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社論 最近，民眾聚焦于河南濫用健康碼事件。河南幾家村鎮(zhèn)銀行的線上儲戶反映，盡管其來自低風險地區(qū)，但赴鄭州后，健康碼被轉成紅碼。被賦紅碼的，還包括一些并未到訪鄭州的相關儲戶。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健康碼具有極強監(jiān)控力和強制性。按照相關防疫規(guī)定，紅碼持有者應立即向社區(qū)疫情防控部門報備，在沒有轉碼前，禁止外出。前述被賦紅碼的儲戶，即被工作人員帶往相關隔離點。

在疫情爆發(fā)期間，健康碼對可能有染疫風險的人群予以識別、管理，有一定的正當性，但這個服務于防疫的功能，絕不可以在其他方面隨意使用。在表現(xiàn)形式上，是否賦紅碼是一個技術問題，但實質上，這是一個關乎每個人人身權利的問題。更進一步，這個問題關乎大數(shù)據背景下的行政權力如何不被濫用。

在疫情防控的客觀要求之下，政府掌握了海量個人信息，借助大數(shù)據手段，很容易限定特定人群的權利。這涉及多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數(shù)據安全問題。如何保護個人信息、個人隱私不受侵害？如何保障相關數(shù)據的使用不用于非正當?shù)挠猛荆?/p>

其次，大數(shù)據技術加持下，拓寬了政府行動的可能范圍，然而，不是所有有能力做的行為，法律都賦其正當性。當行政部門獲得更強大的能力之后，必須考慮，怎樣做才是合適的。

其三，當有相關部門的越界行為發(fā)生時，誰來監(jiān)督？誰來糾正？

上述三個方面，就鄭州紅碼事件看，有關部門的表現(xiàn)都沒有及格。

就健康碼的使用，政府有明確規(guī)定，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個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法學專家認為，此次發(fā)生在河南的有關做法，涉嫌違反《個人信息保護法》、《傳染病防治法》乃至相關公職人員可能涉嫌《刑法》中的濫用職權罪等。

民眾之所以不斷追問，就是因為，一旦輕易放過，當大數(shù)據技術的能力和行政權力的濫用捆綁起來，必然造成權力的任性，造成對人的基本權利的肆意侵害，后果不可想象。

此次事件，并非偶然，與健康碼相關的過度防疫甚至濫用的行為，之前已發(fā)生過多起。一些地方曾出現(xiàn)過將健康碼集成到其他“碼”的延展應用。其法律依據如何、延展應用正當性如何、審查程序如何、個人權利保障如何等信息，都很難從公開渠道了解。

或許就是一批沒有被及時糾正和追責的事件，導致了官員對法律的輕慢。一定意義上，此次事件，是若干“小病”最終變“重疾”的結果。

就鄭州紅碼事件，當務之急就是盡快調查清楚事實，追究直接相關人的責任。除此之外，應綜合分析問題，理清權責邊界、失責情形，追究相關部門主體責任、監(jiān)督責任和領導責任。鄭州市紀委監(jiān)委已啟動調查問責程序，我們期待公正翔實的結果。

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并行動：如何把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里，這一課題在大數(shù)據時代更為重要。

有人認為健康碼是 “中國社會首次全國性、高效率、高精準地收集、掌握個人信息的案例”，也有人認為它是“在非常時期一舉突破諸多制度和規(guī)范的非常之舉”，是“數(shù)字時代社會治理的第一場全局性大考”。

鄭州紅碼事件明示了中國數(shù)字社會建設和治理的潛在風險已經在不斷累積。助力抗擊疫情的健康碼，不能因為各種私利的扭曲，成為危及全民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負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