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IC Photo）

楊大巍  薛倩/文

J.K.羅琳的推文

英國文學史上的杰出女性層出不窮。這些作家的成就如此之高，其聲譽往往超過了她們同時代的男性作家，而J.K.羅琳就是其中的一位。在各種由讀者進行的投票中，J.K.羅琳在英國著名作家的排名，幾乎總是能夠躋身前十位。這當然既是由于她仍然處在我們這個時代，給予人們的印象清晰而鮮活，也是由于她作為暢銷書作家、叢書銷售量早已超過億冊，其受歡迎的程度實在不容忽視。

羅琳的時代開始于1997年，她的系列叢書“哈利·波特”第一冊《哈利·波特與魔法石》問世。哈利·波特在讀者間引起的激情，不僅改變了圖書出版業(yè)的商業(yè)模式，更如書名所示，魔法般的將千禧年孩童帶回到書桌前，將他們塑造成了熱愛閱讀的一代。在此之前，有人甚至悲觀地預測過紙質(zhì)書籍的消失。然而，伴隨著哈利·波特的出版，孩童的閱讀人數(shù)及孩童的閱讀量一直在大幅度地上升，千禧一代幾乎是讀著哈利·波特長大。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作為傳奇人物的羅琳卻被挾裹進另一個神奇的時代，甚至一度成為這個時代旋渦的中心人物。這個時代，我們將其稱為取消文化時代（Cancel Culture）。

羅琳所處的這個時代漩渦，如此地激蕩，又如此地對她毫不友善，以至于11月底，宣布制作的20周年重聚節(jié)目《回到霍格沃茨》中，與電影哈利·波特有關的所有主要人員幾乎都受邀了，唯獨羅琳沒有。

難以想象在這個重要節(jié)目中，本應成為靈魂人物的羅琳缺席了。這似乎有些荒唐情形的產(chǎn)生，需要溯源至2020年6月。其時，羅琳在推特上轉(zhuǎn)發(fā)了一篇文章《為來月經(jīng)的人創(chuàng)造一個更為平等的后新冠世界》，并發(fā)表了評論，難掩嘲諷之意：“‘來月經(jīng)的人’。我敢肯定，過去是有一個詞來形容那些人的。誰來幫幫我。Wumben？Wimpund？Woomud？（此為一連串Women的變形詞）”

鑒于羅琳的名氣，這一段文字難以不引起人們的注意。“來月經(jīng)的人”一詞的使用，應該有一個稍微復雜的故事，總之是為了避免跨性別者的不適。而羅琳的此番尖刻，顯而易見地冒犯了當今社會中極為重要的一個弱勢群體——LGBT。推文一出，批評、攻擊，咒罵，甚至是死亡威脅接踵而至，反響之大，恐怕會讓羅琳吃驚。

獨立而且堅毅，是英國女人的特點，更何況是羅琳。羅琳也許壓根就不認可人們對她的指責。她的發(fā)聲，看起來更像是對于語言的奇特變幻和傳統(tǒng)所受到的顛覆，而感到的荒誕。羅琳既未作道歉，也沒有因此而噤聲，而是更加詳盡地解釋自己的觀點。我們在這里比較完整地引述，是因為羅琳的這一番解釋，有著最近兩年聲勢浩大的取消文化的清晰投影：“如果性別是不真實的，那就談不上同性吸引力。如果性別是不真實的，那么全球女性生存的現(xiàn)實就會被抹去。我了解并且也愛跨性別的人，但是抹去性別的概念，會讓很多人失去有意義地探討自己生活的能力。這是講述真話，而不是仇恨……幾十年來我一直同情跨性別者，并且有一種親近感，因為這些人和女性一樣容易受到傷害——也就是說，容易受到男性暴力的傷害。許多女性和我的想法是一樣的。但是我們認為性別是真實的，并且會因此而產(chǎn)生一系列的后果。僅僅因為我們這樣的認知，就認為我們憎恨跨性別者，這真是荒唐。

我尊重每個跨性別者的權利，他們有權以他們認為真實且自在的任何方式而生活。如果你因為是跨性別者而受到歧視，我會和你站在一起。不過同時，我是作為女性而塑造自己的生活的。我不相信這樣說是令人憎惡的。”

較之于推文的尖刻，羅琳的解釋看起來平和且十分理性。然而即便如此，羅琳還是未能逃脫更多更激烈的抨擊。羅琳在其后的推文中，數(shù)次為自己再作解釋，然而她的每一番解釋，似乎都挑起了另一種爭論，使得交鋒雙方的辨論沒完沒了，堪稱一地雞毛。看來持有不同文化觀念的人，在爭論之中，是永遠不會向另一種觀點靠近的，這就猶如兩個平行的世界始終無法相交。

在這場爭戰(zhàn)之中，令人頗生感慨的是，激烈的反應首先來自于羅琳的哈利·波特成員。丹尼爾·雷德克里夫，哈利·波特的扮演者，昔日里那個目光平靜、清爽年幼的小哈利·波特，如今已然絡腮胡加上頗有個性的發(fā)型，進入了生命的成熟期。也許是迫于壓力，也許是出于自覺，丹尼爾成為哈利·波特團體中，第一個站出來發(fā)表聲明的那個人。盡管他感謝了羅琳幫助其確立人生軌道，并且把與羅琳的合作視為一種榮譽，丹尼爾還是認為，羅琳的評論傷害了跨性別人群。丹尼爾的聲明，如同其后所有人的聲明一樣，立場明確而又堅定：跨性別女人，就是女人。

緊隨其后，多位哈利·波特的成員，都對羅琳表示了譴責，對跨性別人群表示了支持。而主動或被動卷進跨性別人正名之戰(zhàn)的名人，還包括美國暢銷書作家斯蒂芬·金，電影《丹麥女孩》的主演雷德梅恩，喜劇演員皮特·戴維森。而華納電影公司最后也不得不發(fā)表對跨性別人群的支持聲明和對羅琳的指責。

綜觀羅琳有關的言論，我們似乎并不能夠得出結(jié)論，認為羅琳不同意丹尼爾關于跨性別女人就是女人的聲明。不過這又何妨，因為此時，仿佛全世界的人都認為羅琳不同意。

羅琳似乎失去了所有的資源，而取消文化正方興未艾。

朔源取消文化

在羅琳發(fā)出那條惹是生非的推文之前，取消文化其實已經(jīng)頗具規(guī)模。“取消”一詞用于人物，首度出現(xiàn)在1981年流行樂隊Chic推出的專輯《Take It Off》中，其中有一首名為“你的愛被取消了”（Your Love Is Cancelled）的歌曲，用“取消”這個堅定堅決的詞語，表示不再和對方交往。1991年，電影《萬惡城市》（New Jack City）參考此曲，使用“取消”一詞，表示要拋棄那個女孩。不過“取消”一詞和文化連在一起，卻要一直等到2017年那場波及全美的 “米兔”（Me Too）運動。

取消文化，原初是以一種無視和不加理睬的方式，抵制某個名人或企業(yè)，是弱勢群體在不具備權力及話語權的時候，所采取的一種相對消極和溫和的發(fā)聲方法。不過在取得一定社會功效以后，取消文化變得激進而具影響力。

2017年，好萊塢著名制片人哈維·韋恩斯坦被80多位女性指控性侵，整個事件立刻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沸沸揚揚，直至最后把哈維送進了監(jiān)獄。事發(fā)之時，身兼演員、作家、制片人、歌手及社會活動家多種身份的艾莉莎·米拉諾倡議并鼓勵受到侵害的女性站出來，勇敢告知世人“我也是（受侵害者）”。“米兔運動”得到好萊塢眾多名星的加持，全美女性似乎也都積極響應。在喧嘩的指控聲浪中，相當數(shù)量的文化名人退出了職業(yè)舞臺，著名人士包括演員凱文·斯貝西、PBS和Bloomberg專題節(jié)目主持人查理·羅斯、福克斯第一主持人歐瑞利。除此而外，在這一波運動中還有眾議員、參議員以及為數(shù)頗眾的企業(yè)高管人員，迫于輿論的壓力而紛紛離職或遭解聘。也就是說，均遭到了取消。

取消文化在為女性贏得權益和發(fā)聲方面無疑深具影響。事實上，拜取消文化所賜，“米兔運動”使得許多名人告別其長久所處的舞臺，淡出眾人視線。職業(yè)生涯自此沉默黯淡，說起來也算是這些名人的咎由自取。而這些離職或解職造成的空缺，則由女性填補了將近一半。

除卻本文開始由羅琳的推文事件所談及的LGBT領域，取消文化在反對種族歧視方面所起的作用，毫無疑問更為強大。因被指控種族歧視而失去職位的名人或高級雇員遍及各個領域。而2020年弗洛伊德的死亡事件，則將這一運動推向了高潮。弗洛伊德死亡在5月底，自6月6日起，每天有近50多萬民眾在全美500多個場所進行抗議，持續(xù)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成為“Black LivesMatter”運動的歷史高峰。

“政治正確”觀念

取消文化之所以社會效應如此強大，有其深厚的道德及價值根源，尤其與美國近半個世紀以來，人們?nèi)諠u認同并趨向于持有的“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觀念密切相聯(lián)。上世紀80年代起，“政治正確”漸成潮流，其簡單明了的初衷，就是不要傷害到弱勢群體，包括宗教、種族、性別、性取向等各方面的弱勢群體。基于共識，人們努力在各種場合下避免使用那些冒犯性詞語。而政府和企業(yè)更在政策和各項措施方面，將弱勢群體特別納入考慮范疇，給予其種種的優(yōu)惠和照顧，甚至還將有些條款變成了律法。比如出于對殘障人士的考慮，所有公共場所的進出，都須有輪椅的通道，人行道在道路中斷之處，需呈緩坡狀，停車場最靠近建筑物的車位保留給殘障人士使用，這些都是公共設施所必須遵守的準則。除卻法律，民眾則隨時處處會為殘障人員提供幫助，比如扶住電梯和商店的大門，以便讓殘障人士先行進出。

由法律和同情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對弱者的關愛和對他人的尊重，在某些方面實際上已經(jīng)成為民眾的文化基因而無需多加教導。我們常常可以見到這樣的情形，盡管有些人一副粗魯或嬉皮模樣，但在進入一座建筑物的時候，這個粗魯或嬉皮的人，會自然而然地為女士或殘障人士打開大門，會為緊隨其后的那個人扶住門把。這種下意識流露出來的善意和禮儀，正是一個文明社會所需具備。這既是源自于美國的傳統(tǒng)，也是經(jīng)年累月地強化政治正確所帶來的結(jié)果。

政治正確試圖創(chuàng)造一個美好的社會，各色人種、各種宗教、各個性別，都被友善對待。所有的弱勢群體，在初初觸及這些理念所帶來的種種友善、關愛和幫助之時，無一不會感到世間的溫暖和文明的力量，而仰賴于此，也帶來了社會的進步。

不過政治正確并非人類的新觀念，所謂日光之下并無新事。中國古人之“老吾老，幼吾幼”、“鰥寡孤獨皆有所養(yǎng)”等傳統(tǒng)觀念，其實也是在談論著同一種理想，同一種美好的社會愿景。

警醒文化/主義

政治正確的另一種后果，是使人處于一種警覺狀態(tài)，對于任何種族主義、厭女、恐同或其他偏見的政治不正確痕跡持有高度警惕。今日保守主義者將之稱為“警醒文化/警醒主義”（WokeCulture,Wokeism）。

Woke意為清醒，引申為警醒、警惕。Woke來自黑人俚語，是Wake的過去時，擁有遠比“取消”更長的歷史淵源。長期以來，Woke對于黑人的意義尤為重大，它意味著黑人要警惕不公正，特別是來自警察和法律系統(tǒng)的不公正。所以當這個詞語取得今日意義的時候，更多地也是指黑人在白人至上的社會里，要保持警覺。警醒文化的特別之處在于它更強調(diào)歧視和不公正來自于系統(tǒng)和制度，而不僅僅是來自于個人。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對于警醒主義有著激烈的分歧。自由主義支持警醒文化，認為美國至今存在著系統(tǒng)性的歧視。以城市規(guī)劃為例，自由主義認為城市在劃分區(qū)域、建房政策等方面所做的決定，往往在事實上將黑人劃入那些貧窮而設施不夠完備的區(qū)域，是一種無形卻根深蒂固的、真正的種族歧視。

保守主義則認為，警醒文化加深了人們的分裂和社會的動蕩。事實上，保守主義指出，白人至上在今日美國所有的機構(gòu)中都已不被容忍，但警醒主義卻幾乎在每一個機構(gòu)都根深蒂固。其結(jié)果就是，警醒主義聲稱要治愈種族主義這一疾癥，然而它又不斷地強調(diào)種族，一次次提醒著人們族群的區(qū)別，從而激起了人們的怨恨之情。這種關于怨恨的敘述會再一次使這個國家因種族而分裂，削弱美國已經(jīng)建立起來的、來之不易的自由和相互信任，并威脅著下一代的未來。

警醒文化也是一種覺醒的文化，它是關于對自我的認知，對周圍不友善環(huán)境的警覺，是取消文化的前奏。取消文化植根于警醒文化，它是一種行動，一種有關個體的認識和抗爭。

批判性種族理論

取消文化、警醒文化以及政治正確的背后，實際上有一種存在頗久的理論依據(jù)，這就是我們今日所熟知的“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RaceTheory，CRT）。作為一個學術概念，CRT已有40多年的歷史，其基本觀念是，種族形成了一種社會結(jié)構(gòu)，而種族主義不僅是個人偏見或偏見的產(chǎn)物，而且是法律制度和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東西。我們在上面所提及的城市規(guī)劃，也多少證實了偏見源自體系，并且有著深厚的根基。

美國的學者在CRT方面所作的研究范圍相當之廣，包括社會學、政治學、語言學等方面，著述及學者多不勝數(shù)。在某種程度上，CRT現(xiàn)在已被引用為所有多樣性和包容性努力的理論基礎。CRT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經(jīng)歷了長期、頑強的學術辯論，它在某種程度上傾向于懷疑保守派所珍視的普世價值觀、客觀知識、個人價值觀、啟蒙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原則。

有相當一部分的學者對CRT持批評態(tài)度，認為CRT給美國社會帶來了消極因素，它或者是將人群分為受壓迫者和壓迫者，或者將其分為受歧視者和歧視者。CRT強調(diào)人群的獨特性而忽視其共性，也不關注可以共享的價值觀，從而使得人們變得越來越不寬容。

關于批判性種族理論，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分歧也許是無法彌合的，這種分歧也存在于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保守主義的約翰·羅伯茨有過著名的觀點：“停止種族歧視的方法就是停止去區(qū)分種族。”自由主義大法官魯斯·金斯伯格對此則辯論到：“很難理解，你怎么可能用一種非種族的手段去解決一個關于種族的問題。”

取消文化中的年輕人

在取消文化這一運動中，年輕人一如在以往所有的運動中那樣，顯出特別的熱情。政治正確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在幾代人的身上都留下印痕，而年輕人則是完全生長在政治正確的文化氛圍之中。政治正確所追尋的公正和平等，充滿了人道情懷和理想主義的色彩，它訴諸人類內(nèi)心最深處的道德律，不僅使人覺得自我的高尚，也使人深感責任的重大。年輕人是這個利益糾纏的世界上，單純、向善，直覺尚不為世俗所污染的群體，所以一切理想的、高尚的事業(yè)，年輕人總是積極為之。

很多年輕人意在改變世界，他們并不真正希望涉事的名人被取消，而是更希望這些名人能夠出來道歉并多做公益事業(yè)。也許這就是羅琳的問題所在。如果她在轉(zhuǎn)發(fā)文章和做評論之后，能夠向憤怒的網(wǎng)絡公眾致歉，她也許就不會從哈利·波特的成員中被取消。年輕人的不肯原諒，和他們努力確立的自我有關。他們迫切需要得到這個世界的認可，認可他們的行為、他們的觀點和他們關注的偶像。年輕人的熱情和力量真是驚人，他們對于任何一方的黨派都有點不屑一顧，但是在公共事務方面，卻顯得一往無前。這種狀況很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上世紀60年代的反戰(zhàn)文化。在林肯紀念堂邊，在白宮內(nèi)，在華盛頓紀念碑前，在華盛頓的許多條大道上，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夜以繼日地以歌曲、演講、步行和文字表達他們反對越戰(zhàn)的要求，許許多多被記錄下來的場景，成為在歷史中永久閃爍著的經(jīng)典瞬間。

如果科技依然停留在上世紀60年代，年輕人大概現(xiàn)在正在各個公共場所，表達他們的述求和關愛。信息及媒體時代的今天，年輕人早已將他們的世界搬到了網(wǎng)絡。然而年輕人的內(nèi)心為理想和正義所充塞，他們在取消文化中匆匆前行，試圖表述著他們善良的同情和充滿激情的愿望，毫不在意他們正在這個世界中，激起層層的巨瀾。

時過境遷，60年代反戰(zhàn)文化的主體，如今已經(jīng)進入生命的暮年，他們對于那個年代仍然懷有激情與感動，但是也有更多的反思。年輕人在激情之下永遠是充滿了盲動，唯理念而不顧及后果。他們令人想起更久以前的法國大革命。世界固然因之而進步，然而文化巨變之下，一切的傳統(tǒng)，連同人，連同物，連同許許多多的觀念和美好，都一去不回，而法蘭西的輝煌至今只是歷史，只是那些過去創(chuàng)造出來的飛揚美好的文學和藝術，和那些殘留下來的宮殿。

我們難以預料今日的年輕人，今日的文化和運動，會將什么留給后世。取消文化作為政治正確的武器，已經(jīng)成為思想的敵人。當它開始警告人們什么可以說，什么不能說時，曾經(jīng)奔放無忌的思想已經(jīng)處在死亡之門。年輕人應該是最開放和容忍各種觀點的人。然而，今日年輕人這個群體，越年輕就越不能容忍不同的觀點，也越希望公開羞辱和懲罰持不同政治主見者。年輕人的激情被他們封閉的思想所苑囿。

取消文化所顯示給我們的是一個復雜的世界，我們一面試圖理解這種文化，一面更為這種文化帶來的動蕩、無序和傳統(tǒng)的傾塌而不安。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反思法國大革命時說：我們身處一個咆哮的、但沒有海岸的海洋；至少，這個海岸是如此遙遠、如此陌生，以至于我今生、乃至我們的下一代都無法找到它，無法在那里立足。

這大概是當今世上許多人的感想。

（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