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學派好做夢，從入世到出世都有了，但最有代表性的，還是王艮的“異夢”——救世夢。    圖蟲創(chuàng)意）

【文化的江山】

劉剛/文

走江湖的心學

心學，從創(chuàng)始人陸九淵、王陽明二人開始，就有著異端氣質。

在陸九淵之前，誰問過“堯舜讀什么書來”這樣的問題？據說，趙抃這樣問過王安石，他問道：“如臯、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這都是三代以前傳說中的人物。當時，趙是針對與王安石改革建立他的新學發(fā)問的。而陸九淵那一問，則問向儒家傳統(tǒng)的道統(tǒng)，一問就問到堯舜頭上，他們讀過什么書？可見陸九淵的質疑，不僅超越孔孟，而且還要繞過周公孔子，直奔堯舜去。王陽明異化得更厲害，你讓他以理學的方式去“格物致知”，面對一叢修竹，他沒有格出竹子的道德品格，反而居然“格”出一身病來，在他之前，聞所未聞，在他之后，亦無二人，什么叫“格格不入”？這就是。

心學的異端氣質，在泰州學派里，更為明顯，有人稱它為“左派心學”，不知這劃分的標準是什么，也許是以思想路線來分的吧。學派發(fā)展，要靠思想路線，中國傳統(tǒng)思想，有走仕途和走江湖兩條路線，如果以走仕途為“右”，那么走江湖的就是“左派”，所謂“左派心學”，也就是走江湖的心學。但這兩條路線，并非必擇其一，非左必右，而是可以混搭并行和互補的。

所以，走仕途時，思想上不妨有個江湖的去處，政治上走仕途，不妨礙思想上走江湖，正如范仲淹說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李贄和湯顯祖，都是半吊子仕途人物，稍有不順，便退出仕途，因為他們心中早就有個江湖。

可他們的祖師王艮，卻比他們要決絕得多，王艮“周流天下”，但他絕不走仕途，不但自己不走，還不讓他的子孫走，他自己不走，還可以說是由于他的鹽丁出身所致，不讓子孫走，則純屬思想路線的抉擇，他沒如此要求弟子，卻這樣要求子孫。不知王艮是否有意，他這樣一抉擇，便走出了儒學道統(tǒng)，走向了墨家俠學。

儒學走仕途，所以儒生皆為士子；墨學走江湖，故墨者多是俠客。

盡管他的弟子們大都兩條腿走路，用一條儒學的腿走仕途，一條墨學的腿走江湖，但他們并未走向與理學名教決裂，而是讓墨學那條腿走到名教中來，將墨學中“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的俠義精神留在名教里來發(fā)揚光大，黃宗羲稱墨俠為“赤手搏龍蛇”。

泰州學派好做夢，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湯顯祖的《臨川四夢》，從入世到出世都有了，但最有代表性的，用來開宗立派的，還是王艮的“異夢”——救世夢。

救世夢，見于他的《年譜》中，王艮29歲那年某夜，夢見天墜，壓在人身，人皆紛紛慌張奔號，惟有他奮臂托天，救出眾生。又夢見日月顛倒，星辰失序，他又一奮臂便使日月星辰歸位如常。……醒來，他汗如雨下，心塞頓開，從此，他就認定，“萬物一體為仁，宇宙在我即心”。

這個夢，氣象格局，與王陽明不同，卻與九淵相通，陸有詩句眾人皆熟，可見其影響。所謂：“昂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先師如此豪邁，能不激發(fā)后學“異夢”？王陽明不是做夢，而是在“龍場悟道”，那是在游走于生死邊緣之際，于“百死千難”中，孤苦獨處時，終于悟到了“吾性自足，不假外求”，頓然逆轉了宋學儒理路，便有“一點良知”如晨曦閃爍于天際，隱隱約約，被他的理性之眼認出，硬碰硬地撞開了理學之門，開出“致良知”一路，這是一條學院式道路，王艮顯然不具有那樣理性的力量，他必須借助靈性思維的奇跡，依靠夢想而非思想來實現(xiàn)超越。

中國文化講入世、出世的多，儒道互補，三教合一，皆不過爾爾。可心學中，偏偏就出了個泰州學派，要做救世的夢，夢想的源泉，不在儒道里，而在墨學中。墨子，就是有著救世夢的義士，哪里人民有難，他就往哪里去，在一個“無義戰(zhàn)”的世界里，欲以一己之力，令天下“非攻”和平，在一個不平等的禮教社會里，欲以“兼愛”之博愛，追求人類大同。

墨子的思想，就是救世信仰，有著濃郁的宗教氣息，但未形成宗教，卻形成了類似宗教的學派團體，具有嚴密的組織性，并擁有當時最先進的防御性武裝，他們不僅用邏輯武裝了思想，還用兵法和兵器以及一往無前的戰(zhàn)斗意志，武裝了“非攻”的和平主張。這樣的學派首領，號稱“鉅子”，他不光有著一個信眾體系，還有著維系墨者團體的法律。

先秦時期，儒、墨皆為顯學，風靡當世。法家韓非子站在王朝中國的立場，批評儒家說“儒以文亂法”，批評墨家說“俠以武犯禁”，要統(tǒng)統(tǒng)都取締。后來，法家和儒家，先后被王權采納，陽儒陰法，為王朝中國當家，而墨家則堅持本來的思想路線，往民間去了。

王艮，天然就是個墨者，墨子與王艮，兩人有太多相似，出身相似，學儒相似，開創(chuàng)學派也相似，我們不知王艮是否讀過墨子《非命》，但他對于天命的態(tài)度，更像是墨子的弟子。拜謁孔廟時，他曾感嘆：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一念起時，頓生“我命在天，造命由我”之思，這與墨子一嘆“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何其相似！

泰州學派對于墨學的復興，有四種方式，一是力行的方式，如王艮、顏鈞、何心隱等人，只管去做，“不著墨家一字，盡得墨學風流”，宛如墨俠一般；二是思想的方式，如李贄作《墨子批選》，在名教之中，獨樹墨學一幟，欲以墨學變革名教；三是文藝的方式，如湯顯祖作《牡丹亭》，以至情而“明鬼”；四是科學的方式，如徐光啟之能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就因為墨辨思維中，早已有了邏輯學的思辨活動造就了科學的認知范式。

《明儒王心齋先生師承弟子表》序說：“心齋先生毅然崛起于草莽魚鹽之中，以道統(tǒng)自任，一時天下之人，率翕然從之，風動宇內，綿綿數(shù)百年不絕。”表中錄入王艮至其五傳弟子共計487人，其中以進士為官者18人，以貢士為官者23人，入《明史》者20余人，入《明儒學案》者30余人，分布在江西35人，安徽23人，福建9人，浙江10人，湖南7人，湖北11人，山東7人，四川3人，河北、河南、陜西、廣東各1人，江蘇本土百余人，可見其學傳播，主要是在長江三角洲和贛鄱流域等商品經濟發(fā)達的地區(qū)。

其中，最激進的，是兩個悲劇人物，一個是何心隱，另一即李贄。

用朋友改良社會

何心隱是泰州學派第三代傳人，他與羅汝芳同為顏鈞弟子，能文能武，一身墨俠習氣，早年亦曾入仕，為江西鄉(xiāng)試第一，可他一旦發(fā)現(xiàn)真理，便棄仕途而去。論仕途之決絕，沒人比他更為自覺，王艮自絕于仕途，有出身的原因，顏鈞沒走仕途，為家貧所限，唯有何心隱在仕途上，本可以水到渠成，卻被他自動放棄了。

他在選擇，是走仕途，到王朝中國去，還是走江湖，到文化的江山去？他跟著老師指引的路線走去，不是士人路線，而是平民路線，走向獨立精神的新天地。

李贄最佩服的人就是他，心隱死后，李贄作《何心隱論》，其中就提到他對于名教的革命，說名教五倫，被他革掉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倫，只留下師友一倫可取，因為他認為，前四倫，不是基于血緣，便是出于利害，屬于自然而然，也是不得不然，唯獨師友一倫，可以自我選擇，給自由意志和自由思想留了取舍的空間，新社會就由此一倫而足夠產生。

李贄說，人有五倫，何心隱舍其四，“而獨置身于師友賢圣之間”。師友一倫，以“同志”相稱，我們耳熟能詳?shù)?ldquo;同志”，并非今日才有，而是由來已久，以“同志”建構新社會，亦非從現(xiàn)在開始，早在四百年前已經開始了。還有什么比這更偉大的事情？這樣的事情，是對名教的革命，在名教體制里當然無法實行，那就到民間去，從自家開始，他做了一次偉大的社會革命的實驗。

李贄說他要突破“孔子之道”的局限，局限在哪里？李贄指出，“孔子之道”有兩個難處，一個是家庭，對于每一個人來說，“難在以天下為家而不有其家”；還有一個，便是私有財產，難在“以群賢為命而不以田宅為命”，克服這兩個難處，何心隱決定從自己做起。

他要做什么呢？做一個“會”，一個“師友會”，一個“同志會”，他要用這“會”來改造中國，改良社會，于是，借鑒老師顏鈞在家鄉(xiāng)成立宗族性的“萃和會”的形式，加以擴充，使之從自發(fā)性的聚眾講學，變成自覺性的自治組織，這就超越了儒者的界限，向著墨者的方向發(fā)展去，本來老師顏鈞就有此傾向，他順勢就把這一傾向貫徹到底了。

他在宗族內作“會”，欲以“會”來突破家庭和私有財產的局限，遂捐其家產，立“聚和堂”——“會”，以經濟平等為基礎，建立耕讀式鄉(xiāng)村自治組織。

有人說，那是個空想社會主義的組織形式，空想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滿現(xiàn)實，想在現(xiàn)有的國家結構以外，通過自治的組織行為，改變其現(xiàn)狀，達到其目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消滅私有制，那是空想，但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就不完全是空想，而是一度成為現(xiàn)實，或部分成為現(xiàn)實。同樣，在宗法社會里搞宗族自治也不是空想，與其說同王朝中國犯沖，也可說是對王朝中國的補充，放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王道序列里，它屬于“齊家”范疇，王艮大講“修身”，何心隱重在“齊家”。

王艮說“格物致知四字本旨”，都二千多年了仍“未有定論”，為此，他提出了一個新的說法，即“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謂”，“挈矩”是“度量”的意思。

所以，“格物致知”，還有個用什么來“格”的問題，若以國家為“挈矩”來“格”天下，王朝中國就難免用它的“挈矩”——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來“格”人了，這就會出現(xiàn)如馬克思所說的“使人不成其為人”的問題，這個問題，歷來被忽略，突然間，被王艮提出來了，他正相反，他說“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這樣“格”出來的“國家”，當然就是個人本位的國家，這樣“格”出來的“天下”，也就是個體人格的天下了。

由此，他得出一個結論：天下什么最重要？非國家，乃“吾身”。

請注意，他已從陸王心學的“吾心”轉向泰州學派的“吾身”，反復強調尊身、安身、保身、愛身，“以身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

對此，何心隱另有一說法，他說《中庸》言修身，王艮就從“吾身”立論；《大學》說齊家，他就從《中庸》轉向《大學》，從“吾身”轉向“吾家”。然后以“吾家”為矩，度量天下，以“吾家”為本，聚族而居，化小家為大家，欲以“社會”——“兼相愛，交相利”的經濟組織來“齊家”，達到“天下一家”。

這樣的追求，雖然是從《中庸》和《大學》的名教出發(fā)，但還是突破了理學規(guī)定的名教范疇。再加上何心隱于五倫之中，惟重師友一倫，“天地之交”，不在君，也不在父，而在友，友大于君，重于父。

如此看重友誼，在《荷馬史詩》里，也曾有過，阿喀琉斯終極一戰(zhàn)，不為國家，不為王權，不為財富，只為友誼，可見，他心中，朋友大于國家，高于王權，重于財富，連宙斯都為之感嘆：人類終于成熟！因為，君和父的權威，還屬于自然法則，而友誼則是人道，超越自然法則，表現(xiàn)出純粹的人道之愛，人類從此就可以挑戰(zhàn)命運的主宰。因為，人類可以超越血緣自然之道，而有友誼之人道。

何心隱不走仕途，君臣一倫，便離他遠了，父子、兄弟，也非人自己所能選擇，要由血緣來決定，夫婦一倫，也難由己，也得經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總之，五倫之中，唯獨師友一倫，可以自己選擇，能藉以表達自我意識，實現(xiàn)自由意志。如果孟子有知，會不會把他當做墨子信徒，罵他個“無君無父”？

若以師友一倫，建立新社會，那社會，就得“兼相愛，交相利”，就得“尚同”，以“同志”為基礎，在志同道合中“齊家”——完成“天下一家”的大業(yè)。

心隱不走仕途，回到“吾家”，他在家干什么？李贄說他“不肯治生”，這是針對他自家說的，他“家世饒財”，對于自家生計，李贄說“公獨棄置不事”，他把自家全部都捐了出去，搞了一個“會”——“聚和堂”，“與一世賢圣共生于天地之間”，他把一己之家捐了，“齊”了個一族之家，他要把一族之家做大，做成個“天下一家”。

他不為己計，卻為國計，不治己生，卻治民生，因此，他需要一個組織，叫做“會”，“會”是一個經濟組織，也是一個文化團體，就此而言，還屬于自治性的耕讀互助合作形式，但他還要關心政治，一涉及政治，情形就變了，就有了會黨的嫌疑。

以耕讀出仕，為儒學正道，何心隱與仕途決裂，就注定了要走墨學一路，他的“會”，就像先秦墨者團體，具有士農工商全社會的性質，黃宗羲說“心隱在京師，辟各門會館，招徠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說“梁汝元者，以講學為名，鳩聚徒眾，譏切時政”，“梁汝元”，為其原姓名，他為何要改名“何心隱”？

這就跟他搞的“會”——聚和堂有關，因官府加征“皇木銀兩”稅，他聚“會”抗爭，被捕入獄，發(fā)配貴州，運營了六年的“會”——聚和堂破產，他從流放地逃走，從此行游四方，改姓易名，自稱“何心隱”，他究竟有一顆怎樣的“心”要“隱”？

有人對他三教九流不分來者不拒的做法表示不滿，跑來責備他，他對來者說，萬物皆備于我，我還要去挑三揀四去分別好壞嗎？哈哈哈，五湖四海來者皆友，看你怎么處！不過，他這樣回答，就難免士林與草莽聚“會”，耕讀與江湖相“會”了。

中國讀書人，儒、墨怎么分？有一分水嶺，即仕途。走仕途的，都是儒生，不走仕途的，即使他“言必稱孔子”，那也是墨者。平時，墨隱于儒，其表現(xiàn)，多為儒學異端和激進儒者，從走江湖到走上革命之路，“何心隱”，隱的就是這樣一條“心路”？

他不走仕途，卻積極參與政治，前期扳倒嚴嵩，后來針對張居正，他都是活躍分子，但他參與的，不是王朝中國里的官場政治，而是文化中國的士林政治，張居正新政，要關閉天下書院，取締民間講學，他就針鋒相對，天天講，在講學中發(fā)動士林，打到張居正！這就使他的“會”發(fā)生轉變，從一個民生的經濟組織轉向民間的政治組織。

為此，他再次入獄，這一次他必死無疑，打死他就是打死組織。

心隱死了，李贄說他“為道而死”，“重于泰山”，還說“何公布衣之杰，故有殺身之禍；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能量有守恒定律，榮辱也有嗎？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輯四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