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

蘇格拉底的申辯

做圣人的文化，并非只有中國才有，古希臘和古羅馬也都有。

做圣人是對神的挑戰(zhàn)，在《荷馬史詩》里，阿喀琉斯為友誼而戰(zhàn)，就驚動了宙斯，令其嘆為觀止，因為這是神的世界里沒有的，在神看來，那便是奇跡。

阿喀琉斯是英雄，但還不是圣人，可他的忘乎生死的友誼里，已含有了做圣人的契機，連神都為之感嘆。不過，真正的覺醒，還要等到哲學(xué)出現(xiàn)，用人的理性拷問神話世界，用道德律對為所欲為的神的行為做出評判，蘇格拉底第一個起來挑戰(zhàn)。

人之于蘇格拉底，不但是萬物尺度，還是神的尺度，人之理性，不光為自然立法，還為神立法。諸神世界，被他拉到理性跟前來考察，明是非，論對錯，辨真假，可結(jié)果卻是，眾神品位，統(tǒng)統(tǒng)不入其理性評價，于是，他預(yù)言：新神就要來啦！

人類如何通過理性發(fā)現(xiàn)真理？當普羅塔戈拉說出“人是萬物的尺度”時，蘇格拉底對此作了糾正，他說：有思想力的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糾正，對人的存在提出了新問題，并非人一存在就是萬物尺度，而是人怎樣存在才能成為萬物尺度？

人于神話，不成尺度，即便英雄，亦為神仆，要聽從神諭。人于自然也不成，人非本原，亦非邏各斯，要遵循命運。惟于思想中，以思想力，邏各斯化為邏輯，命運轉(zhuǎn)為真理。

不是人的戰(zhàn)斗力和生產(chǎn)力使人成為萬物尺度，而是人的思想力使然。由此，又產(chǎn)生了一個新命題，那就是后來由康德提出的“人的理性為自然立法”。從“人是萬物的尺度”到“人的理性為自然立法”，中介就是“有思想力的人是萬物的尺度”。

然則，思想力從何處來？或曰邏各斯，即由宇宙理性，轉(zhuǎn)化為人的理性，化為人之思；或以自我意識，開啟我思，以我思確立我在，我在為真理奠基。真理，是思想力的標志，也是關(guān)于人的知識，表現(xiàn)為先驗性的我思和經(jīng)驗性的我在的統(tǒng)一。

從先驗到經(jīng)驗，真理以兩種形式開顯，要用辯證法來檢驗。

辯證法，始于前蘇格拉底時期愛利亞學(xué)派的芝諾命題：飛矢不動。芝諾認為，存在不動，一動，就陷入矛盾中：一與多，有限與無限……思想就會亂套。為此，他將“飛矢”之過程，分解為若干絕對點，“飛矢”在每一點上都不動，這樣的點，便是時間與空間的原點，也是邏各斯的起點——在概念中。“飛矢”，本為經(jīng)驗之物，由此及彼，猶如一支箭逐一頭鹿，然而，當其飛向先驗之域時，運動就消失了，思想有如“飛矢”，思接千載，視通萬里，都基于當時當下一點，無需遠游古史，廣覽天下，這一點，就在思想者自身：認識你自己。

芝諾指出，那觀念的“奇點”，要由思想——自我意識的覺醒來開顯，那是對于思的反思，以一系列“芝諾悖論”構(gòu)成，表現(xiàn)為“二分”的辯證形式。

亞里士多德稱芝諾為“辯證法的創(chuàng)立者”，黑格爾也如是說。

芝諾學(xué)于巴門尼德，已知“神是不動的一”，故其否定運動。但其方法，與老師有所不同，巴師以正論，芝諾以悖論，以為一動就悖，若欲其消失，除非靜止。然，悖論之起，非以經(jīng)驗為依據(jù)，而以思想為前提，乃經(jīng)驗與先驗、現(xiàn)實與觀念反差所致，故為萬物尺度，非溺于悖論者，而是掙脫了悖論的人。

柏拉圖說，蘇格拉底年輕時曾訪問過巴氏，已知“神是不動的一”，但他對于巴氏終于還是揚棄，巴氏喜歡論自然，蘇格拉底則轉(zhuǎn)向有思想力的人。如果說巴門尼德造就了為自然立法的形而上學(xué)的論證形式，那么蘇格拉底則為人的存在確立形而上學(xué)的行動依據(jù)。從芝諾到蘇格拉底，邏各斯通往道德律。

轉(zhuǎn)型，從蘇格拉底開始，從自然轉(zhuǎn)向心靈，從自然辯證法轉(zhuǎn)向人與人對話。對話產(chǎn)生知識，蘇格拉底首先承認自己“無知”，知識是通過對話啟發(fā)出來的。

關(guān)于人的知識，蘇格拉底認為，人們原來就有，只是自己還不知道——“無知”，而他就像一個“助產(chǎn)婆”，專門幫助別人產(chǎn)生知識，以提問來接生真理。這種方法，人稱“蘇格拉底的諷刺”，問向“神是不動的一”。

神非神話諸神，而是從自然哲學(xué)里來的最高存在——宇宙理性神，它雖然是一元的，但還帶有某種自然屬性，含有“種子”或“原子”等實體性的成分。

而蘇格拉底的新神，則是從人的存在里推導(dǎo)出來的，汲取了自然神的一元性，同時又保留了神話中神人同體同形，從人性和人格的存在，推導(dǎo)最高神存在。

新神就要來臨，帶著真理來臨，世上已無善行，有的只是悖論。學(xué)生問：何謂善行？他反問：盜竊、欺騙、販賣奴隸，是善行還是惡行？學(xué)生：是惡行。又問：欺騙敵人是惡行嗎？把俘虜來的敵人賣作奴隸是惡行嗎？學(xué)生：這是善行。再問：照你說，盜竊對朋友是惡行。但是，如果朋友要自殺，你盜竊了他準備用來自殺的工具，這是惡行嗎？學(xué)生：是善行。接著問：你說對朋友行騙是惡行，可是，在戰(zhàn)爭中，統(tǒng)帥為了鼓舞士氣，對士兵說，援軍就要到了。但實際上并無援軍，這種欺騙是惡行嗎？學(xué)生：這是善行。人的善行，就這樣轉(zhuǎn)化，充滿了矛盾，人們對于善行的見解，只是一些不確定的意見，離真理——那個“不動的一”還很遠，經(jīng)此一番對話，真理已然誕生：為了善行，新神必須來臨！

雅典人認為，神比人強，神能決定人命運，而非教人以善行，神就應(yīng)該不問對錯是非，只管利害成敗，這符合雅典人固有的帝國主義氣派。一般來說，有怎樣的人，就需要怎樣的神，一國之神，通常都是由民意集合所造就的信仰公共品，是國家利益的最高代表和國民命運共同體的精神標志，誰都不能碰，碰了，就要觸犯神圣的民意。

可蘇格拉底就碰了，以“真理”的名義，觸犯了神圣的民主制。

于是，就有三位雅典公民將他告上法庭，告他不敬神，而且危害青年。對此，他作了申辯，他的學(xué)生柏拉圖，為他留下了《申辯篇》。在申辯中，他根本不為自己辯護，而是繼續(xù)宣講他的神，一而再的觸犯民意，終于激怒法庭，宣判了他死刑。

若為他自己辯護，他本可以不死，若為其神辯護，那他就得死。

申辯一開始，他就表示將依法答辯，但成敗卻取決于“那位神”。他說，“現(xiàn)在神給了我一個崗位”，“你們都知道，是神命令我這樣做的”，“我想，是神把我拴在城邦上的”，“我這樣一個人是神賜給城邦的”，“我做這件事，我認為是奉了神的命令”，申辯一結(jié)束，他就無所謂了，“我去死，你們?nèi)セ睿@兩條路哪一條比較好，誰也不知道”。

值得他用生命來辯護的神，是怎樣的“神”？顯然不是那些來自奧林波斯山神話的神，亦非由傳統(tǒng)所認可的城邦守護神。他的神，不從神話來，不從歷史來，也不從“頭頂上的星空”——自然來，而從自我來，從“心中的道德律”來，神在我心中。

他的信仰，脫離了原始的神話屬性，脫離了城邦的國家屬性，開始了“心靈的轉(zhuǎn)向”，我們“頭頂上的天空”，不光是日月星辰的自然天空，不單是由邏各斯來開顯的命運天空，它從諸神角逐由最高權(quán)力意志主宰的神話天空，轉(zhuǎn)向自我與道德律的人性天空。那是真理和美德的天空，是最高的善和最高的智慧之所在，是靈魂得救的天堂，從內(nèi)心到天堂，本就是個“不動的一”，而上帝就是“不動的一”，是真理和美德的完滿化身。

蘇格拉底的申辯，從神開始，以神結(jié)束，神就在他心里，向他發(fā)出聲音，當原告指控他不敬神明時，他回答說，我相信這世界上有神明們的存在，但我是我的先知，我知道神在哪里。神啊！你就在我心里——即心是神。在我里面還有個我，那是我的自我——與身體之我共生的心靈之我，那是我的靈魂。自我從內(nèi)心里發(fā)出聲音，讓我傾聽，原來它就是“那位神”。

蘇格拉底還提到從小就附在他身上的某個神物，或稱“守護神”。那是一個聲音，每當響起那聲音，都是對他的喝阻，唯獨這次，那聲音沒來阻止他，使他確信死無疑是好事，他說，我所作的一切都遵照“那位神”的指示。

神命令他考查自己，考察別人，因為，未經(jīng)考查的生活不值得過。他像牛虻，緊叮每個人，叮囑人們關(guān)心自己的靈魂和美德，教人如何過上好的生活，按照神教給他的方式生活。他仿佛在說，讓我來教你們敬神的正確方式，教你們真正的虔誠吧！蘇格拉底與耶穌相似，他們心中都有神，都為“那位神”付出了生命。不過，蘇格拉底的神在內(nèi)心，還不是創(chuàng)世者和宇宙主宰者，而是與生命一體的靈魂。

本來，人與神的差異，在于人有一死而神不死，可人一有靈魂，人也就有不死了：肉體雖死而靈魂不滅。靈魂是什么？蘇格拉底指出，就是知識與美德，智慧與善行，以人格的方式存在于人，正如那位流淚的以弗所哲人赫拉克利特所言：“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護神”，性格決定命運。蘇格拉底自信，只遵從自我之神——“我是我的守護神”。

對于城邦守護神，他表示，若非由自我確認，便不可信。阿喀琉斯的無畏值得模仿，而阿伽門農(nóng)剛愎自用，還有奧德修斯和西緒福斯的狡詐，就應(yīng)當懷疑。

對于傳統(tǒng)守護神，他沒有全盤推翻，也不全然認可，他認為，要經(jīng)他考查合格后，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守護神，而守護神的首要標準，就是美德和善行，就此而言，我就是神。蘇格拉底新神，嚴格說來，還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原型，而是基于自我的“性格守護神”向最高存在的“人類守護神”的升華，是其個體性以哲學(xué)方式而非以神學(xué)方式向普遍性轉(zhuǎn)化。申辯，是升華的開始，而死，便是轉(zhuǎn)化的完成。生死關(guān)頭，新神出現(xiàn)。

蘇格拉底之死

對于原來那些神，他的態(tài)度使我們很容易聯(lián)想到中國的孔子。

同樣做圣人，蘇格拉底為什么要做得那么認真？可以說，他是用美德和善行的標準，對神的品位進行審核，一一指正。這樣的價值重估，對于信奉那些神的眾生來說，可以說是啪啪打臉，在一個被民主氛圍嬌慣的國家里，誰讓民眾不但臉上難堪而且心里難受，那他肯定就是人民公敵，他為什么嘗試著要去挑戰(zhàn)人民的信仰呢？因為他要做圣人。

他為新神到來，獻出了生命，成為了西方文明中的第一個圣人。

可民主制度似乎不需要他這樣的圣人，不需要那個“不動的一”。尤其那時，文化個體性原則之于希臘，雖已萌發(fā)，卻未長大，在民主制的制度安排中，可有個人權(quán)利伸張，卻難為自我意識擔當，能確立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卻難容獨立個體，因為那是“不動的一”，雷打不動，神推不倒，以個體對抗國體，同群眾格格不入，終成人民公敵。

群眾是民主的靈魂，以平等為天命，令卓越難以安身，常與自由逆行，這是民主制的一個悖論，無自由不成民主，有民主卻自由難行，恰如雅典，其始也，因自由而興，以民主而立，其終也，因平等而衰，由民治而敗，所以，他，蘇格拉底，一個“不動的一”，特立獨行，成為了西方思想史上第一個反對民主平民化而且平庸化的圣人。

但圣人死了，從此不再，因為上帝已來，此與中國情形正相反。

殷周之際，殷喪其邦，上帝死了，死于圣人革命。革命，由文、武而周公，孔子“吾從周”，接踵而至，“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還“夢見周公”，以此，為圣化立了個圣人譜系，也為他成為圣人打了個道統(tǒng)的底子。后來，歷代王朝都將其政統(tǒng)相配于道統(tǒng)，以之與文化中國相通，正是在文化中國與王朝中國的結(jié)合點上，孔子成為了圣人。

蘇格拉底之于孔子，可謂后生，后于孔子約八十來年，符合孔子那一問：“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的，他是一位“后生”，是孔子曾經(jīng)預(yù)告過的“來者”，他也要做圣人，在西方，做一名令孔子都“可畏”的圣人，但結(jié)果卻失敗了。

說起失敗的原因，或曰種種，總言之，可歸咎于圣人在西方水土不服，不宜于當時的國體和政體，也不被人民的信仰所接受。“神是不動的一”，他也是。試問此“一”，哪個城邦能擔當?shù)闷穑考娂姵前睿饔衅渖耢螅跄芏甲屛挥?ldquo;不動的一”？神以唯一，當為一神，但此一神，看似摩西的那個上帝，但它卻非基于宗教，而是出自哲學(xué)，乃哲學(xué)理念神，雖然都否定神話，取締諸神，但摩西以約法，而他以理念另走一路。

用哲學(xué)取代神話，用理念神取代神話神，他在靈魂深處爆發(fā)革命，但他能影響的，其實也就柏拉圖那么幾個人，多數(shù)人都被他驚呆了，害怕他說出真理。

孔子跟他不一樣。以其深諳《易》理，故能于變易與不易間游弋，能以“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對神敬而遠之，且引導(dǎo)中國民意。其實，民意之于神祗，不求唯一，亦如孔子，貌似尊崇，求其福佑而已，誰肯將身家性命全都押注到信仰上去？

做圣人，一要有民意支持，二要有傳統(tǒng)支持，孔子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可蘇格拉底，既反傳統(tǒng)，又反民意，看來圣人做不成了，那么，還是做個神吧。然而，行嗎？新神已來臨，但來的不是他的哲學(xué)之神，而是摩西的宗教之神，唯一性的神——上帝。因此，他的自我，只能像幽靈那樣，存在于哲學(xué)里。

雅典是個洞穴，是個民主制的洞穴，洞穴里滋生的民意，竟然要他去死，可見民意是個多么恐怖的東西，尤其跟信仰有關(guān)的民意。而孔子在“天聽自我民聽”的中國，雖也有如喪家犬，有其惶惶不可終日時，但還不至于被人當作人民公敵處死。

在君主制里，孔子難免要冒犯君主，難免要得罪貴族，但他不會冒犯群眾，得罪民意。而民主制里，最容易冒犯的就是群眾，最容易得罪的就是民意，得罪了君主，作為個體，還可以“有道則進，無道則退”，“從道不從君”；得罪了民主，就得被放逐，在雅典就曾有過“陶片放逐法”，若不接受放逐如蘇格拉底，對不起，那就得死。

蘇格拉底死了，誰要他死抱著真理，定要做那“不動的一”？

有關(guān)蘇格拉底之死，柏拉圖是這樣說的：臨死前，學(xué)生去看他，桑蒂比——他的妻子，抱著他們的小兒子坐在他身旁，看見柏拉圖等人來了，哭著說：噢，蘇格拉底，這是你的朋友最后一次來與你交談了。于是，他讓人將哭喊的妻子送回家，然后說道：我的朋友們，這就是人們稱之為歡樂的那種東西！

他這樣來談歡樂，他說：歡樂與自己的對立物——痛苦相聯(lián)，它們本來是不可能在同一時刻降臨到同一個人身上的，但假如他能執(zhí)著地追尋其中的一個，并且牢牢地抓住它，那么他很可能同時感受到另一個的存在，它們兩個就融入了他的頭腦中。

他又說：若伊索來思考這個問題，他肯定會用一個寓言來講它們，先是如何進行激戰(zhàn)，然后，神又如何使它們重歸于好；若是它們不愿意和睦相處，神就會將它們的腦袋捆在一起，正因為如此，當它們中的一個來到任何人身上時，另一個便會接踵而至。我所感受到的正是這一情景，當痛苦跟隨著鐐銬來到我身上時，歡樂很快也降臨了。

學(xué)生克利托問他身后事，他輕輕一笑，對眾人說：請相信，這個正在說話的我，就是真實的我，可他覺得我很快就會變成死尸，所以，問我如何掩埋我。接著，他又說：我說過，飲鴆之后，我將與你們分離，去一個歡樂的世界，這些你們都知道了，但克利托肯定不這樣認為，以為只是為了安慰你們而已。

這時，太陽快要下山了，他也沒多說什么，陪審團派人來了。蘇格拉底對來人說：朋友，向你道別了，我將按你說的去辦。

來人含淚而去。蘇格拉底對學(xué)生說：這是個多么好的人啊！自從我被關(guān)進這里，他就時常來看望我并與我交談，你們看，他是多么真誠地為我而哭泣！

于是，喊克利托：請你過來，讓我們執(zhí)行他帶來的命令吧！克利托說：可現(xiàn)在太陽還未下山呀！我知道，有些人是要到最后一刻才喝毒藥的，他們總是先大吃大喝一頓，還要享受一下他們最喜愛的活動。所以，請你別太匆忙，現(xiàn)在還有時間。

可回答卻是：克利托，那些人按照自己的意愿這樣做，當然是對的，因為他們認為那樣做有益處，而我反之也是對的，因為我覺得推遲沒有什么益處。

我若抓住生命不放，企圖茍延殘喘，那我就會瞧不起自己。

我的最后時刻已來臨，我不想躲避，來吧，照我說的去做。

克利托不說什么了，他對站在旁邊的一個男孩，點了點頭。

男孩跑出去，過了一些時間，帶了個端著毒藥的男人回來。蘇格拉底對來人說：好吧，朋友，關(guān)于這類事情，你一定知道得很多，我該怎么做呢？那人說：沒別的，你只須將毒藥喝下去并來回走動就行了，當你感到雙腿沉重時就可以躺下了。

來人將杯子遞給他，他瞧了一眼毒藥，臉色沒變，手也沒顫抖，抬頭睜大眼睛，看著那人，一如平時，說：我是否要灑一些毒藥在地上敬敬某位神靈？

而回答則是：蘇格拉底，我準備的毒藥，剛夠一個人喝的。

我明白了，蘇格拉底說：但我覺得我還是應(yīng)該向那些神靈們祈禱，因為離開塵世對我而言，實在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說著，將杯中毒藥一飲而盡。

柏拉圖說：此前，我們還能忍淚，但見他把毒藥喝下去時，淚水就像決了堤，我用袍子蒙住頭，獨自哭，而蘇格拉底卻說：這是干什么呀，你們這些人！這時，我們才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愧，大家盡可能地控制住啜泣。他來回走著，過了一會兒，他說感到雙腿沉重了，于是，躺了下來，因為，這是剛才那個送毒藥的人對他的忠告。

一個監(jiān)刑獄吏將雙手按在他身上，摸了摸腿腳，然后，使勁掐了掐，問：疼嗎？他說：不。又掐了身體其他部分，邊掐邊說：一股寒氣正在上升，從下往上，當寒氣到達心臟時，他將死去。說著，便將蓋在臉上的布揭開，讓他留下最后的話：

克利托，我還欠伊斯科萊普斯一只雞，你一定替我還給他。

好的，克利托說：但請你想想，還有其他話要對我們說嗎？

對此問題，他未作回答，過了一會兒，他動彈了一下，臉上的布，再一次被揭開，兩眼已然被定住了，見此情形，克利托只好幫他合上了雙眼和嘴唇。

一切都結(jié)束了，這個我們熟悉的、最聰明的、最正直的人，離我們而去了，這也就是柏拉圖說的蘇格拉底之死。人總有一死，還能死得比這更好的嗎？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