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偉/文 西塞羅小傳

公元前106年1月3日，西塞羅出生于意大利半島南部的小鎮(zhèn)阿爾皮諾（Arpinum）。他的母親赫爾維亞（Helvia）出身名門，而關于其父親的身份，則有多種說法，有人說他是一名學者，另一些人則說他是一位靠染布為生的手工業(yè)者。根據(jù)普魯塔克的記載，西塞羅出生時，他的母親夢見了一個幽靈，幽靈預言這個孩子將來會干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yè)，并造福羅馬。西塞羅天生聰慧，自幼就表現(xiàn)出了驚人的天賦，并廣受身邊人的贊譽。少年時期，他就告別故鄉(xiāng)，來到了羅馬城求學。在羅馬，他學習了拉丁文和詩歌寫作，并翻譯了很多古希臘的哲學作品，據(jù)說他的翻譯要比原文更有文采。

公元前90年，西塞羅投身軍旅，與反叛的意大利人作戰(zhàn)。但不久后，他就發(fā)現(xiàn)自己對軍事毫無興趣，加之身體瘦弱，不適合軍營生活，因而就離開了軍隊，轉而嘗試用自己的口才和思想來謀求出人頭地。公元前81年，西塞羅成為了一名律師。期間，他接到了一起牽涉到當時的獨裁者蘇拉的親信克里索格努斯的刑事案件。西塞羅在法庭上據(jù)理力爭，成功贏得了案件，但卻因此得罪了蘇拉。出于安全考慮，他離開羅馬前往希臘游歷。直到蘇拉死后，他才重新返回了羅馬。

公元前76年，西塞羅當選為行政官，次年被任命為西西里地區(qū)利利巴厄姆的財政官。任職期間，他恪盡職守，贏得了當?shù)厝嗣竦淖鹬亍Ｈ螡M之后，他回到羅馬，重操舊業(yè)當起了律師。公元前71年，他接受委托，起訴了西西里總督威勒斯，并成功贏得了官司。這起案件使他在羅馬聲名大振，從而青云直上。公元前66年，他被選為大法官。三年后，他又被選為了羅馬的執(zhí)政官。

起初，喀提林曾和西塞羅競爭執(zhí)政官的職務。競選失敗后，喀提林懷恨在心，糾集了一批不滿之人，妄圖武力奪權。幸虧西塞羅及時發(fā)現(xiàn)了這一切，并馬上召開元老院會議出示了喀提林謀反的證據(jù)，這場陰謀才被挫敗。而西塞羅本人則因平亂之功而被尊為“國父”，走上了其人生的巔峰。

公元前62年，西塞羅卷入了“善良女神節(jié)”（BonaDeaFestival）事件：“善良女神節(jié)”那天，凱撒的盟友克洛狄烏斯喬裝進入凱撒家中，試圖與凱撒的夫人龐培婭（Pom－peia）私會，但因被人識破而逃竄。事后，凱撒休掉了妻子，克洛狄烏斯則因瀆神而被告上了法庭。為了脫罪，克洛狄烏斯聲稱自己當天并不在羅馬，但心直口快的西塞羅卻當場駁斥了他的謊言。后來，克洛狄烏斯通過收買了很多權貴，成功逃脫了懲罰。脫罪后，克洛狄烏斯一直對西塞羅心懷怨恨，發(fā)誓要對其進行報復。

公元前60年，凱撒、龐培、克拉蘇結成了政治同盟，史稱“前三頭同盟”，從此軍人與元老院對立的政治格局形成。為了對抗元老院的力量，凱撒曾派人拉攏西塞羅，希望他可以站到自己這一邊，但心向共和的西塞羅當即就拒絕了這一邀請。這樣的舉動顯然又得罪了凱撒。

公元前58年，克洛狄烏斯在凱撒的支持下當選了羅馬保民官。為了對西塞羅進行報復，克洛狄烏斯指控其曾在平定喀提林事件的過程中未經(jīng)審判殺人，并鼓動暴民對其進行威脅和攻擊。為了自保，西塞羅不得不離開了羅馬。直到一年后，龐培的親信米羅擊敗克洛狄烏斯，西塞羅才得以返回羅馬。

雖然西塞羅返回羅馬時受到了市民的夾道歡迎，但此時的羅馬早已是物是人非。為了爭奪權力，凱撒和龐培轉而交惡，而作為他們代理人的克洛狄烏斯和米羅則分別在羅馬城中拉幫結派相互斗毆，羅馬共和國面臨著分崩離析的風險。西塞羅意識到，為了挽救共和國，就只有先倒向其中的一派，借助其力量穩(wěn)定局勢。于是，再三權衡之下，他選擇了和自己關系較好的龐培，并利用元老院的力量向凱撒發(fā)難。誰知，不久之后，凱撒和龐培就私下達成了和解，于是作為元老院力量代表的西塞羅就不再有利用價值，因而很快被邊緣化了。

公元前54年，凱撒的女兒、龐培的妻子尤利亞去世，兩巨頭之間最后的感情紐帶至此破裂。次年，卡拉蘇去世，“三頭同盟”徹底變成了雙雄對峙，凱撒和龐培的矛盾再度激化。這時，失勢已久的元老院又看到了重掌權力的希望，他們和龐培結成了聯(lián)盟，試圖先擊破實力較強的凱撒。

在元老院和龐培的步步緊逼之下，凱撒終于在公元前49年帶兵跨過了盧比孔河，發(fā)動了對元老院的戰(zhàn)爭。很快，凱撒就占領了羅馬。攻占羅馬后，凱撒曾主動登門，希望西塞羅可以出山輔助自己。但西塞羅卻不為所動，而是轉投到了龐培軍中。不久之后，凱撒徹底擊敗了龐培，成為了羅馬的“護國獨裁官”，成為共和國實際上的最高統(tǒng)治者。目睹共和制已名存實亡，西塞羅心灰意冷，選擇退出政治生活。

公元前44年，凱撒被卡西烏斯、布魯圖斯等人刺殺身亡。作為元老院議員，卡西烏斯試圖借此恢復共和制，但他卻沒有能力控制當時的局勢。于是，退隱已久的西塞羅就被推舉成為了元老院的領袖，凱撒的老部下安東尼則成為了執(zhí)政官和行政官。為了防止安東尼成為新的獨裁者，讓國家重新恢復共和制，西塞羅試圖用凱撒的繼承人屋大維來對其進行制衡。為此，他帶頭將屋大維奉為了“天賜之子”，與此同時則將安東尼貶為“綿羊”，這讓安東尼非常惱火。

公元前43年，安東尼、屋大維與雷必達結成后三頭同盟，并開始大肆鏟除政敵。由于先前就十分厭惡西塞羅，因此安東尼首先將其列為了清算目標。盡管屋大維對此十分反對，但在當時的形勢之下，他也無法對此予以阻止。同年12月7日，西塞羅被安東尼派出的殺手刺殺。據(jù)說，臨死之前，他坦然地對兩名刺客說“我不會再說第二次。過來吧老兵，至少做好這件事：砍斷這脖子。”（Egoveroconsisto.Accede,veterane,et,sihocsaltim potesrectefacere,incidecervicem.）一代政治家、哲學家、文學家，古羅馬共和制堅定的捍衛(wèi)者就此隕落。

遵從自然之法

從經(jīng)濟思想發(fā)展的角度看，西塞羅最重要的貢獻是其對自然法的論述。雖然早期斯多葛學者的著作中，就已經(jīng)包含了不少自然法的基本思想，但他們并沒有就這一思想進行完整論述，甚至沒有使用過“自然法”這一名詞。而西塞羅則在繼承斯多葛思想的基礎上，結合了當時羅馬的實際狀況，對自然法思想進行了詳盡而系統(tǒng)的討論。這些討論都對羅馬法的形成和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通過羅馬法的傳承影響到了后世的經(jīng)濟思想。

西塞羅沿用了斯多葛學派的觀點，將自然視為最高的善，認為最好的生活就是按照自然的狀態(tài)生活。和斯多葛主義者一樣，他傾向于把自然和理性等而視之，并將其視為主宰宇宙和社會運作的力量，而符合自然和理性的法則就是自然法。既然自然法源于自然，那么它就是永恒不變，并且普遍適用的。在《國家篇》中，他曾借羅馬著名法學家萊利烏斯（Laelius）之口對這一觀點進行了詳細的論述：“真正的法律是與自然相合的正確的理性；它是普遍適用的、不變的和永恒的；它以其指令提出義務，并以其禁令來避免做壞事。它的命令和禁令一直影響著善良的人們，盡管對壞人無甚作用。試圖去改變這種法律是一種罪孽，試圖廢除它的一部分是不允許的，而想要完全廢除它則是不可能的。羅馬和雅典將不會有不同的法律，也不會有現(xiàn)在和將來不同的法律，而只有一種永恒、不變并將對一切民族和一切時代有效的法律。對我們一切人來說，將只有一位主人或統(tǒng)治者，這就是上帝，因為他是這種法律的創(chuàng)造者、宣告者和執(zhí)行法官。”

需要注意的是，在西塞羅的討論中，自然法作為“普遍的法”（universiiuris）和“最高的法”（summalex）并不同于現(xiàn)實中的法。在他看來，雖然現(xiàn)實中的法關注的問題也非常重要，但它們的目的僅限于對人們有用，并且經(jīng)常限于細枝末節(jié)。換言之，它僅是一種實踐層面的規(guī)則，而自然法則是一種哲學層面的規(guī)則。

從歷史上看，法律起源于共同體的公共意見，因而是一種“禮法”（nomos），其權威是由傳統(tǒng)保證的。哲學的出現(xiàn)則讓人們則讓人們認識到了“自然”這個比傳統(tǒng)更古老、更具有權威性的法的來源。很顯然，在現(xiàn)實中，依賴傳統(tǒng)的法律和依賴自然的法律會經(jīng)常產(chǎn)生沖突。西塞羅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應該比傳統(tǒng)具有更高的權威性，因為在他看來法律所要維護的正義并非源于傳統(tǒng)，而是源于自然。在《法律篇》中，他舉了一個例子：在基于傳統(tǒng)的法律中，經(jīng)常把對懲罰的恐懼或遭受報應（poenas）作為正義的基礎。但在西塞羅看來，如果將此作為正義的基礎，那就無異于認為只要能夠回避懲罰，即使作惡也是正義的。據(jù)此，西塞羅認為絕不應該基于傳統(tǒng)來構建法律和正義，而應該從自然和理性當中去尋找法律的根源和正義的標準。

最初，西塞羅似乎主張讓“智者”（sapientes）秉承自然和理性的規(guī)則，將其寫成法律，并將它們作為所有人都共同遵守的標準。在此基礎之上，建立一個完全理想的城邦。但很快，他就認識到這種過于理想化的情形是難以實現(xiàn)的，因為基于自然的很多正義規(guī)則并不能給人們帶來利益，這就使得人們并不愿意遵守這些規(guī)則。考慮到這一問題，他退而求其次，開始倡導一種以“善者”（viriboni）為標準的法。對于“智者”來說，追求正義本身就是他們的目的，為了追求正義，他們并不需要金錢、名譽等較為低級的“善”來作為回報；但對于“善者”而言，他們雖然熱愛正義本身，但卻需要同時考慮很多更為實際的“善”，比如熱愛國家、熱愛同胞、對家庭負責等。這些雖然并不直接服務于正義本身，但它們作為追求正義的工具，依然是有價值的。而以“善者”的行為為標準制定的法律，顯然要比以“智者”為標準來制定的法律更有可操作性。

當然，由于自然具有更高的權威性，因而西塞羅認為在法律的制定中，依然需要以自然法的根本精神作為指導。在他看來，將一國的法律中所有的內容都視為是正義的想法是“最愚蠢的”。事實上，那些由國家實施的有害法規(guī)根本不配稱為法律。比如，那些由暴君制定的，任意處死公民的法規(guī)就違背了自然的規(guī)則，嚴格意義上就不是法律。

為私有財產(chǎn)正名

西塞羅關于財產(chǎn)問題的討論是從人類的財產(chǎn)的需求的起源開始的。他指出“‘自然’賦予每一種動物以自我保存的本能，避免一切似乎可能引起對生命或肢體的傷害的危險，獲取和提供一切生命所必需的物品，譬如食物、住所等等”。換言之，財產(chǎn)的積累根植于人的本性。西塞羅同意斯多葛派的觀點，認為“世界上所產(chǎn)生的一切東西都是創(chuàng)造出來給人用的”，并且“‘自然’所創(chuàng)造出來供人類共同使用的一切東西，人人都有權利共享”。從這個意義上看，人們對財產(chǎn)的需求是根源于自然，并且早在國家和法律出現(xiàn)之前，財產(chǎn)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在西塞羅看來，人對財產(chǎn)的需求是自然的，但財產(chǎn)的私有化卻并非一個“自然”的過程。現(xiàn)實中，人們需要通過長期占有、征服，或通過適當?shù)姆沙绦蚪灰住①徺I或配給才能將原本為所有人公有的財產(chǎn)才會變成私有的。然而，即使是這些通過非自然方式獲取的財產(chǎn)，依然需要獲得保護，而侵奪他人的私有財產(chǎn)則是非法的。為了說明這一思想，他將整個社會的全部財富比作一個劇場。在他看來，雖然劇場本身是公有的，但每個觀眾都可以根據(jù)先到先得的原則占據(jù)其中的座位。一旦他們占據(jù)了座位，別人就不能再對其進行搶奪。

對于侵犯他人私有財產(chǎn)的行為，他表示了強烈的譴責。他指出：“對于一個人來說，奪旁人之物，和靠旁人之失而得利，比死亡、貧窮、痛苦，或其他任何人身或財產(chǎn)方面的不幸更有悖于‘自然’。”

西塞羅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認識呢？他給出的理由是，這會破壞社會生活和人與人之間的伙伴關系，讓維系人類社會的紐帶產(chǎn)生破壞。西塞羅認為，人與人之間是根據(jù)“自然”的意志組成社會的，因而維系人類社會的紐帶就是最符合“自然”規(guī)律的。從這個角度看，破壞這一紐帶就是違背了自然法，因而是必須予以阻止的。他比喻說，人們以不義的手段謀奪他人財產(chǎn)的舉動，就好像人體中的器官試圖吸收周邊器官的養(yǎng)料。器官相互爭奪養(yǎng)料的行為會讓人的身體垮掉。類似的，人們爭相奪取他人財產(chǎn)的行為也會讓社會崩潰。正是因為在他眼中私有財產(chǎn)的保護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所以在《論議題》中，他甚至將保護私有財產(chǎn)作為自然法的兩大組成部分之一（另外一個組成部分是復仇的權利）。

西塞羅認為，賺錢、積累財富是人的義務，但必須通過正當手段，公平且誠實地賺取，并始終努力保持慷慨和寬宏的態(tài)度。為了論證這一理念，他曾引用斯多葛哲學家克律希珀斯的著名比喻：“一個人在參加競走比賽時，應當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全力以赴去爭取勝利，而絕不可用腳去絆或者用手去拉扯他的競爭對手。在人生的賽場上也應當遵守這一規(guī)則：任何人都可以公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謀取他所需要的一切，但他無權掠奪旁人的東西。”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西塞羅支持人們通過能力擁有更多的財產(chǎn)，但他卻經(jīng)常批評無節(jié)制的貪婪，反對財富崇拜。在著名的《反對維列斯》的演說中，他對前西西里省總督掠奪行省的行為進行了無情的揭露。而在《論責任》中，他甚至把斯巴達的毀滅歸于貪婪，他引用阿波羅·皮提奧斯的神示說：“將來斯巴達覆亡非為他故，只緣貪婪！”

對于揮霍無度的奢侈生活，他更是予以了堅決的反對。他指出：“肉體上的快樂完全悖于人的尊嚴，我們應當鄙視并摒棄這種快樂；但要是有人認為肉體上的滿足也有某種價值，那么他就必須把這種嗜好嚴格地控制在適當?shù)姆秶鷥?hellip;…只要我們沒有忘記我們本性的優(yōu)越性和尊嚴，我們就會認識到沉湎于窮奢極侈是多么錯誤，過一種節(jié)儉、克己、樸素和嚴肅的生活是多么正確。”

“人民的財產(chǎn)”

雖然西塞羅在討論財產(chǎn)等經(jīng)濟問題時，選擇了從個人出發(fā)的觀點。但我們也必須看到，作為一名政治家，國家在其對相關問題的討論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在古希臘學者那里，城邦經(jīng)常會被作為討論的背景提及。而到了西塞羅時代，情況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世界性的帝國取代城邦成為了國家的主要形式，因而在西塞羅的著作中，“國家”（civitas）和“共和國”（respublica）就取代“城邦”成為了其討論的背景。

在歷史上，西塞羅或許是第一個對“國家”這個概念的定義進行專門探討的學者。他在《國家篇》中指出，“國家”（respublica）是“很多人依據(jù)一項關于正義的協(xié)議和一個為了共同利益的伙伴關系而聯(lián)合起來的一個共同體”。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法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是“團結市民聯(lián)合體的紐帶”，是國家的“心智”或“靈魂”（animus）。

從西塞羅的論述可以看出，他對于國家和法律的定義都是規(guī)范性的。在他看來，如果沒有自然權利或正義的存在，便不存在真正的國家或法律。任何一貫違反自然法原則的國家都不是真正的國家，而是一個偽國家。根據(jù)這個定義，在凱撒統(tǒng)治下的羅馬，就只是一個形式上的國家，而不是實質上的國家，因為這樣的國家并不具有自然的正義性。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西塞羅認為國家是通過相互協(xié)議建立的，但認為它并不是建立在因個體弱點而產(chǎn)生的約定上，而是更多地基于某種社會精神。他曾反駁過伊壁鳩魯學派的觀點。在伊壁鳩魯學派看來，人們之所以要通過契約建立國家，主要是為了避免彼此的沖突，并通過合作來達成共同的目的。但西塞羅認為，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他指出，即使有人獲得了某種魔法，可以借此滿足所有的物質要求，他們也不會離群索居，而是會設法去逃避孤獨，而國家產(chǎn)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的這種社會性。這種社會性是源自人類共有的理性和言語的，它是推動包括家庭和國家在內的一切社團形成的初始動力。從這個意義上看，國家的產(chǎn)生就是自然的，而隨著國家的產(chǎn)生，它也自動滿足了人的多種自然需求，如對美德和對共同安全的渴望。與此同時，家庭作為比國家更為基本的自然人類社團，就成為了“公民政府的基礎”和“國家的‘苗床’”。

西塞羅認為，既然國家是人們由自然的動力聚集而成的，那么它就應該是“人民財產(chǎn)”（respopuli）。一國之內的所有公民，無論其階級或地位如何，都共同擁有對國家的所有權。根據(jù)羅馬法，作為財產(chǎn)所有者，他們都可以平等地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享有對這一公共財產(chǎn)的相關權益。此外，西塞羅還認為，由于國家的所有公民都是國家的共同所有者，因而他們和他們的財產(chǎn)也都應該平等地受到國家的保護。在《論責任》中，他就旗幟鮮明地指出：“國家和城市的特殊功能就是保證每個人都能自由而不受干擾地支配自己的個人財產(chǎn)”。在西塞羅生活的時代，很多羅馬的達官顯貴都將國家視為他們的專有財產(chǎn)，他們不僅隨意使用國家的公共資源，還經(jīng)常動用國家的公權力侵犯私有財產(chǎn)。在這樣的背景下，西塞羅的“人民財產(chǎn)”論無疑是具有革命性的，它不僅論證了公民共享國家公共資源的合理性，也論證了國家保護私有財產(chǎn)的必要性。尤其是國家應該保護私有財產(chǎn)的觀點，是經(jīng)濟思想上首次出現(xiàn)的。

雖然在西塞羅看來，國家的形成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但在國家形成之后，它就需要履行相關的職能，為其國民帶來利益。換言之，國家應該是一個自然和利益的統(tǒng)一體。那么，國家能帶來的利益是什么呢？在《論開題》中，西塞羅認為它主要有兩個部分：安定與力量。安定就是合理、不間斷地保持安全。力量就是占有充分的資源，以保存自身而削弱他國。他指出：“一個國家有許多事物，比如田地、港口、金錢、艦隊、水手、士兵、同盟者，這些都是國家保證其安全與自由的工具，另外一些事物對國家的偉大作出或大或小的貢獻，比如城市的宏大，城市驚人的美貌，城市格外地富有，擁有大量友好鄰邦。這些事物不僅使國家安全和穩(wěn)定，而且使國家變得重要和強大。”

反對“劫富濟貧”

羅馬共和國時期，社會的貧富分化日趨嚴重，社會沖突也此起彼伏。在這種狀況下，一些羅馬精英建議對社會的財富進行再分配。他們建議，國家應該通過減免債務、將部分富人的土地分配給窮人，以及對富人征收財產(chǎn)稅等手段，對社會的收入分配進行調節(jié)，借此來緩和日益嚴峻的社會矛盾。

對于這樣的建議，西塞羅予以了反對。他強調，每個人都應當有屬于他們自己的東西，不能打著國家的旗號來侵犯百姓的財產(chǎn)權，即使這種侵犯是以善意為借口也不行。在《論責任》中，他激烈抨擊了菲利普斯（LuciusMarciusPhilippus）擔任護民官時的土地改革政策。當時，他認識到羅馬全國只有不到兩千位公民擁有財產(chǎn)，因而主張將全國財產(chǎn)進行平均分配。由于這個主張過于激進，因而最終并沒有通過。西塞羅認為，菲利普斯的劫富濟貧政策雖然聽起來很美好，但其實卻是假公濟私，試圖通過這一政策來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同時，西塞羅也反對了征收財產(chǎn)稅的建議。他認為財產(chǎn)稅只能在戰(zhàn)爭等緊急情況下作為權宜之計使用，而作為日常的經(jīng)濟政策則是不合適的。

一些學者認為，西塞羅對再分配政策的反對是源于斯多葛學派的觀點。他們認為，斯多葛學者一直主張財富差異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因而深受斯多葛主義影響的西塞羅應該是因此才對糾正財富差異的嘗試表示了反對。但這一觀點其實并不正確。誠然，斯多葛主義者承認財富差異的自然性，但他們其實并不反對財富分配政策，因為在他們看來，既然每個人都平等地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通過政策讓他們的財富重獲平等也并無不可。比如，與西塞羅同時代的斯多葛主義者西庇阿（Scipio）就支持類似的政策。

事實上，西塞羅反對再分配政策的理由來自一個更經(jīng)濟的理由。在他看來，財富的規(guī)模和價值可以展現(xiàn)出其擁有者的勤奮、技能和理性。因而，如果一個人擁有更多的財富，就說明他比其他人具有更高的能力，而這又反過來證明了他們擁有更多財富的合法性。用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的語言講，財富其實是一個信號（Signal），它可以傳遞關于其擁有者的能力。基于這一點，西塞羅甚至認為，不僅不應該對財富更高者征稅，反而應該給予他們更多的榮譽，并且委他們以重任。

需要指出的是，西塞羅也并不完全排斥國家采取的再分配政策，但他認為對于窮人的補貼應該采用國家所有的共有財產(chǎn)，并且數(shù)額應當適度。比如，對于屋大維對窮人采用的施舍，他就贊賞有加。

應該說，西塞羅的上述觀點確實頗具新意。正是因為這個道理，所以后來很多反對政府過度干預的思想家都熱衷于引述他的著作。但也必須認識到，他的理論其實也存在著不小的問題，那就是它忽略了因非自然力量導致的貧富分化。當時，隨著羅馬的對外擴張，大批財富被羅馬軍隊從周邊國家?guī)Щ亓藝鴥取Ｈ欢@些財富并沒有被平均分配，而是被集中到了元老院成員和軍團指揮官等社會精英人士手中。與此同時，普通羅馬人卻陷入了貧困。當他們被國家征召，遠赴境外征戰(zhàn)時，他們的農(nóng)場被迫拋荒。有些羅馬人因此而背上了債務，最終為了還債不得不將自己的農(nóng)場賤賣給了富人。這樣，越來越多的羅馬人從原來的小農(nóng)場主變成了租戶或者佃戶。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中的富人并非有能力者，而窮人也并非無能力者，西塞羅的理論也就失去了其成立的基礎，而適當?shù)呢敻辉俜峙湔邉t反而有了合理性。

結語

雖然西塞羅的名字在多數(shù)的經(jīng)濟思想史教科書中都不會被提及，但從經(jīng)濟思想發(fā)展的角度看，他是不可忽視的。一方面，西塞羅是“自然法”一詞的最早提出者，同時也是這一理論的最早闡述者。這一思想對后來古典經(jīng)濟學的發(fā)展起到了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他是歷史上最早提出國家應該保護私有財產(chǎn)的思想家，并為保護私有財產(chǎn)、反對政府以劫富濟貧為名侵犯私有財產(chǎn)構造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論。即使到了今天，這些理論也非常有啟發(f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