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

姜昊騫/文

“一個大架仔”

作為一名譯者，“信達雅”的衡量標準自然是時常掛在心頭。嚴復(fù)原本講得很簡略，“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按照通常的理解，信就是“準確”，也就是譯文與原文的意義應(yīng)當一致，不能有增減移謬。對于大部分文本來說，一種樸素的符合論意義觀就足夠翻譯之用了。美國數(shù)學(xué)家理查德·蒙塔古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了一種“普遍語法”，用邏輯學(xué)家的形式語言來構(gòu)建自然語言的模型。對語言哲學(xué)家來說，蒙塔古語法往往用于解釋某一個具體的語言現(xiàn)象，因此必須要做精確地定義和推導(dǎo)。

對譯者來說，這套乍看起來過于簡陋和刻意的模型恰恰是相當優(yōu)雅地表達了我們的樸素直覺：世界由物體組成，詞語指代單個物體、多個物體或者物體之間的關(guān)系。于是，一句話翻譯得準不準，或者說信不信，就看譯文里講到的物體和物體之間的關(guān)系是否與原文對應(yīng)。以這個易用且明確的模型為中介，源語言與對象語言之間可以建立起一座座名為映射的橋梁。我知道這不是現(xiàn)在走通的AI翻譯的模式，但對人工翻譯來說，蒙塔古語法所代表的意義觀依然是無可替代的底層邏輯。

不過，《龍與獅的對話：翻譯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這本書里講述的內(nèi)容卻有一種振聾發(fā)聵的效果，在性質(zhì)上類似于康德從“獨斷的睡夢”中驚醒：上一段描繪的優(yōu)雅模型在一些情況下完全不適用。這種來自歷史的厚重沖擊是哲學(xué)理論難以匹敵的。哲學(xué)理論往往要么針尖繡花，要么九重云霄，要么繞場三周半，總之一個缺乏慧根的譯者總可以用“這跟我有什么關(guān)系”來打發(fā)。

《龍與獅的對話：

翻譯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

王宏志 /著

東方出版中心

2023年6月

但就算一個譯者再愚鈍，讀到這句話時恐怕也不會沒有觸動：“對于‘布蠟?zāi)岽罄檀蠹?rsquo;這樣的譯法，我們不應(yīng)對譯者過于苛責(zé)……但從效果上說，這件本來是英使最貴重且寄予厚望，以為一定可以打動乾隆的禮品，卻因為翻譯的問題而無法有效地傳達重要訊息，從馬戛爾尼的角度來看，這是很不理想的。”

我所受的觸動主要不在于所謂外交無小事，畢竟我不是英國使團或者滿清朝廷的人，而在于這種例子指出，翻譯中采用的意義模型有時必須加入新的參數(shù)，而一旦加入這些參數(shù)，“信”，尤其是“達”的標準就會一下子變得混沌起來。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標準本身消失了，因為王宏志教授的分析恰恰指明了所需要補齊的短板——蒙塔古主義譯者從此多了一項需要掌握的判斷技能：何時用簡單的符合論模型就夠了，何時必須切換到復(fù)雜得多的意義模型。接下來，我要結(jié)合馬戛爾尼禮單的例子來略作講述。

馬戛爾尼的目標是在平等交往的前提下為中英貿(mào)易爭取便利，為此需要塑造英國強大，英王崇高的形象，這也正是使團抵京前呈交禮單的用意。于是，單子上第一項，也是最貴重的一項禮品是著名儀器工匠菲利普·馬特烏斯·哈恩耗費30年建造的“哈氏天體儀”，拉丁文寫作Plantarum，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布蠟?zāi)岽罄?rdquo;。有一臺現(xiàn)藏于德國國家博物館，乍看上去只是一個大架子上擺著三個表盤，周圍有三個小的天文儀器，應(yīng)該是能看到日月星辰的運行軌跡之類。事實上，乾隆派去查驗禮品的官員大體上就是這么回報的，只是像木匠一樣把大架子高九尺八寸之類的信息記錄甚詳。若要理解天體儀的神奇之處，就必須明白它是當時歐洲最新的天文觀測與理論的精確呈現(xiàn)，包括顯示日食與月食、土星的光環(huán)和五顆衛(wèi)星、月球環(huán)繞地球的橢圓不規(guī)則軌跡等。

為了給乾隆一點科學(xué)的震撼，馬戛爾尼特地為天體儀補充了長篇的專業(yè)解釋。可惜，不僅補充進去的話漏譯了，禮單本身的譯文也極其簡陋，稱得上將“簡化”策略運用到了極致：“一座大架仔，西音布蠟?zāi)岽罄蹋颂焐先赵滦浅郊暗佤肹球]之全圖，其上之地裘[球]照其分量是小小的……”且不說禮品名稱的不用心，后面籠統(tǒng)的描述自然很難讓乾隆看到其中蘊含的奧妙，而只會讓人覺得它是中國早就有的渾天儀之類物件。難怪乾隆會認定馬戛爾尼“張大其詞，以自炫其奇巧”。

譯者的問題不僅僅在于欠缺天文學(xué)知識，更在于不了解馬戛爾尼的意圖和乾隆的知識面。簡單來說，譯文應(yīng)當用不容更改的科學(xué)真理營造出不容置疑的權(quán)威光環(huán)，重點是讓乾隆意識到，馬戛爾尼背后是一個昌明強國，它擁有泱泱中國所無的知識和力量，但又愿意與大皇帝分享，以示交好之意。

“博學(xué)人里挑出來一個大博學(xué)人”

英國哲學(xué)家約翰·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給出了一個更適合分析此類現(xiàn)象的框架。1955年，他在哈佛大學(xué)開了一門12節(jié)的課程，講稿結(jié)集為《如何以言事》，其中第八講將言語行為分解成三個層面：話語行為、話語施事行為、話語施效行為。

《如何以言事》

[英]J.L.奧斯汀/著

楊玉成 趙京超/譯

商務(wù)印書館

2013年3月

話語行為就是發(fā)出屬于一門語言的聲音，略微推廣的話，在紙面上寫字也可以算。嚴格來說，似乎只有一個人明確知道自己在寫什么的時候，他寫下的字才算得上是話語行為的結(jié)果。《龍與獅的對話》里有一個有趣的例子。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名叫斯當東，時年13歲的斯當東的侄子也一同前往中國。小斯當東頗有語言天賦，在倫敦學(xué)過一年中文。上一節(jié)里提到的禮單中文譯本就是他謄抄的，有人評價說，小斯當東“寫中文比寫英文還要工整”。不過，他并不是一位合格的譯者，比如使團離京后，他將一份英文感謝信翻譯成中文，用負責(zé)信件轉(zhuǎn)交的時任廣東巡撫朱珪的話說，“雖系中華字書，而文理桀錯，難以句讀”。無論是謄抄還是“翻譯”，小斯當東的行為都難以算得上言語行為。相比之下，不管“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看上去如何詰屈聱牙，但元朝的硬譯是符合言語行為的標準，只是需要讀者略微習(xí)慣而已。

不過，真正給馬戛爾尼使團帶來溝通困難的地方顯然不在于言語行為層面。畢竟，使團呈交的譯文絕大部分都符合語法，所用也是正當?shù)臐h語詞匯，中國官員和乾隆都能理解文書的字面含義。上一節(jié)中主要涉及的是奧斯汀三分法中的“話語施效行為”，也就是“[說話]后對聽者、說者或其他人的感情、思想或行為產(chǎn)生某種影響，并且在說這些話時可能原本就有計劃、有意圖、有目的地創(chuàng)造這些影響。”

傳統(tǒng)上，這主要是修辭學(xué)的研究范疇，有時哲學(xué)家會批判過分追求效率的做法是巧言令色，偏離真理，但對身懷外交使命的馬戛爾尼來說，這些都不是問題。他就是想用語言和文字的力量打動清廷，只可惜被翻譯壞了事，完全沒能讓乾隆感到自己與英王是同氣連枝的大國君主，反而夯實了“紅毛”是海外小邦，喬治三世是“海主”的固有印象，盡管海主對應(yīng)的原文是LordofSeas，最起碼也是個“王下七武海”或者“四皇”的境界。當然，從馬后炮的角度來看，假如馬戛爾尼果真讓乾隆產(chǎn)生了他想要造成的印象和情緒，那使團大概就不只是徒勞無功，就連能不能平安離開中國都成問題了。這便涉及到了“話語施事行為”。

奧斯汀在講座中的界定比較簡單，就是“我們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意義上‘使用’言語”。從分析哲學(xué)的標準來看，這壓根算不上一個定義，因為正如奧斯汀本人指出的那樣，短短一句話里用到了“意義”和“使用”這兩個臭名昭著的含混詞匯。不過，對應(yīng)到這次龍與獅磕磕絆絆的對話中，這個概念就具體化成了一個問題：馬戛爾尼交上去的文書是國書還是納貢表文？

從馬戛爾尼的立場來看，他自然是在遞交國書，《龍與獅的對話》中對原文和譯文做了精當?shù)膶φ辗治觥１热纾牧_列了馬戛爾尼的頭銜、使命和履歷，懂英文的讀者會感受到一種類似《權(quán)力的游戲》里龍媽頭銜的感覺：“喬治·馬戛爾尼子爵閣下，利森諾爾男爵，大不列顛王國樞密院成員，最榮耀的巴斯騎士團騎士，最古老的皇家騎士團白鷹騎士團騎士……曾代表朕出使俄羅斯宮廷，曾治理朕在東方與西方的若干極大領(lǐng)地，曾任孟加拉總督……”縱使乾隆君臣不了解其中提到的部院、職位、地域都是什么意思，至少能夠直觀感受到對方在努力抬高自己的身價。

但在清廷看到的譯文中，馬戛爾尼卻仿佛是一個跑腿的小官：“從許多博學(xué)人里挑出來一個大博學(xué)的人（指馬戛爾尼入選倫敦皇家學(xué)會一事）。他從前辦過多少大事，又到俄羅斯國出過差，又管過多少地方辦事，又到過小西洋本噶蠟等處屬國地方料理過事情。”譯文的最大問題是完全扭曲了文書的性質(zhì)。這篇文書的譯者是廣州行商通事，他是按照常見的進貢表文來翻譯的，因此通篇都將英國置于番邦小國的定位。鄙俗含混不僅僅是譯者水平有限，更受制于立場，所以對皇帝要極盡恭維之能事，對英國則要力言其卑微渺小，與國書原文可謂南轅北轍。

當然，在今天的絕大部分文本翻譯中，如此極端的扭曲相當少見，更不會被提倡。但它以一種最激烈的形式傳達了一個涉及譯者主體性的普遍問題：我在做的是什么事？是勸告，是陳述，是講解，還是宣布？在一切知識背景和文體考量之前，這永遠是先決性的總問題。

《如何形成清晰的觀點》

[美]查爾斯·S. 皮爾士/著

韓露 /譯

巴別塔文化|天地出版社

2019年11月

譯者的立場

既然提到了立場，又是外交場合，那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政治立場，尤其是忠誠問題。馬戛爾尼最倚重的譯員李自標出生于甘肅省，來華前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所神學(xué)院（今中華書院）學(xué)習(xí)，已經(jīng)取得神職人員身份，恰逢馬戛爾尼尋訪譯員，便加入使團。李自標盡管不懂英語，文言文水平也比較一般，但用漢語與中國官員溝通不成問題，且熟練掌握拉丁文，能夠與出身貴族的馬戛爾尼等人交流，可以將拉丁語文書翻譯成堪用的書面中文。使團大部分成員對他評價頗高，馬戛爾尼認為他“是一個十分理智的人，意志堅定，具有良好的個性”。

然而，李自標來華的最主要動機其實是傳教，這與馬戛爾尼的通商目標并不總是一致的。由此帶來的最大風(fēng)波是，李自標曾瞞著馬戛爾尼，以口頭方式向朝廷請求改善中國天主教徒的待遇，結(jié)果立即引起乾隆的警惕，向使團下發(fā)了措辭嚴厲的敕諭：“至于爾國所奉之天主教，原系西洋各國向奉之教……即在京當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準與中國人民交結(jié)，妄行傳教，華夷之辨甚嚴。今爾國使臣之意欲任聽夷人傳教，尤屬不可。”馬戛爾尼自然一頭霧水，但最終也沒有懷疑到“誠實且能干”的李自標頭上。雖然從上帝視角出發(fā)，我們知道馬戛爾尼追求的通商目標也不可能獲得清廷應(yīng)允，但李自標的自作主張仍然對使團造成了不可逆的危害。

不過，“立場”一詞的理解可以適當寬泛一些。立場，就是希望某一個人或者一群人變得更好。李自標濫用自己的語言能力和譯者身份，這無疑是自私的，充其量只是為了天主教徒這一個群體的利益，哪怕他真誠地堅信天主教是唯一的真理。這不是一名譯者應(yīng)當采取的心態(tài)。相比之下，美國實用主義哲學(xué)家皮爾士在1878年《大眾科學(xué)月刊》上一篇題為“關(guān)于偶然的學(xué)說”的文章里的一句話頗得我心：“無限群體的利益、認同這種利益至高無上的可能、對思想活動無限延續(xù)的希望，這三個方面[是]邏輯不可或缺的要求。”

這本探討邏輯學(xué)、數(shù)學(xué)、物理學(xué)、進化論等科學(xué)議題的小書里有一條貫穿的暗線，那就是理性思考不是單調(diào)僵死的觀察、歸納和演繹，而必須至少相信自己是為未來將會出現(xiàn)的無數(shù)人類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信念本身是無理可循的，尤其是對我們這些早已在無數(shù)小說電影中見過人類毀滅或者瀕臨毀滅的21世紀網(wǎng)民來說。當然，在大多數(shù)翻譯實踐中，這樣崇高的理想不會浮現(xiàn)在譯者的意識里，有時甚至可能與眼前的利益相悖。但在我看來，皮爾士的表述恰恰表述了一位譯者的理想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