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懷宇

當人們開始戰(zhàn)爭時，往往會顛倒行事的順序：先行動，直到痛苦了才開始思考。

——修昔底德

康拉德·雅勞施的《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國人經歷的20世紀》是一部關于1918-1933年間出生的德國人，即所謂“魏瑪一代”的群體傳記。其史料取自數(shù)十位老人的晚年回憶錄或自傳。作者從個人的回憶與經歷出發(fā)，回顧驚心動魄的政治史，猶如通過老樹的年輪去重構它曾經歷的風雨。全書分為三部分，分別描述他們戰(zhàn)前的童年與少年，戰(zhàn)時的青年，和戰(zhàn)后的生活。

解釋學是史學的基本方法。狄爾泰極重視自傳的價值，因為再體驗（Nacherleben）是切入體驗的最直接途徑，自傳是對生命的最貼近反思。后來的歷史學家還指出：自傳不僅是史料的內容來源，這一形式本身就意味著個人主義與自我意識的覺醒。自傳是將“我”的從生到死的經歷把握為一個整體的努力，處理的是我與世界的關系，其意義是多樣的：自傳可以是戰(zhàn)士的最終和解，也可以是不甘者的存在之證明。傳主們將自己視作歷史長河中的個體，而不僅是群體中的一員或潮流中的浮沫。歷史意識同時也就是超越的意識，二者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當我們自覺地將自我置于變動的歷史中，也就獲得了從洪流中探出頭來的視角，從更高處俯瞰自己的一生。在作者選取的八十人中，有六名歷史學家和三名文學或日耳曼學家，遠超這些職業(yè)占總人口的比例。一個人是否擅長反思的性格特征在一生中有較大的穩(wěn)定性，因此本書所選樣本雖然控制了階層、性別和地域的比例，力圖全面展示“普通人”的生活，但這些人在性格和智識上卻是較認真的人。將此書的樣本群與“平均人”區(qū)別開來的還有戰(zhàn)后的人生歷程：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對生活與事業(yè)還算滿意，這樣的人無疑比不如意者更愿回顧一生，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也通常更為坦率寬容，尤其是在晚年將死之際。

群體傳記（prosopography）作為史學方法，最早出現(xiàn)在對人物數(shù)量有限的統(tǒng)治集團的研究，它要求框定一個數(shù)量適中的群體，研究其生平經歷中的共性和相互關系。舉一典范：劉易斯·納米爾對喬治三世早期政治史的群體傳記研究認為：彼時的英國議會中不存在黨派意識形態(tài)，真正起作用的是私利和人際關系。傳統(tǒng)政治史的鼎盛過去之后，政治史研究必須“下滲”，將統(tǒng)治集團的歷史細化為公務員們和士兵們的歷史，在這個階層，個人的意志力量有限，龐大的結構籠罩一切，群體傳記學也越發(fā)難以適用。這本《破碎的生活》則代表一種迎面而來的趨向，即生活史的“上浮”，將日常生活與宏觀的政治史相連。弱者和無權者通常只在生活史中被納入視域中心，因為只有生活史關心受力者的生活狀態(tài)，而非旨在探究施力因素的因果解釋。生活史中的人物可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但也正因為日常（Alltag）總是“庸常”的鄰居，幾千年來的嚴肅學問多輕視日常生活。現(xiàn)代哲學的一大變革即是令其敞現(xiàn)為意義的發(fā)生場所：一方面，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價值目的，成為批判技術與系統(tǒng)的基礎；另一方面，未經反思的日常話語也必須接受批判，使意義免受意識形態(tài)的遮蔽與干擾。這兩個方向的反思構成了《破碎的生活》的雙重主題。此書的主角們都將自己置于極權主義與戰(zhàn)爭的大背景下，去回憶自己的遭遇并反思責任，如此高度政治化的普通人自傳只有在特殊的歷史時期才會出現(xiàn)。

當我們談論政治，總是會不自覺地引入道德。探究政治影響與歸因的歷史常有較明晰的道德色彩，丘吉爾和希特勒的道德對比幾乎是絕對的。正如在國際關系中，大國必須對世界負責任，而小國可以在夾縫中搖擺；生活史中那些歷史影響力甚微，卻承受著歷史之影響的普通人，其故事的道德因素也要弱得多——所謂惡行，也就是男人在饑餓時偷面包，女人在窮困時出賣色相而已，總不能說悲慘世界是這些人造成的。然而《破碎的生活》卻關注普通人對政治的道德責任，以及他們晚年如何反思這一責任。這是政治參與擴大到全民的時代才會有的現(xiàn)象，無論政治參與的形式是民主投票，還是意識形態(tài)動員。

統(tǒng)治者面臨的歷史評價要比普通人嚴峻得多，其回憶錄中也會有更多的文過飾非。例如上文提到的納米爾，當他讀過德國將軍們的戰(zhàn)后回憶錄，就不相信這幫人把戰(zhàn)爭與戰(zhàn)敗責任全推給希特勒的敘述（這個判斷要比威廉·夏伊勒老辣得多，《第三帝國的興亡》在這方面太過輕信，后來發(fā)現(xiàn)的史料也證明了納米爾的正確）。普通人的自傳中也有自欺，卻多由心理因素或“意義的需要”驅動。回憶只是入乎其內的“再體驗”，而反思性自傳則加入了出乎其外的理解，其中有將私人回憶接入共在的歷史之網的努力。《破碎的生活》中的多數(shù)回憶錄始于一個“金色的童年”，然而史書上的魏瑪?shù)聡錆M動蕩與危機，算不上太平盛世；甚至一戰(zhàn)前的那個傳主們從未經歷過的第二帝國，也被想象成一個美好的“昨日的世界”。這種體驗只能是由歷史敘述產生的，它源自茨威格那代人對兩個世界的對比，卻滲入了魏瑪一代的自我理解。長輩的回憶與敘述變成了宏觀的歷史想象，處于微觀的私人自傳的上游，構成了較年輕的魏瑪一代賴以定位歷史的背景。許多魏瑪一代對歷史的童年記憶始于1929年經濟危機，孩子是以“印象主義”的眼睛觀看他們不理解的事物的，盡管尚且無法理解納粹和共產主義，卻已覺得前者的褐衫最顯眼，喊口號的方式也“最響亮和激進”。

納粹上臺后，許多魏瑪一代在加入“希特勒青年團”或“德意志少女聯(lián)盟”時對意識形態(tài)灌輸并無防備，很多人只為享受這些團體組織的郊游遠足和集體活動，而一些父母對納粹更戒備，因為中年人的經驗之眼中看到的，正是理查德·埃文斯在《當權的第三帝國》中所描繪的瘋狂與肅殺的景象——那些不祥的時代變化仍隱隱透露于《破碎的生活》，而少年的天真之眼卻未能讀出可怕的前景。許多魏瑪一代在其回憶錄中說，自己年少時不理解為何父母厭惡這些納粹團體。少年時代有著遠比政治更美好的想象，然而政治總是生活的一部分，它的力量更遙遠，卻并不更弱。當生活史的回憶接入政治史的災難，傳主們不得不在曾經的主觀感覺和客觀的歷史結果之間掙扎，美好的生活回憶與可怕的政治后果之間的不可調和，讓寫下回憶錄的老人們“同時感到懷舊和悲傷。”

這本群體傳記是以性別來區(qū)分兩種不同的戰(zhàn)時生活的，戰(zhàn)爭讓性別成為了生活的明顯分界線，區(qū)別了前線與后方。大戰(zhàn)爆發(fā)之際，那些尚未成家的魏瑪一代男性中，有許多不是在戰(zhàn)爭后期才被征兵，而是很早就參加過法國戰(zhàn)役。傳主中有許多曾目睹近在咫尺的戰(zhàn)友橫死，相當多的男性在回憶錄中談及一個話題：我為何活了下來？因為這不是一個大概率事件，他們通常歸因為“運氣”和“機智”（本書中沒有統(tǒng)計數(shù)據，但對手的數(shù)據是：1923年出生的蘇聯(lián)男性只有20%活到1946年）。女性在六年戰(zhàn)爭中，體驗到的是與日俱增的窮困、饑餓和勞動力短缺，她們是英美針對后方城市的恐怖轟炸和蘇軍大規(guī)模強奸的受害者。在女性的敘述中，政治更像是一個陌生的外在力量，打斷或侵入了她們的生活。雅勞施對此主觀體驗表示懷疑，認為她們也負有一定罪責，典型事例是那個史上最厭女政黨的上臺，竟有近半選票來自女性（埃文斯認為，以教堂為主要集體場所的女性選民作出的其實是一個宗教-世俗選擇：她們最支持的是基督教保守主義，其次是神秘主義的納粹，再次是社會民主主義，最反對無神論的共產主義）。

這本書關于戰(zhàn)時德國人心態(tài)變化的描繪，呈現(xiàn)出兩個結論：

首先，絕大多數(shù)人的道德判斷取決于事件的殘酷程度。認為普世價值即“避免殘酷”的理查德·羅蒂或許會贊同這種直覺主義，但恐怕很少會有歷史學家贊同這種天真的觀點。因為等到事情發(fā)展到殘酷的階段，通常已經停不下來了；除了心理變態(tài)或意識形態(tài)狂熱，沒有任何殘酷出自“愛殘酷”，而是被不斷發(fā)展的情勢逼上險境的結果。如果要避免殘酷就需要另一些德性，及早避免日后可能陷入殘酷情境。日常生活的德性往往只是直覺上的“善良”，直覺的因果鏈最短，在這方面諸時諸地的人性差別本不會太大；因果鏈較長的政治德性的重要性被嚴重低估了，而政治德性的高低卻能決定政治環(huán)境能否容得下日常的善良。在戰(zhàn)爭前期尚不那么殘酷時，德國人陶醉于閃電戰(zhàn)的速勝，絲毫不覺得入侵波蘭和法國有什么錯。回憶錄中對二戰(zhàn)的反思集中于殘酷性，而不是它一上來就是不必要的和非正義的。老人們在晚年已經知道了后來的災難，卻仍忠實地記錄了戰(zhàn)爭初期勝利的喜悅。他們在血流成河之后痛定思痛，起初卻極少有人覺得，開戰(zhàn)第一天流的第一滴血就已是無謂的犧牲。

其次，殘酷的感覺取決于人們離殘酷的距離。在德國人何時開始懷疑納粹的時間點問題上，直接體驗的力量遠大于間接經驗。一些回憶錄表明，在1941年冬進攻莫斯科受阻、珍珠港事件后德國對美宣戰(zhàn)時，一些前線的士兵們就已不再相信“最終勝利”。其實，根據哈爾德、古德里安等人當時留下的文字，他們也是在通往莫斯科之路上看見了拿破侖的陰影。《破碎的生活》中反復出現(xiàn)的一種士兵們的自欺是：即便不想為元首而戰(zhàn)，卻仍要保衛(wèi)祖國、阻擋蘇聯(lián)入侵本土——但客觀上這兩者是等效的。在很多回憶錄中，后方的人要到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大敗之后（那是戈培爾首次公開承認局勢嚴峻性并要求總動員）才有所動搖。甚至有一些人的信念撐過了此后兩年內英美夜以繼日的狂轟濫炸，直到1945年才在內心承認德國必敗，認為元首負有罪責。這就難怪在四面楚歌的戰(zhàn)爭末期，德國的工廠比敗退的軍隊更忠誠。書中提及的一個例子是，1944年軍官團刺殺希特勒失敗后，多數(shù)德國人對此印象是“叛國”，而元首大難不死反而證明了他的“天命”。東線士兵們對戰(zhàn)爭的道義觀破產明顯早于德國本土，因為他們親眼目睹了戰(zhàn)爭升級之后的殘酷，而后方的人們卻只能間接地聽聞到這些。

盡管如此，仍有少數(shù)身居后方者能穿透宣傳的迷霧，推測出前線形勢。由于一戰(zhàn)失敗于國內的社會主義者與猶太人的“背刺陰謀論”盛行（希特勒本人也信它），二戰(zhàn)的德國一直恐懼后方民意反彈，直到1943年開始總動員之前，前方與后方一直界限分明。然而暴增的陣亡名單和前線傳回的重大事實是無法說謊的。后方的人其實理智上知道東線的可怕，彼時“把你送去東線”對于在其他地區(qū)服役的德國士兵來說，是相當嚴重的威脅。書中提到了兩個對比鮮明的細節(jié)：在戰(zhàn)爭前期德國連番勝利時，人們用圖釘在地圖上標記軍隊的前鋒所至。隨著戰(zhàn)局逆轉，歐洲地圖在課堂上消失了。地圖當然是近代以來人類與空間打交道的工具，就算缺乏直接經驗，人們也本該能夠憑借理性推論出許多更昏暗的結論的。

戰(zhàn)后接踵而來的冷戰(zhàn)為東、西德安排了不同的命運。成千上萬的醫(yī)生、教師、工程師等知識技術人員流向西德，蘇聯(lián)人建起了柏林墻來阻止人口遷徙。出于同一邏輯，東德政府允許退休后的老年人去西德生活。面對經濟的全面落后，東德集中大量資源投入特定工業(yè)項目，但即便如此也未能取得局部優(yōu)勢。東德人的回憶錄比西德人更多地談論政治，柏林墻和斯塔西則是顯著的目標。墻塌之后，一些社會主義者認為東德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而只是個斯大林式國家。雅勞施注意到一個現(xiàn)象：在民主德國被并入聯(lián)邦德國后，一些回憶錄中也出現(xiàn)了對集體社群的懷念，但沒有人希望東德重新回歸，生活體驗與理性反思之間再次出現(xiàn)了裂痕。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呈現(xiàn)出的老人們對東德的懷舊，與他們對自己在戰(zhàn)前第三帝國的青年時代的懷舊不同。一些人相信，民主德國的集體主義中“較好的一面”能夠與西式自由民主共存，卻沒有人會相信希特勒青年團的集體主義中存在“較好的”一面并能與民主共存。二者的差別很難說是政治學作出的理性的區(qū)分，更多還是歷史懲罰的輕重差別所致，體驗與記憶再一次顯出比抽象的理性更強大的力量。

在戰(zhàn)后重建時期的西方，戰(zhàn)敗意味著新的開始，奮斗的精神并未被擊垮。與“昭和男兒”給世人留下的印象不同，德國的男性青壯年死亡規(guī)模遠大于日本，其重建更依靠女性勞動力。一些回憶錄提到：正是曾經最討好納粹的那些人，后來最迅速地去逢迎占領軍。不得不說這非常符合人性，每個時代和群體中都充斥著這種人。納粹投機者在東德遭到了清洗，蘇聯(lián)嚴厲的反納粹態(tài)度在戰(zhàn)爭剛剛結束時贏得了相當多的好感；而西德政權的合法性，與其說是建立在自身的成功上，不如說是建立在東德神話的迅速破滅上，所謂“最不壞的制度”在三十年后的勝利同樣源自對手的自敗。西德人對政治更冷漠，男人的回憶錄中常提到物質的日益豐富和個人的經濟成功，女人則更多地關注家庭和子女，卻都很少提到同時期的政治事件。一些魏瑪一代對他們的子女在1968年掀起的激進運動表示不解。曾經的“希特勒青年”在戰(zhàn)后的中年生活中變成了“懷疑的一代”，對他們而言“政治是一個骯臟的詞”。而魏瑪?shù)聡裰魇〉慕洑v，使他們對美國人送來的民主也缺乏熱忱，幸好理性型國家無需動員起過度的熱忱來維護。

查閱這本書后的文獻，會發(fā)現(xiàn)絕大多數(shù)回憶錄出版于1990年兩德統(tǒng)一之后。魏瑪年間出生的傳主們最后一次親歷了德國的世界歷史時刻，在一個相信“歷史終結”的暮年寫下自己的回憶。但促使他們寫作的原因也許只是他們老了——來自生活的緣由更私人，卻絲毫不比政治更簡單。雅勞施注意到：一些回憶錄寫到戰(zhàn)后重建時期就停筆了。這也許是因為自現(xiàn)代德國誕生以來最令人震驚、最應當被牢記的一頁結束了，重建既填埋了廢墟也埋葬了回憶；但或許也是因為，傳主們的青年時代結束在了那個時期——自荷馬開始，人類就總是在講述關于青年的故事，哪怕是愚妄、過度、充滿懊恨的故事，這一頑固的傾向中同樣蘊含著人性中最有希望的部分，盡管其中的緣由要到老年才會完全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