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宏斌/文 按常住人口衡量，去年我國的城市化率達到66%。按戶籍人口衡量，城市化率僅為46%。也就是說，全國共有2.9億農民工，雖然長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并沒有城市戶籍，因而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樣享受教育醫(yī)療和保障房等基本社會保障。沒有社會保障，農民工家庭就不得不提高儲蓄率，以填補福利缺口。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幫助農民工獲得戶口，將使農民工家庭有更多獲得穩(wěn)定的工作崗位和與城市居民同等標準的社會保障福利（包括養(yǎng)老金、教育、醫(yī)療、工傷保險和生育福利）。

首先，農民工市民化可以提振農民工家庭的消費，筆者用平均收入和消費水平粗略估計了隱含儲蓄率，發(fā)現(xiàn)農民工的儲蓄率是城市居民的2倍多：兩者的儲蓄率分別約為70%左右和30%左右。農民工儲蓄率較高的部分原因在于，農民工需向農村家庭匯款，同時，由于缺乏社會保障福利，農民工也會增加預防性儲蓄。深化戶口改革或將使農民工儲蓄率接近城市平均儲蓄率，這意味著超過30%的收入可能會從預防性儲蓄中釋放出來，轉化為消費。其次，農民工市民化也可以減少勞動力市場流動障礙，促進勞動力從生產率和收入較低的部門流向高生產率和收入較高的部門，從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正是發(fā)展新質生產力的迫切要求。

考慮到社會保障覆蓋面存在相對較大的缺口，第一種解決方案是，無論戶口狀態(tài)如何，將公共服務覆蓋面擴大至所有城市居民，這將有助于解決流動人口所承擔的成本，并鼓勵他們減少儲蓄、增加消費。第二種解決方案是繼續(xù)放寬戶口限制，使得更多農民工獲得城市戶口和社保福利。國家發(fā)改委2019年4月提出取消人口在300萬以下中小城市的落戶障礙，以及取消人口在300萬～500萬之間的城市的落戶限制。2020年9月23日，上海取消了一些限制，允許該市4所頂尖大學的畢業(yè)生獲得戶口。可見，戶口改革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仍有繼續(xù)推進的空間。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社保福利的大部分支出由地方政府而非由中央政府承擔。因此，隨著公共福利覆蓋面的擴大，這也會加重地方政府的成本負擔。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稅收收入分配也并不平衡，目前地方政府支出占政府支出總額的85%以上，但稅收收入僅占稅收收入總額的50%左右。地方政府必須依靠中央政府補貼轉移和地方政府債券發(fā)行，來彌補缺口。

地方政府承擔的公共福利支出在地方政府支出總額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教育、社會保障、就業(yè)、醫(yī)療和住房保障福利支出占40%左右。如果沒有進一步的措施來減輕地方政府的負擔，那么地方政府提高社保福利覆蓋水平的能力、加快戶籍改革的動力，也將被削弱。因此，為了盡快實行農民工市民化，中央財政應增加地方政府轉移資金，支持地方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同時，各級地方政府應把這些年花在鐵公機項目上的部分資金用來支持農民工市民化工程。推進市民化既能擴內需，也是發(fā)展新質生產力的迫切要求，應納入地方官員的主要政績考核指標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