一級密封拍賣”無疑是較早的拍賣實踐之一。

額氏在幾天后的日記中，對這一事件進行了進一步的跟蹤報道。在營運處官員將各商戶運糧腳價報價收齊后的這一天，額氏會同時任察哈爾副都統(tǒng)景玉堂，同時傳齊各商戶，將各商戶報價當堂拆封閱看。商戶的報價有出四兩或四兩多的，只有德義木店出價三兩七錢。在檢查該店確實有實力商鋪愿為其擔保后，額氏最終把運送軍糧的差事交給了該店。

這個故事的一個小的插曲是，有一家意圖攬腳的商戶后悔當初出價太高，通過相關官員向額氏表示“情愿落價”。額氏則義正言辭地請該官員轉(zhuǎn)告他，“既已拆封，不能更改”，縱有（有商戶愿意）只要價一兩，“亦不能辦”。這一插曲從側面表明，當時很多商戶并不是很了解拍賣的原理，對于很多商戶，甚至很多官員而言這都是新鮮事物。

我們知道，被稱為“前營”的烏里雅蘇臺是清代旅蒙晉商的興起之地。烏里雅蘇臺曾經(jīng)是號稱營業(yè)額用五十兩一錠的元寶從庫倫可以排到北京的大盛魁的總部所在地。即使在總部前往庫倫后，烏城依然是大盛魁十分重要的業(yè)務中心。能與這些富可敵國的商戶始終保持致清如水的關系，額氏不可謂清代官員中“另類中的另類”。

第六，為增強地方軍事實力、履行守土護疆職責和順應世界軍事發(fā)展潮流，晚晴在一些地方陸續(xù)推出類似神機營的火器軍隊，成為從中央到地方財政支出和保障的重點，優(yōu)先發(fā)展。

在成為察哈爾都統(tǒng)后，額氏傾全力貫徹落實的一項工作是在京師西北門戶的張家口布防一只當時現(xiàn)代化程度頗高的火器部隊。在日記中額氏對其與戶部、神機營溝通，“添設洋槍隊”的過程進行了詳細記錄。

從額氏的記錄來看，被稱為“精銳營”的洋槍隊在察哈爾的設立是幾方共同努力推動的結果。其一，該事的起因源于額氏上任察哈爾都統(tǒng)后與副都統(tǒng)云亭會同拜發(fā)的“奏請?zhí)碓O洋槍炮隊折”；其二是由戶部“主稿”提出的預算方案獲得皇帝的批準；其三是由北京神機營直接為該洋槍隊委派了一位正令官和兩位副令官，以及二十三位教習官，完成了精銳營基本的組織構架；其四是額氏作為察哈爾都統(tǒng)經(jīng)過多次“勘察地勢”，最終將原來的三翼公所改組為精銳營的公所；其五，額氏為精銳營調(diào)補十旗隊兵，最終一只由五百名槍炮隊兵組成的精銳營組建完畢。

在1874年臘月十一日的日記中，額氏記下了經(jīng)過幾個月的緊張籌備，精銳營終于夜間子時（選擇吉時）“拈香”（成立儀式），隨后于當日午時“開操”的日記。這也許比袁世凱在天津小站訓練“新軍”早了幾十年。在接下來的一段日子里，“赴精銳營看操”成為他每天的例行公事，在日記中都有提及。令人感到十分遺憾的是，額氏很快奉旨赴烏里雅蘇臺查辦將軍與參贊大臣互參一案，精銳營組建后是否在守土衛(wèi)國中建立彪炳戰(zhàn)績，從額氏的日記中就再也無從知曉了。

從額氏組建精銳營的實踐，我們看到，即使在額氏的時代，并非所有清朝官員都沒有認識到船堅炮利對維護一國的權益尊嚴的重要性，也并非所有清朝官員都拒絕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一味保守，閉關鎖國，不思進取。但這些有限的積極引進和吸收先進技術的舉措，依然無法改變清代很長時期基本軍事隊伍依然依靠從旗人中經(jīng)過額氏等官員挑選的“馬甲”、“步甲”、“養(yǎng)育兵”、“抬槍兵”等作為士兵的補充主流，在提拔下級官員時依然采用射箭的準確率作為標準。

當然，作為時代中的額氏顯然并不能超越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他會像所有的清朝官員那樣嚴守官員的等級界限，可謂涇渭分明。在額氏的日記中，他對于下級官員對上級的稟見和同級官員之間的拜會有嚴格的區(qū)分；清代官員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官員的迎來送往，額氏自然無法免俗，在其日記中記錄了大量的候送候接事件。

清代官場迎來送往候接候送的地點往往選擇在寺廟。這使得寺廟這一用于實踐宗教信仰的場所一定程度上演變?yōu)楣玻貏e是官場活動中心。而在哪里候送和候接則與官員的級別以及旅程的方向有關。在盛京，額氏等往往在善緣寺候送從北京方向來的高級官員，而在小西邊門外關帝廟接候官員。前往撫順“恭謁永陵”的官員則選擇在小東關外一家叫做“老龍口”的燒鍋酒店前候送。

當上下級官員離任，額氏要向該官員贈送“程儀”，從二十金到百四十金不等；在親友和同事去世后，額氏要向其親屬贈送“分金”；親友同事女兒出嫁，額氏需要向該親友同事贈送 “奩敬”。在額氏日記中，更有今天看來不明所以的各種“奠儀”“程敬”、“渚敬”等的記錄；除了拜壽婚喪嫁娶的禮節(jié)性宴請和各種年節(jié)前后的“宴請”部下同僚外，額氏日記中大量記載了歡迎或歡送同級別或高級官員的“公請”和大量沒有任何由頭僅寫“赴XX之約，XX在座”的聚會。額氏在盛京履職戶部侍郎的后期，為了打發(fā)盛京冬日漫長的時光和迎接春天的來臨，包括額氏在內(nèi)的這些盛京清政府的高級官員們發(fā)起了被額氏在日記中稱為“消寒會”和“吃春酒”的官員之間輪流坐莊的宴請。在額氏的日記中曾有“赴嘉禾堂消寒五集”的記錄，乃至于他們聚會用餐的飯店嘉禾堂在額氏日記中頻繁出現(xiàn)。

我們看到，正是這種制度慣性和人性惰性使得清政府內(nèi)部即使有額氏這樣廉潔自守、銳意進取的官員，在當時制度允許的框架內(nèi)，竭盡所能，付出各種努力，進行可能的內(nèi)部修復，但始終無法阻止清政府加速駛向覆滅的步伐。不要忘記，這些來自清政府內(nèi)部的修復行為，發(fā)生在對出現(xiàn)日食后“率同闔署官員行禮”“救護”和官員一年之中很多時間用在焚香拜祭關公等各路神仙的時代。包括額氏在內(nèi)的清代很多廉潔自律官員用拳拳之力，孜孜以求在極力挽救危亡之際的清政府，在辛亥革命110年后的今天，當我讀到額氏日記的相關記載，又怎能不扼腕嘆息，感慨良多呢？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