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非/文

一

“帝國”這回事，在現實中已經是一個被拋棄的事物。盡管有的時候我們仍然會用某某帝國來稱呼這個世界上勢力范圍很大、盟國很多的國家，但是彼此心知肚明，帝國在此處是當形容詞用的，用以顯示一國國威顯赫、影響深遠廣大。作為政體與國體的“帝國”，卻是不復存在了的。

為什么帝國會從這個世界上消失？這里有兩種傳統(tǒng)說法。一種認為，“小國之堅，大國之擒”這回事在帝國與現代民族國家之間是反過來的。現代民族國家由于內部組織嚴密，享有很高的公民認同感，相對于通常而言廣土眾民、認同多樣、組織較松散的帝國來說，要可靠、有力得多。因此，現代民族國家取代帝國是競爭進化的必然結果。另外一種認為，帝國的解體主要是因為它的邊緣地區(qū)出現了地方民族主義，而這些地方民族主義者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靈活堅韌的大衛(wèi)打倒了龐大臃腫的歌利亞。

這兩種傳統(tǒng)說法都有一定的問題。如果第一種說法是真的，在19世紀我們就應該看到帝國與現代民族國家兩條道路的強烈競爭，然后帝國解體敗下陣來。但實際發(fā)生的事情并不是這個樣子，那個時代的強國無一不以成為帝國為榮。19世紀晚期法國總理茹費里是這么說的：“在我們生活的時代，一個民族是否偉大在于它遵循怎樣的發(fā)展路徑……如果只是向外傳播文化，卻沒有實際行動，不參與世界事務，永遠站在歐洲，而將對非洲和遠東的擴張視作陷阱和危險的舉動，如果我們還試圖建立一個偉大的國家，我保證這樣的態(tài)度會使我們的國家很快走向終結。因為我們不再是一個一流的強國，而會淪為三流甚至四流國家……法國不只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她必須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換句話說，在茹費里看來，現代民族國家的下一個發(fā)展階段就是“偉大的國家”，即帝國。反過來說，一個現代民族是否能擁有一個帝國，就成為了這個民族的試金石。在當時，參與列強競爭的無一不是帝國——既有英法這樣的海洋帝國，也有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這種傳統(tǒng)的大陸型帝國。19世紀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帝國與民族建設實際上是一體的。

而終結歐洲帝國的，也是帝國在一戰(zhàn)中彼此相互摧毀。

至于第二種說法，有點后事者往自己臉上貼金的味道。過去我們常常把帝國中心-邊緣緊張關系產生的原因說成是地方民族主義的興起。但在很多場景中，與其說地方民族主義是緊張關系的原因，倒不如說是緊張關系的結果。坦率地說，民族很少是天然之物，而多是發(fā)明的產物。比起文化、血緣來說，政治沖突在促進人們的民族認同方面要起到更大的作用——相比起帝國中央來說，邊緣地方差不多總是比較弱小和組織薄弱的。除非有外部勢力強有力的支持，或者是帝國被極大削弱、面臨崩潰之際，地方社群的精英很少一開始就尋求自治和獨立，而是希望進行改革、獲得尊重、分享權力，不管這是出于利弊分析、強弱對比，還是傳統(tǒng)與習慣如此。一般來說，是事態(tài)的發(fā)展逐漸使他們激進化的，是政治沖突本身逐漸劃清了社會界限，從而“民族化”了這些地方社群。民族主義往往是帝國內部矛盾的結果，而不是帝國矛盾的原因。

我們是可以找出許多帝國遭到邊緣地方挑戰(zhàn)的例子，但是我們同樣可以找出相當多相反的例子，可以表現出邊緣地方并不反帝國。

比如，過去我們一般認為，大型墾殖性殖民地孤懸海外，很容易滋生地方民族主義，同母國發(fā)生對抗，據說美國革命就是這樣一次民族主義革命——在北美大陸上成長出了一個新的美利堅民族，于是同遠在萬里之外的帝國政府離心離德。但是，一直到1776年獨立宣言發(fā)布之前，北美大陸會議的口號都是“恢復我們作為英國人的自由”。從當時人們的言論上來看，也沒有什么“民族主義”跡象，倒是相反，許多日后的革命者，比如弗蘭西斯·霍普金斯和約翰·亞當斯等人，還口口聲聲宣告自己的愛國之心與英國認同。這里還有一個例子，為什么在19世紀和20世紀，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這些地方沒有跟隨北美十三殖民地走呢？它們的實力早就夠了。

又比如說，在法帝國去殖民化過程中，其實有相當多的非洲殖民地領導人并不心甘情愿。學者觀察到，西非地方的民族主義在1950年之前只有微弱的存在。實際上，當時普遍存在的是“大法蘭西的思想和法國共和主義的普世主義理想”。塞內加爾首任總統(tǒng)列奧波爾德·桑戈爾在1955年說道：“我所擔心的，就是……我們可能脫離法國。我們必須留在法國，不僅留在法蘭西聯邦，而且留在法蘭西共和國。”科特迪瓦首任總統(tǒng)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在1951年說道：“讓我們在這嶄新的一頁寫下一個誓言：將非洲變成法蘭西聯邦中最美好、最忠誠的領地。”這些非洲領導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哪里呢？在戴高樂執(zhí)掌法國政權后不久，戴高樂讓法屬殖民地舉行公投，決定是加入法蘭西共同體還是選擇獨立。除了幾內亞外，所有國家都選擇了共同體。在這個例子中，我們同樣看不到各民族爭先恐后脫離帝國羈絆的情況。

再比如說，過去有人將哈布斯堡帝國稱為“各民族的監(jiān)獄”，但是，捷克人帕拉斯基（捷克民族主義運動的發(fā)起者，在捷克被認為是本民族三位國父之一）在1848年致信給德意志聯邦法蘭克福議會，卻說道：“（奧地利帝國）的存在、完整和鞏固極其重要，這不僅僅對于我的人民是如此，對于整個歐洲、人類和文明來說都是如此。”“如果奧地利國家這么多年并不存在，我們就必須為了歐洲甚至人類的利益而努力盡可能快地創(chuàng)造它”。20年后在另一處他又說道“我們在其他地方不會比在奧地利更好的保存我們的歷史-政治實體，我們特定的民族和文化和我們的經濟生活……我們沒有愿望，也沒有政治企圖來超越奧地利。”到了一戰(zhàn)，帕拉斯基的這個意愿似乎還是很頑固的保留在了捷克社會中。簡·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庫珀觀察到，“1914年奧匈帝國內部不同的‘民族’并沒有把戰(zhàn)爭當作分裂自己的機會”。捷克人最終在哈布斯堡帝國的解體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但直到1917年至1918年，它才愿意扮演這個角色。事實上，捷克主要政黨聯盟拒絕了同盟國1917年1月要求捷克民族解放的呼吁。直到俄羅斯帝國被推翻，美國于同年初卷入戰(zhàn)爭，捷克政黨聯盟才改變立場，首先要求自治，然后才在1918年脫離帝國。

二

那么帝國為什么還會消失在現代世界中？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得先給出三個前提假設：一、近代帝國并不只是一個征服-統(tǒng)治的等級關系，也不只是一撮人以一個地方、人群為本部向外延申政治影響的工具、實體。其統(tǒng)治者、階層通常都能夠超越狹隘的地區(qū)、人群本位，有切實的整體考慮；二、在許多帝國統(tǒng)治者眼中，帝國并不是一次短期投資，而是長期持有的一項事業(yè)。因此，憑借武力駕凌一方并不是長久之策。“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這句話，不止是陸賈與劉邦才能理解的中國古代智慧，也是所有近代帝國的治國之道；三、這些帝國的構建模式本身很復雜，并不一定是一個由帝國中心出發(fā)對邊緣區(qū)、社群進行管制的同心圓。簡而言之，近代帝國并不是古代的遺跡，也不是急就章式的多民族、多地域的拼湊之物，而是有正兒八經政治考量的多元政治實體。

所以要找到“帝國為什么會消失”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可能不應該從外向里看，以帝國邊緣地方為本位來觀察帝國的解體——從這個角度看，帝國既然解體了，那么邊緣地方的獨立就是一個歷史必然、天定命運，民族就被看成是前定之物。這是一種循環(huán)論證，而整個的過程就會被覺醒、壓迫和反抗敘事所左右；而應該從內向外看，以帝國中心為本位來考慮問題——是不是帝國的內部蘊含了某種內在困難，導致帝國無法再作為一種有效多元政體存在下去？是不是存在某種從內到外的斥力，使得即使“郎有情、妾有意”，帝國也無法像以前一樣維持下去？而這意味著不是民族撕裂帝國，而是帝國產生民族。

在過去，帝國與邊緣之間的關系往往處在某種等級依附狀態(tài)之中。這種等級依附狀態(tài)往往是依靠軍事強制、邊緣社會的普遍冷漠和帝國中央的行政人事吸納政策，又或者是帝國中心對邊緣區(qū)的放任自流不做規(guī)約所維持下來。但是到了近代，為了充分動員邊緣區(qū)的人力物力，就有必要將邊緣區(qū)也納入到某種國家整合/建設項目中。應該說，現有的幾乎每一個國家在過去都是一個“帝國”，都是由一塊核心地方或由征服、吞并，或由擴展而來，經由整合才化“帝國”為國家。換句話說，國家整合在近代是一個普遍經驗。我們很難想象任何一個統(tǒng)治者（或階層）沒有過國家整合的認知、經驗，不理解其中的關節(jié)、利害。

問題在于，傳統(tǒng)的國家整合手段，在很多場景下似乎不起作用。

一般來說，帝國邊緣部分在血緣、宗教和文化上與帝國中心/本部會有很大不同，在經濟、社會諸領域也有一定的差距,而這種差異往往會以各種政治與社會沖突體現出來。傳統(tǒng)的國家整合思路是加大對邊地的經濟投資，移民實邊，同時鼓勵邊緣地區(qū)生產加入帝國中心本部市場。將本部“先進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擴展到邊疆，一邊發(fā)展，一邊融合。這樣，隨著邊疆的經濟發(fā)展與內地聯系的增多，一方面邊疆社會會自然發(fā)生各種分化，以階層、職業(yè)多元身份取代古老的族群、宗教認同，另一方面納入帝國經濟體系這回事也會在文化層面促進均質化。歐洲各國自中世紀末期以來，都有這樣一個國家中心次第拓展、消化合并邊緣地區(qū)的歷史進程。

帝國在經濟上的整合并不容易，在政治人事上的整合難度更高。一般來說，在傳統(tǒng)上，帝國多半很少有一個覆蓋整個帝國的一體化的官僚行政機構，需要跟邊緣地方社群的頭面人物進行合作，才能治理地方。這幾乎是從羅馬帝國開始就傳承下來的帝國之道，即實施某種人事和行政吸納政策，建立的是某種庇護體制，以便實現某種等級化的階級合作。在絕大多數時間里，這套政策都是有效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困境是，帝國的邊緣地區(qū)（尤其是跨海的殖民地）很難在法理層面納入到帝國政治結構中去。如果邊緣區(qū)要“正常化”，成為帝國中央轄下的一個普通省份，那么邊緣區(qū)的人民就應該被看作是帝國公民，享受與核心區(qū)人民一樣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待遇，該“省份”也要有參與中央政治的能力，而這由于核心區(qū)社群的種族主義思想（或其他歧視），極難成為現實；如果邊緣區(qū)要成為帝國中的一個特別行政區(qū)，同帝國社會有所隔離，那么這個特別行政區(qū)同帝國中央之間的關系就很難解釋——它們究竟是帝國的附屬物還是帝國的共同組織者？如果是后者，帝國的中央機關在哪里？權限何在？如果地方和中央發(fā)生沖突，誰來裁決？

三

說到這里，就說到關節(jié)處了。對帝國造成最大壓力的，其實并不是邊緣地方的人群，而是帝國核心族群——帝國民族。正是以他們?yōu)橘Y源，帝國才得以構成。

但老實說，在過去，一個帝國對于帝國民族未必有什么好處。我們可以拿羅馬為例。羅馬在東征西討中獲得了巨量財富和權力（對羅馬的領導者和幾代羅馬市民來說可能都有利可圖），但是如果我們將羅馬社會看成是一個整體的話，那么羅馬帝國很可能是整個社會的負投資。瑪麗·比爾德在《羅馬元老院與人民》一書中就引人入勝的描寫過羅馬的擴張對羅馬本身造成的負面影響，以及部分羅馬人對擴張的抵制。她說道，是“帝國造就了皇帝”，而不是“皇帝造就了帝國”。這個觀點并不新奇，至少在羅馬共和國末期就成為時人共識，即正是羅馬的擴張最終顛覆了共和國——對外征服帶來了巨額的財富，也割裂了羅馬社會，制造了共和國覆亡的經濟、社會、軍事、政治和心理條件。比方說，正是在連綿不斷的長期征服戰(zhàn)爭中，羅馬不拿薪酬或薪酬低微的公民軍隊解體，奴隸的大量涌入造成了“低人權優(yōu)勢”，讓羅馬原有小農經濟和平等社會瓦解，為擴充兵源容許城市極貧階層入伍成為雇傭軍，又演變成兵為將有的私家軍隊，最后制造出了蘇拉、龐培、克拉蘇和凱撒這樣的人。

瑪麗·比爾德饒有興趣的提到，公元前2世紀和1世紀的許多羅馬雕像將人物描繪成老邁、皺紋堆壘和飽經風霜的樣子，同希臘雕像中的青春姿態(tài)恰成截然對比，其原因部分是羅馬貴族對希臘文化的“入侵”（盡管對方是被征服者）不安，認為羅馬人講究實際、吃苦耐勞的德性受到了奢侈、腐化與懶惰的東方價值“侵蝕”。我們恐怕不能把這個只看成是征服者的矯情，而應該注意到這可能是對切實威脅的某種扭曲反應，即外來社會成分進入帝國中心/本部，對原有的政治社會生態(tài)產生影響和沖擊，從而形成排異反應。

帝國的榮耀始終只是屬于少數人的，對這種事古羅馬人自己就有所認識，古羅馬史學家撒路斯提烏斯（又譯作薩魯斯特）就指出，羅馬的腐朽墮落就發(fā)生在羅馬摧毀了迦太基之后。馬基雅維利后來把這個現象總結成某種“帝國悖論”，即國家強大擴張之后，反而會沖擊它社會的平衡，摧毀一開始使它強大的社會根基。他自己的結論是，反正國家的強大與擴張是必然之事，那么變成帝國還有榮耀可言。

傳統(tǒng)帝國的另外一個特征就是非常注重與邊緣區(qū)上層階級的合作，維護帝國邊緣的地方特權。還是拿羅馬帝國來說，羅馬之外的自治城市是帝國的基層單位，享有相當的自治權。英國學者芬納干脆認為：“羅馬帝國只不過是一個負責協(xié)調和管理的上層結構。”

在近代的哈布斯堡——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這些傳統(tǒng)帝國里，發(fā)生的事情也是一樣的。

德意志人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核心人群，但是哈布斯堡的君主們有著相當的超民族自覺。其中一位成員，阿爾伯特大公（弗蘭茨約瑟夫一世的堂兄），曾經說道：“在一個由許多種族和民族居住的多重帝國中，王朝絕不允許將自己專門分配給其中一個。就像一個好母親一樣，它必須對所有孩子表現出同等的愛，不去疏離任何一方。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哈布斯堡王朝的軍隊如果說并不以軍事效率見長，但是其包容性卻非常顯著。匈牙利歷史學家伊斯特萬·迪克說到：“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歷史上，軍隊公開積極地表示對民族主義的抵制……他們受到的教育是，任何民族情緒的流露對于一個軍官而言都是不合適的，甚至有叛國投敵之嫌。”奧地利軍隊中最偉大的兩位將軍——華倫斯坦和歐根親王——一個是來自波希米亞的捷克新教徒，另外一個則是一名意大利-法國親王（只能說一口結結巴巴的德語）。相比軍隊和貴族，哈布斯堡王朝官僚機構的“去民族化”程度要更勝一籌。赫爾曼·巴爾是帝國末期的一位批評家，他在1907年出版了一本名為《維也納文學》的小書，在這本書中他對哈布斯堡王朝的官僚有如下的諷刺與描寫：“……這些生物，只有在帝王恩典的氣息中才能有生命力的外表。 這是一群沒有祖國、沒有家園、沒有根基的人。”這些話雖然意在貶斥，但也說明了一些東西。另外一名同時期的評論家的說法則是：“一個理想的奧地利官員是一個完美地掌握了德語卻沒有任何民族意識的人。”

至于哈布斯堡帝國和俄羅斯帝國中，帝國邊緣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這件事在這里也就不多說了。簡單地說，這些帝國在核心區(qū)外，都是由一個又一個的特別行政區(qū)組成的。

帝國們的這些共同做法并非偶然，而是歷史經驗和教訓所造就。帝國成功的秘訣就在于：帝國對待其下屬各人群并不做社會區(qū)分，以及中央和地方在治理上相對分離。只有這樣才能制造足夠的彈性來支撐各人群雜處的多元帝國。如果要讓一個帝國迅速失敗的話，那么就讓各族群在社會上分成三六九等，然后中央強行接管每一個地方的治理。

四

在近代，大眾政治的興起既改變了帝國核心族群的面貌，也開啟了他們對帝國的思考。有相當一批英國人對帝國的擴張抱有憂慮之心，認為任意擴張的帝國對于一個社會來說有害無益。比方說一位英國政治家喬治·薩維爾就說道：“自由人，如英國人，應該避免一個以如此非自然的代價擴張的帝國。”這些人的答案是，帝國如果非要擴張，那么必須以某種核心人群可以接受方式進行才行。

簡而言之，一般說來，當近代帝國發(fā)展到某個階段的時候，帝國的統(tǒng)治者們就會日益覺察到帝國本部/中心地區(qū)對他們施加的約束。一方面，帝國統(tǒng)治者在核心區(qū)的統(tǒng)治日益需要依賴一套被大眾認可或接受的（在理念上普世，但在現實中區(qū)隔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這個意識形態(tài)實際上限制了統(tǒng)治者手上可用的“帝國武器庫”。另一方面，帝國中心/本部的人群中也會提出這么一個問題“帝國屬于誰”（帝國屬于哪個階層？什么集團？為誰牟利？），從而對帝國提出要求，要求帝國為他們所用，為他們提供服務。而將迫使帝國統(tǒng)治者不得不在各人群間做選擇，棄卒保帥。

前一種約束在英、法兩國表現的最早也最為明顯（這跟英、法兩國的民族主義與大眾政治比較先發(fā)有關系），后一種緊張關系則更容易體現在一些較傳統(tǒng)的領土帝國中。

在英、法，其帝國本土實現了普遍公民權與包容性的社會權利，其統(tǒng)治精英是在這一基礎上被選拔出來的。那么，這些國內政治原則要不要（或能不能）適用于其征服而來的海外領土上，就構成了一個基本難題。當法國大革命還在街頭肆虐的時候，法屬加勒比諸島的黑人就已經聲稱人權也延伸到他們身上。該不該把這些權利也授予他們呢？如果將母國的政制、法律適用到屬地身上，要么使得該地方無法專斷統(tǒng)治（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這塊地方對帝國本土的價值），要么使得這個地方的人民能夠參與帝國本土政治（從而在社會層面上對帝國本土社會構成了競爭與威脅）。但如果不加實施，則母國的意識形態(tài)又有破產之憂（當初這些意識形態(tài)興起的時候往往是以普世的面目出現的）。約瑟夫·熊彼特就干脆認為，現代帝國主義代表了一種軍國主義和貴族式的倒退，是一種時代的退化，而這隱隱約約構成了對母國政治長久政治穩(wěn)定的威脅。

人們發(fā)現，由此構成的矛盾幾乎是難以解決的。一種討巧的方法是訴諸于種族主義，認為有的種族適于民主、人權或法制，有的種族在文化上就是適應不了。這樣，帝國可以通過某種“多元文化”體制結合在一起。但是種族主義帶來的問題是，它也會打擊屬民中那些合作者的積極性，從而在帝國的治理結構上產生大的縫隙。

現在我們來談后一種緊張關系。

比如說在一向保守的俄羅斯帝國，到了19世紀中葉，有一個新的現象就是斯拉夫派的興起。過去我們看斯拉夫派，主要強調的是它是一種針對西方派的保守主義政治思潮，認為它是一種對過去的空想。但是，其實斯拉夫派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激進的帝國改革派，他們對俄羅斯帝國在過去的間接統(tǒng)治與貴族聯盟政策其實頗為不滿。比方說，在過去，波羅的海的德意志貴族一直被看成是沙俄政府的盟友與伙伴，但是斯拉夫派則要求帝國向俄羅斯人看齊，對俄羅斯人負責。于是，波羅的海的德意志成分被看成是這片斯拉夫土地上的文化異己成分，需要排除。斯拉夫派人士在俄羅斯帝國內部掀起了一股持久不息的民族主義思想浪潮。由于這一浪潮的反動色彩，彼得堡既貪圖它為帝國帶來的民意支持，又尷尬的發(fā)現自己有時被它推動前進。無論如何，帝國政府都發(fā)現自己要被迫走入凡間，選擇意識形態(tài)光譜中的一端，以此來團結大眾，獲得新社會精英的認可和配合。這種壓迫感導致亞歷山大二世有一次頗為惱火發(fā)話：“不要管波羅的海那邊的人，他們從來沒有給我惹什么麻煩。”

總結一下，到了大眾政治時代，帝國中心的人們對帝國提出了要求，他們既要求在帝國內實現族群等級制度（即帝國的利益分配向核心族群傾斜），又要求上下一體，帝國應該加強對邊緣地方的管理，以便更有力的汲取。這種做派很顯然違背了過去一切的帝國歷史教訓。或者我們換句話說，帝國本部的制約，實際上使得“帝國企業(yè)家”治理帝國的成本大大增高，這才是帝國衰退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