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

劉晗/文

電影《勇闖奪命島》中尼古拉斯·凱奇和肖恩·康納利分別駕著法拉利、悍馬在舊金山街頭你追我趕一路狂奔，《諜影重重》里馬特·達蒙把寶馬minicooper兩廂敞篷玩成了賽車范兒，特別是他和追殺者飆車的經典橋段驚險刺激，換擋、漂移讓人拍案叫絕，給這款嬌小時尚的手動擋做了花式軟廣。而今，國人對私家車的期待從銀幕電影落地眼前紅利。在改革開放短短十年里，中國從自行車王國一躍成為與美國、日本同日而語的汽車大國，隨之而來的是大范圍基礎設施和路網建設。尤其是千禧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私家車呈井噴式增長，汽車市場日漸繁榮，與此同時也帶來諸多弊端。

《駛向現代性》的作者張珺教授歷時十余年，以人類學民族志的研究方式，深入珠三角地區(qū)展開田野調查，作者在此過程中駐扎封閉式小區(qū)、汽車經銷店，采訪各階層人士收集一手數據，探究社會、技術交融下誕生的機動車體制(automotive regime)，以此洞察私家車賦予當代中產階級的現實意義。

在社會變革與轉型的背景下，中產階級迅速崛起，逐年看漲的購買力推動了汽車相關的消費從奢侈品轉向必需品。轎車作為現代工業(yè)的集大成體現，反過來重塑著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身份認同、消費方式以及情感表達，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標配。

《駛向現代性：私家車與當代中國的中產階級》

張珺/著

席煦/譯

萬有引力 |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23年3月

作為視覺符號的私家車

20世紀80年代之前，汽車在一些地方只是少數人的特權，中國制造的“紅旗”，蘇聯產的“吉姆”以及“華沙”皆是政治地位的象征。直到上個世紀末，轎車仍被視為暴發(fā)戶的標志，這些車主大多響應了“先富起來”的號召，將短時間積累的財富投到置辦私家車上，以這種顯而易見的方式迅速提升社會地位。文化研究學者保羅·吉爾羅伊 (Paul Gilroy)對于非裔美國人對私家車的觀點，與當下國人擁有私家車上的初衷有著異曲同工，非裔美國人經歷過一個特殊的階段，雖然物質匱乏，但在買車上出手闊氣，在人前炫富上絕不輸給他人，招搖過市好不快活。

隨著中國經濟融入全球產業(yè)鏈，汽車產業(yè)也打開了全新局面，盤活瀕臨倒閉的工廠，也激發(fā)出了產業(yè)之間的互動，“在中國，汽車工業(yè)成為支柱產業(yè)，數十億美元被投資于道路和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創(chuàng)造了數百萬個就業(yè)機會。”政府與汽車產業(yè)的關系用唇齒相依來形容也不為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美國汽車業(yè)“三巨頭”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遭遇重創(chuàng)，危在旦夕，經過政府扶持、企業(yè)自救逐漸復蘇。

縱觀全球，自二戰(zhàn)以降，私家車就成了“美式自由”的代名詞，也成了普通民眾放飛自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以此來對抗現實中的不平等。私家車之于車主來說，不只局限于代步工具，對律師這樣社交圈人脈廣泛的職場人來說，轎車無疑意味著生產力。在選擇多元化的今天，汽車與車主身份之間的刻板印象日益加深，持續(xù)發(fā)酵。汽車也給車主打上了很多“標簽”，開寶馬的基本是小企業(yè)老板之類的暴發(fā)戶，開奔馳的大概率是有錢的大老板，白領鐘情凱迪拉克，碼農偏愛雷克薩斯，新貴以瑪莎拉蒂炫富，政府官員看重品質，所以首選奧迪……這種心照不宣的看車識人，從對車主身份的猜測升級到對其私生活、人格的臆想，批量制造了很多和車有關的段子。

不得不承認，公路的社會等級景觀即是個人成就的外顯，人際攀比的壓力也潛伏其間。比起私密性很強、深藏不露的家宅，私家車的流動性確實在展現經濟實力上更勝一籌。

堵在路上的中產，或一種隱喻

汽車時代儼然翻開了城市景觀的新篇章，高架橋、高速路、城際公路平地而起，即便如此也難以紓解車輛數目猛增造成的擁堵，堵車已然是都市生活的主旋律，早晚高峰主干道更是“兵家必爭之地”。國家限量發(fā)放新牌照，發(fā)展電動汽車替代燃油車，高峰時段區(qū)域限行尾號輪換等諸多舉措也難以緩解交通壓力。曾經夢寐以求的自由出行，結果只配困在路上。特別是節(jié)假日期間“不限號”，更讓“史詩級擁堵”隨處可見。

車主在途中超長駕駛難免過度疲勞，燃起無處發(fā)泄的怒火，引發(fā)“路怒癥”，輕則惹來吵架一場，重則喪命車輪之下。電影《瘋狂的石頭》里BMW“別摸我”雙關影射寶馬車主駕車碾壓行人和人身攻擊，斯皮爾伯格的作品《飛輪喋血》里，銷售員戴維·曼與油罐車司機在空曠的洲際公路上不斷超車，后者殺氣騰騰，一路欲置小汽車于死地，最后被戴維用空車引下懸崖車毀人亡。

以上種種煩躁不安情緒失控并非空穴來風，開車上路，耗不起堵車時間；找停車位，東轉西轉又傷透腦筋。買車容易，養(yǎng)車難，保險、路橋費、停車費、油費、保養(yǎng)費以及罰單等其他開支一年到頭價格不菲。潛在的安全隱患和環(huán)境污染帶來的消費陷阱亦令車主難以招架。好在中產有車一族雖然忍受著大多數人的煩惱，但他們卻有能力將這些尷尬最小化。

從職場新人到中堅力量，中產階級在成長中實現了人生的超越。面對急劇變化的大環(huán)境，城鄉(xiāng)差異的縮小，社會結構重新洗牌，職業(yè)發(fā)展多元化，僅從出身背景和資產水平界定中產階級，或將其大而化之定義為社會精英顯然有失偏頗，這是市場經濟時代留下的難解之謎。長久以來，中產階級對自己身份認同甚不明朗，只得以理性、品位、素質等各種軟實力維度與暴發(fā)戶等都市新貴劃清界限。在職場身經百戰(zhàn)的他們，有著豐富的情緒管理經驗，注重駕車禮儀，在行車途中盡顯紳士風度。

在購車上，中產階級既買貴的，更要買對的，給大眾留下“消費欲難以滿足、對標西方生活水平”的印象。隨著原始財富的積累，他們的購車品質也逐層升級，從奇瑞QQ這樣的袖珍小車到凱美瑞等中檔轎車，再到瑪莎拉蒂、勞斯萊斯等豪華轎車，甚至一人擁有多輛車以適應多個場景。在選車偏好上，歐版車、日系車各有千秋，前者的質量和安全系數更為可靠，后者則更省油。然而大眾對汽車安全系數的認知和實操之間存在一定差異，中產階級力求獲取多渠道信息盡力規(guī)避這些問題，酒后找代駕、安置行車定位儀等高科技產品、為孩子準備兒童座椅……總之提升汽車的附加性能以排除一切預知的不安全隱患。

有車一族提升了自由度，拓展了社交人脈，同時也牽扯出一系列與車相關的意難平。社區(qū)因停車位不足，常常引發(fā)種種爭議與糾紛，雖有新的物權法，但業(yè)主們在維權上仍深感無力，卑微到要通過社交賬號大聲疾呼。個人運籌帷幄精心排布，總會被時代難以捉摸的節(jié)奏打亂陣腳。

在汽車時代，大眾對私家車的需求和配套設施不匹配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還源于買車需求勢不可擋，“居民、居委會和物業(yè)管理公司在相互較量時不斷地靈活利用話語權和國家權威。耐人尋味的是，最終挑戰(zhàn)房地產開發(fā)商和物業(yè)管理公司的權力并迫使他們談判和妥協(xié)的，是轎車銷量不可阻擋的增長。”

就算沒有停車的困擾，買了車總要養(yǎng)護，車主打交道最多的當屬4S店，只要買了車就難免要協(xié)商談判，爭取合理化訴求。好在中產階級早已練就不敗之身且習以為常，再多紛擾也無法阻擋他們前行的步伐。中產階級所熱衷的話題之一就是和同好一起，就各款轎車的工藝設計、性價比等展開激烈討論，可見恨之切，愛之深。

走在路上的中產，行駛速度和成本上拼不過地鐵通勤，社會階層中高不成低不就，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對長輩的服從、對晚輩的妥協(xié)、對伴侶的遷就，讓他們不斷在個人欲望和家庭需求之間做出選擇。汽車作為聯結日常碎片化生活的中介和紐帶，在重新規(guī)劃時空格局、維系家庭情感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成為車主，就意味著受累一人、解放全家，過度內耗不言而喻。他們享受著私家車帶來的便捷和自由，同時也被它綁架，徒留疲憊肉身。如此變相勞動，車反而成了負累。有車并不能解決問題，只是用一個問題替代了另一個問題。回過頭再來品品電視劇《廣告狂人》里有這樣一句話“幸福是一輛新車的味道，那是免于恐懼的自由。它是路邊的廣告牌，吶喊著保證你可以為所欲為”，這句話像是一句暗藏玄機的讖語，擁有后才深知，自由也要付出代價。

駛向現代性途中的關卡

出生于上世紀60-80年代工農家庭的中產階級，他們和父母輩共同經歷過苦難歲月，在接受了高等教育，開啟職業(yè)生涯之后，從故鄉(xiāng)流向了城市，成為社會中堅力量，實現階級晉升的同時，也成為家族中第一代有車的人。初入職場，他們中的很多人都為求職增加砝碼去考了駕照，從此車子、房子、孩子就成了個人三大理想標的。已過而立之年并成長為家里的經濟支柱后，私家車的規(guī)格往往是隨著家庭建設的實際情況而改觀的，如果說第二輛車選小型兩廂車是為了彰顯個人氣質，那么選三廂車的車主純屬為了家庭成員考慮，尤其是在下一代誕生的節(jié)點換車。

車主要考慮到孕婦、孩子以及體弱多病的父母乘坐公共交通時的種種不便以及急剎車帶來的危險，有車就一切不在話下，接送孩子上下學，帶家人就醫(yī)游玩，外出吃飯購物，他們無條件服從家人調遣，承擔起甜蜜的負擔，立起平行于職場的獨當一面的人設。父輩在駕駛上的短板，正是中產階級踐行中國式孝道的契機，從輩分主導的等級權威轉為代際之間的同樂互惠，賦予新時代家庭價值觀全新意義。駛向現代性途中的傳統(tǒng)復歸，不止體現在家庭觀念，還有對車牌“靚號”的偏執(zhí)追求上，二手車甚至會因拍賣“靚號”叫出高價。中國古代吉時吉日的傳統(tǒng)延續(xù)至今，數字寓意著避諱禁忌，稍不留神就會踩雷，招致麻煩。特別是近年來占星等西方文化的傳播，也是“靚號”走紅的流量密碼。從標準化到個性化，與眾不同的號碼滿足了車主的虛榮心——獲取有限資源以此證明自己是特權；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折射出個人對數字的趣味，也和舊時民間迷信傳說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傳統(tǒng)觀念也滲透在行車偏好上，車友會為當代人際交往的舒適區(qū)做出了全新探索。小團體規(guī)劃路線行程，相約駕車前往目的地，“有組織的自駕”這一聽上去自相矛盾的活動形式，事實上是基于“和而不同”的相處模式而展開的。大家各開各車，空間上有所區(qū)隔，同時又以通訊工具保持著社群之間的互動和協(xié)作，保持距離且為彼此留出私人空間，有助于強化情感聯結。若有不屬于隊伍的他者介入，則可能發(fā)生沖突。行程中緊跟開道的車會形成一個長長的列隊，這種集體駕駛行為從美國哈雷戴維森車隊到日本暴走族(Sato)都均充斥著工人階級對中產的蔑視，而在中國卻是中產所熱衷的，究其原因在于與生俱來對傳統(tǒng)秩序美學的迷戀和馴化，無論是萬眾矚目、氣勢壯觀的閱兵儀式，還是個體的紀律部隊、集體主義經驗，“保持隊形”不過體驗了一把特權的自由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