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晨/文 一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tǒng)里”的文章刷屏，讓我們第一次近距離了解全中國六七百萬外賣小哥在算法的驅策之下是如何地討生活，也把算法霸權、平臺責任和勞動力市場轉型這三個相互關聯(lián)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

為什么在路上，還是在小區(qū)里，總會遇到橫沖直撞或者一路小跑，爭分奪秒的外賣騎手？背后推手是算法霸權。算法要求他們在更短時間內完成送貨人物，他們也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行為。算法把服務客戶的效率提升放在第一位，不顧真實世界中會有中午時間等電梯排長龍、下雨天天黑路滑容易摔倒等各種問題，算法如果要節(jié)約兩分鐘，騎手就必須去擠出那兩分鐘，哪怕這意味著需要逆行、闖紅燈。算法之所以行之有效，也是因為獎懲機制所帶來的大棒效應，擔心被罰款，擔心被差評，就好像鞭子抽在身上一樣，驅使著騎手們更快，更快。

使用算法的外賣平臺對此難辭其咎。外賣是一個典型的雙邊匹配平臺，一邊連接用戶，一邊雇傭外賣騎手，盡可能便捷地匹配騎手為用戶送外賣。為什么這種旨在匹配的算法卻成了壓迫騎手的工具？

很多人喜歡美團或者餓了么的服務，因為方便便捷。外賣平臺之所以制定出如此細致的考核方式，就是希望不斷削減外賣所需要的時間，提升用戶的滿意度，從而提升用戶的粘性和使用頻次。就商業(yè)模式而言，外賣平臺的確把“顧客是上帝”發(fā)揮到了極致，向顧客承諾30分鐘送達，晚一分鐘都可以投訴。顧客可以打分、顧客可以投訴；騎手必須打卡、必須達標、必須完成KPI，而不達標的結果就可能是罰款。顯然，這樣的平臺缺乏基本的平等，把一邊的用戶體驗建立在對另一邊服務者的壓榨之上。作為一家雙邊平臺，如果只著眼于用戶體驗的提升，而不去考慮提供服務者的生存狀態(tài)，不去考慮騎手的福祉，這樣的平臺是不可持續(xù)的。當算法驅使的騎手求快行為導致交通違章帶來日益頻繁的傷亡的時候，平臺更必須肩負起責任。

不過，在聲討算法霸權和呼吁平臺責任之外，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一個正在發(fā)生的勞動力市場從制造業(yè)向服務業(yè)轉型的大背景。兩年前，美團和餓了么就已經擁有約600萬名騎手，現(xiàn)在人數(shù)會更多。有預測認為，到明年美團每天將需要100多萬名騎手，比去年多20萬人。外賣騎手的收入通常比在生產線上的工人高，美團的騎手就有近1/3曾在工廠工作，他們轉換行業(yè)，讓原本在生產線打工的工人更醒目地在大都市中出現(xiàn)。自2018年以來，大都市外來務工者從事服務業(yè)的人數(shù)就首次超過了制造業(yè)，后新冠時代只會加劇這種轉型。

其實，外賣騎手中有1/5上過大學或職業(yè)學校，他們希望獲得尊重。在一份調查中，近一半美團騎手表達了對自己社會地位的焦慮；而在餓了么，只有不到1/3的騎手認為自己獲得了用戶足夠的尊重。

整體看來，外賣騎手在算法霸權下的生存狀態(tài)，體現(xiàn)了向數(shù)字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xiàn)的全新的“異化”問題。資本主義規(guī)模化生產中的異化，讓工人成為流水線上不斷從事重復勞動的螺絲釘，沒有任何發(fā)言權，沒有任何的成就感，只是為了養(yǎng)家糊口而承受無聊和疲憊。外賣小哥面臨的異化風險則是他們有可能成為算法所驅使的“人肉機器人”，在平臺追求更高的效率和自己爭取多的計件收入中迷失了方向。

餓了么和美團都在24小時內做出反應，無論是“增加五分鐘”,還是優(yōu)化算法，善待騎手，都是邁向平臺社會責任的第一步。但，我想，這不應只是一次危機公關，我們需要更深遠地思考：

首先，我們需要給予外賣騎手基本的平等和尊重，在算法之外增加更多溫度。

其次，我們需要鼓勵平臺將自己的算法公開透明，這也是數(shù)字時代的未來趨勢。現(xiàn)在每家平臺的算法都是黑匣子，黑匣子的算法更容易被為了滿足商業(yè)利益而調整。算法公開透明，讓更多專家可以評審算法，對不合理的安排提出異議，可以減少算法霸權，增進平臺平等。

最后，每一個消費者都需要多些同理心。在算法驅使的世界，如果不學會換位思考，我們會越來越把外賣騎手當作行走的機器人，直到他們被機器人取代為止。五年十年以后，當商業(yè)模式變化，技術迭代之后，零工經濟又該如何善后？

（作者系《經濟學人·商論》執(zhí)行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