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歐陽曉紅/文 近日，財政部與央行就“完善基礎貨幣投放和貨幣供應調控機制”相繼發(fā)聲，均劍指“國債的買賣”，旨在通過國債等金融工具來優(yōu)化流動性管理。這或許表明，國債將成為影響市場流動性的重要工具。

一時間，“人民幣的錨定物變了”的說法甚囂塵上。一些分析師和評論員甚至將財政部與央行的發(fā)聲視為貨幣政策轉變的重大信號。

但真相是：4月23日《人民日報》發(fā)布了財政部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的文章，強調需要加強財政與貨幣政策及金融改革的協(xié)調配合。文章提出，為了完善基礎貨幣的投放和貨幣供應的調控機制，支持在央行公開市場操作中逐步增加國債買賣，充實貨幣政策工具箱。

同一天，中國人民銀行有關部門負責人在接受關于“長期國債收益率持續(xù)下行”的采訪時提到，央行在二級市場進行國債買賣，將此作為一種有效的流動性管理方式及貨幣政策工具儲備。

當前長期國債收益率持續(xù)下滑的底層邏輯是市場上“安全資產”的缺失。不少專家提出，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可以配合財政進行赤字融資，但國債發(fā)行規(guī)模要相對足夠大，同時發(fā)行節(jié)奏要相對穩(wěn)定，才能有效實現(xiàn)政策傳導，也能避免市場利率大幅波動。值得注意的是，央行在二級市場上買入國債是合法的，并無任何法律障礙。

在央行發(fā)聲之前，債市走強，長債收益率持續(xù)下行，央行還就此警示過風險。但在央行提示長債收益率風險、買賣國債為雙向操作之后，債市轉弱。“股市漲，債市跌”昭示投資者對經濟前景樂觀，傾向于購買股票等風險較高的資產。反之，當市場情緒悲觀時，投資者可能尋求避險，增加債券持倉，導致股市下跌而債市上漲。當然，利率的變動也會影響股債關系。

在經濟修復過程中，長期利率是關鍵的貨幣政策工具，通過影響借貸成本和投資回報影響經濟活動。健康的經濟結構能夠支持有效的利率傳導機制，即政策利率的調整可以有效影響實體經濟，促進經濟恢復和增長。

不過，債市是否會由牛市轉向熊市，不僅取決于市場利率的變動，還要考慮經濟基本面的支撐和全球經濟環(huán)境的變化。

如果將財政部與央行的發(fā)聲，或者說一系列重磅政策以及流動性管理可能發(fā)生的變化視為“幡”，那么，我們可以說人民幣的“幡”的確動了，“錨”是否動了則取決于個體的認知。無論如何，近期黃金市場的動蕩已經在發(fā)出警告，這一信號不容忽視。作為傳統(tǒng)的避險資產，黃金價格的波動反映了市場對未來經濟不確定性的擔憂。

中國銀行前副行長王永利表示，在信用貨幣體系下，貨幣不再需要任何具體的錨定物。人民幣的發(fā)行機制無論是錨定黃金、外匯還是國債等，都只是央行基礎貨幣投放和調控的渠道。

信用貨幣的出現(xiàn)，標志著貨幣不再與任何一種或幾種具體實物錨定，而是根據(jù)國家貨幣總量與該國可交易財富價值總額，對應地進行調控，并得到國家主權和法律保護。

在實際操作中，央行購買或出售國債旨在維護市場穩(wěn)定，確保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有效性。央行的操作并不直接預示政策方向的根本改變，而更多是調整市場流動性的技術性手段。

這些都是“術”的問題，更關鍵的在于“道”。但是，何謂“道”？

國債的發(fā)行及其資金的使用方向或許更重要。央行買國債并非新鮮事，關鍵是從誰手里購買國債？另外，國債作為政府借款的一種形式，其籌集的資金被用在哪里，才是決定其長遠影響的關鍵。如果國債資金主要用于推動民生項目，或其他能夠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領域，就會對國家的經濟發(fā)展和貨幣政策的穩(wěn)定性產生積極影響。

若從更廣泛的視角來看，人民幣的“錨”并不僅僅與貨幣政策直接相關，還涉及到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國內經濟結構的優(yōu)化以及國家未來發(fā)展戰(zhàn)略的實施。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人民幣的穩(wěn)定性。

經濟學家劉煜輝認為，國債買賣的策略雖重要，但根本問題是市場需求的廣度和深度。自中國加入WTO以后，人民幣匯率的錨就是“全球化分工”，到今天仍然如此。如果哪一天向國內大巿場、民生大巿場的轉型取得了實質性成果，人民幣匯率也就“換錨”了。

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其在全球化分工中的地位愈發(fā)顯性，人民幣的實際錨定物，正在從簡單的外匯儲備轉向更為復雜的全球產業(yè)鏈和貿易網絡。

可見，經濟政策轉型對人民幣穩(wěn)定性的潛在影響不容小覷。人民幣的“幡”動了，“錨”動與否還取決于各方如何合力增強內部消費和服務的比重，減少出口依賴。匯率真正的“換錨”應該是更廣泛經濟戰(zhàn)略調整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