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之后，全球進行了一輪財富洗牌，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很多事情都改變了——次貸危機讓無數(shù)人無家可歸，又讓一部分人趁勢而起，成為新富階層。

歷史總是在交替之中不斷向前，老花也一樣。在21世紀初期，老花曾經(jīng)“炙手可熱”，但不久之后便“偃旗息鼓”，然而，在金融危機之后，老花重新煥發(fā)出活力，以一種全新的姿態(tài)回歸。這一次，它可比千禧年的時候還火。

這件事并不難理解，當財富從人們手中流失之后，人們又開始熱衷于炫耀他們的所有。在金融危機之前，極簡主義正成為時代精神之一，穿戴印滿巨大logo的奢侈品是粗鄙的。在“老錢”們看來，新錢階層是如此喧鬧而粗俗，這恰恰為極簡主義的流行提供了土壤。

然而，在財富洗牌之后，那些重新獲得資本的人，準備一改之前“老錢”們的做派，他們對極簡主義嗤之以鼻，認為這種主義不僅妨礙他們對身份的定位，更是虛偽的。他們要向世界宣稱：我不僅回來了，而且，我很有錢。

老花，正是在這個契機下重歸時尚界寵兒的寶座的。現(xiàn)在，上至路易威登、芬迪、古馳，下至MLB、Supreme，再到充斥著高仿假貨的批發(fā)市場，老花都是不可缺少的時尚元素。在某種程度上，老花就是財富在時尚界的代名詞。

在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時尚界都以浮華和奢靡著稱，老花正是在這個時候迎來了高光時刻——盡管它已經(jīng)誕生了百年之久。當喬治·威登（Georges Vuitton，路易·威登之子）在1896年創(chuàng)造出兩個重疊在一起的“LV”字母后，他可能沒想到，一百多年后的時尚設(shè)計師竟是如此無能，依舊樂不可支地沿用著他的設(shè)計。

喬治·威登認為，一個品牌需要有一個一致的標志性圖案，這一做法，恰好符合現(xiàn)代品牌營銷的哲學。

這種營銷理念被證明是成功的，很快便引發(fā)了諸多品牌的競相效仿。1967年，時任迪奧創(chuàng)意總監(jiān)馬克·博昂（Marc Bohan）設(shè)計了迪奧的經(jīng)典老花標志，以“D”為主，“ior”圍繞，組成了著名的Oblique老花；芬迪的正反雙“F”logo，是由卡爾·拉格菲爾德于1965年設(shè)計而成，在1974年演變成其老花圖案，后來又經(jīng)過了幾次小的比例調(diào)整，成為了現(xiàn)在的樣式；20世紀40年代，古馳品牌創(chuàng)始人的兒子奧爾多·古馳將品牌先前使用的鉆石紋路改成了雙“G”紋路，形成了古馳的“經(jīng)典老花”。

盡管這些奢侈品牌的老花都有著完美的履歷，它們的誕生往往出自最富有想象力和商業(yè)概念的設(shè)計師之手，但這仍然擋不住老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走向衰敗，甚至成為對財富和身份的諷刺。

但凡喜歡閱讀八卦雜志的讀者都知道，那些古老的“千禧年明星”，如帕麗斯·希爾頓、金·卡戴珊和林賽·羅翰，都曾經(jīng)手挽路易威登老花手袋，制造出一個又一個的花邊新聞。

人們曾經(jīng)對厭惡老花有充分的理由。事實是，它一旦成為必備品，就不再是必備了，而是變成了需要被替換的東西。鋪天蓋地的老花，最終成為流行的倒退。當滿大街的人因為媒體、廣告和明星效應都手挽老花包袋出行時，老花變成了對流行文化的詛咒。

簡言之，千禧年前后小報文化的興起與老花的衰落是同步進行的，流行文化最終埋葬了流行文化。

然而，老花從未真正過時。它只是暫時潛伏了起來。

2017年，在經(jīng)歷了許多季沒有老花的發(fā)布會后，古馳在設(shè)計師亞歷山德羅·米歇爾的領(lǐng)導下走上了一條被認為是“偉大”的道路，他讓老花再度揚帆起航，在服裝、配飾和鞋履上大放異彩。

在2016年春季男裝系列中，米歇爾推出了帶有“GG”印記的長款外套和與之配套的手提包。從此，老花再次隨處可見。而在其2018年的度假系列中，古馳乘勝追擊，推出了毛皮外套、褲子和裙子。當然了，每一件都印有“GG”標志。

緊接著，時任芬迪首席設(shè)計師卡爾·拉格菲爾德于2018年春季系列推出了幾件印有“FF”標志的浮雕作品：從夾克到褲子、從短上衣到配飾，看上去活脫脫一個行走的芬迪廣告。

此外，名人對老花的走紅同樣貢獻頗多。當《欲望都市》中的女主角凱莉·布拉德肖背著迪奧馬鞍包時，全世界女性都猛然覺醒，她們的需求被凱莉激發(fā)出來，似乎背上馬鞍包，Mr. Big就會如約出現(xiàn)在街角的咖啡廳，哪怕是一家燕郊的咖啡廳。

時隔多年之后，迪奧女裝創(chuàng)意總監(jiān)瑪麗亞·格拉齊亞·基烏里（Maria Grazia Chiuri）讓這款老花馬鞍包在其2018年秋季系列中回歸，并進行了全新演繹。很快，這款包迅速成為社交媒體的寵兒。

時尚評論員伊莎貝爾·德卡特雷特（Isabel de Carteret）寫道：“貝拉·哈迪德（美國超模）和碧昂斯在內(nèi)的名人都被看到背著老花迪奧包——如果對他們來說（這個包）足夠好，那對我們來說也足夠好。”

在老花的另一端——如菲比·費羅（Phoebe Philo）領(lǐng)導下的思琳（Céline），以及艾迪·斯理曼（Hedi Slimane）指導下的圣羅蘭（Saint Laurent）——都被視作極簡主義運動中的引領(lǐng)者。

在極簡主義運動中，審慎和低調(diào)是重中之重，它更像一場猜謎游戲——“如果你知道，你就知道”（if you know, you know）的審美觀，而不是迫不及待地展示財富。

這種所謂的“低調(diào)”卻正是一種對財富和階層的暗合，它意味著對門外漢的拒絕、對只有錢買經(jīng)典款的普通消費者的隱晦的輕蔑——這種低調(diào)讓他們局促不安，并讓擁有者莫名滿足。

另一方面，極簡風格是有缺陷的，它的悖論在于奢侈品和極簡主義有著天生的矛盾。極簡讓“被看見”成為難以完成的任務，而購買奢侈品的重要原則之一，就是被人看見。簡單說來，用3000塊錢買一件奢侈品牌的白T恤，如何能證明這件T恤值3000塊錢而不是3塊錢成了問題。

簡而言之，至少現(xiàn)在，人們已經(jīng)不再為買老花感到羞恥了。伊莎貝爾·德卡特雷特寫到，logo是身份的象征，是一種向全世界展示你能穿得起巴黎世家的方式，即使它只是一件正面印有“巴黎世家”字樣的純白T恤，它至少高喊著“我有錢！”。

巴寶莉前創(chuàng)意總監(jiān)克里斯托弗·貝利（Christopher Bailey）在接受Dazed雜志采訪時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如此動蕩的時代，熟悉的東西能讓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而老花正是那個令人“熟悉的東西”。

也有一些品牌不打算循規(guī)蹈矩。它們追求用設(shè)計來替代老花，宣揚自己的品牌標識。在一眾奢侈品牌中，葆蝶家（Bottega Veneta）一反常規(guī)，它唯一的“老花”就是其編織工藝。

葆蝶家的品牌格言是“When your own initials are enough”（當你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就已足夠了），葆蝶家認為，只有本身足夠強大和自信的人，才會選擇這個品牌。

很少有品牌像葆蝶家這樣，擁躉和反對者的界限劃分如此清晰，喜歡它的人認為它“低調(diào)的高貴”、貨真價實的奢華品質(zhì)代表了真正的奢侈品；而反對者則表示，這種低調(diào)不僅多余，而且守舊。

對于那些生活在一個多世紀前的人來說，在隨身物品上寫上姓名首字母是一種實用而精致的做法。費城藝術(shù)博物館（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服裝和紡織品副館長克里斯蒂娜·豪格蘭（Kristina Haugland）說：“在19世紀末，花押字成為人們在內(nèi)衣和家用亞麻制品中添加的東西。這是一種標記被送出去洗滌的東西的方法，這樣你就可以把它們拿回來，因為它們很值錢。”

很大程度上，人們喜歡老花就和喜歡簽名一樣，不論是把品牌的首字母繡在衣服上，還是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寫在書的扉頁上，都是一種動物性的標記行為，一切不過是為了證明，它是我的，且（最好）是唯一的。

老花，至少在時尚設(shè)計領(lǐng)域，是一種偷懶和投機的行為。一件加了字母“GG”“LV”“FF”“MLB”的白T恤，就設(shè)計的意義來說，它恐怕是失敗的，更是令人汗顏的。但在商業(yè)領(lǐng)域，它的確是成功的，區(qū)區(qū)幾個字母足以讓資本翻滾幾十至上百倍，設(shè)計師是否滿意如今的現(xiàn)狀，很難說清，但至少這里有兩個人滿意，那就是商家和消費者。

至少在可見的未來，老花還會風靡一陣，然后有可能跟著時尚圈陰晴不定的步調(diào)，再次成為人們厭惡的對象，到那個時候，我們可以再寫一篇文章，夸夸極簡主義。

文/宋爽

插畫/K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