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文

汪曾祺寫小說，一輩子寫了一百六七十篇，都是短篇，沒有長篇。曾經(jīng)，他想寫長篇，寫漢武帝。為此還做了一些準備。《汪曾祺全集》書信卷，收入他寫給吳階平的一封信，是向著名的泌尿科專家咨詢相關(guān)專業(yè)問題——寫漢武帝，一定會寫司馬遷，而且，很可能，在他的構(gòu)思中，這兩人之間的沖突會占到這部長篇小說很大篇幅。秦皇漢武，功業(yè)與威風(fēng)，隔千年猶可感知，網(wǎng)上言論有評：漢武帝比秦始皇更稱得上“千古一帝”；司馬遷受宮刑，含羞忍辱，著《史記》，光耀千載，乃“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一個用刀，一個用筆，一時之較量，也是千秋百代之較量。這沖突，寫出來，應(yīng)該是驚心動魄的吧。

令汪曾祺感興趣的還有漢武帝的變態(tài)心理。寫小說，總是要探究人性之幽微。漢武帝赫赫威儀之下，卻被宮里四處冒出來的那些詭譎的人偶所驚擾，懸疑叢叢，步步驚心，以致殺鉤弋夫人、殺皇子、沙皇孫……這一切，汪曾祺覺得不可思議、有點變態(tài)了。——所以他寫不出這部長篇也是必然，因為他神經(jīng)太正常了，他理解不了漢武帝。

不同于剛愎自用、天下人為我役使的帝王思路，汪曾祺自稱受儒家影響，而他認知的儒家，精義在于“仁”——仁者愛人。汪曾祺“人間送小溫”的暖男形象，思想根源在此。他也看不到魯迅于古久簿子字里行間所看到的“吃人”二字。少年魯迅在當鋪踮起腳尖看人臉色時，汪曾祺在家里當他的“慣寶寶”，自告奮勇上樹攀折寶珠梅，乖巧地送到祖母伯母、堂姐小姑們屋里去，或者負著手走在東大街上，東瞧瞧西看看，那些手藝、店鋪，讓他駐足、流連。生活還不曾給他切身的傷痛。他溫和，早慧，善解人意，他不激烈，從小養(yǎng)成的性情，使他追求和諧。他的儒家的理想生活，是曾點式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fēng)乎舞雩,詠而歸……”這樣散淡、詩意、其樂融融的生活，是他的向往。彼時孔子亦言：吾與點也。然而孔子點贊之后，也還得風(fēng)塵仆仆地奔波于各國、受厄于陳蔡……待到要誅少正卯時，其面目已然模糊不可辨認了。所以汪曾祺的“儒”，只是他自己一團和氣的認知。

汪曾祺年青時曾將《復(fù)仇》這個題目寫了兩遍，兩篇小說都收入《汪曾祺全集》中，因為情節(jié)雖大致相同，敘事及細節(jié)卻頗有變化，但兩篇小說的結(jié)尾幾乎是一樣的——那個從小到大為仇恨所飼養(yǎng)、以復(fù)仇為唯一生活目標的少年，背負著母親囑托，江湖漂泊、苦苦追尋多年，終于在一個廟里找到仇人，在與之咫尺相見的一瞬間，突然，他放下了手中的劍。之前緊繃著的敘事張力，松弛了，原宥了，釋然了，放下了。朵朵蓮花開。

但汪曾祺卻也沒有宗教情緒。他寫《受戒》，倒不如說是寫無戒的“自由”。在這篇歡暢的小說中，當和尚只是一個職業(yè)，頭上的戒疤，與俗世的文憑用處相仿；經(jīng)文也“沒什么看頭”，和尚念經(jīng)，直接被汪曾祺搞成了花式念經(jīng)，像唱戲一樣，他還得意地強調(diào)一句：“是唱哎！”和尚放焰口，也像是演藝炫技，飛鐃接鐃，有“犀牛望月”“蘇秦背劍”種種花活兒，地藏王菩薩是否欣悅且不說，大姑娘小媳婦孩子們真是看得開心，熱熱鬧鬧，生意滿滿。

汪曾祺說過：“生活，是很好玩的。”——甚至是和尚的生活，甚至是他在張家口勞動改造時——畫馬鈴薯圖譜，用土農(nóng)藥在墻報上粘制出一副“松鶴圖”浮雕壁畫、引得附近美院師生來參觀……壓抑苦悶中仍然找到了這些好玩的事。

好玩，對汪曾祺來說，是家傳。他父親用他用藥店里稱麝香用的小戥子秤雞毛，那是為了制作蜈蚣風(fēng)箏，蜈蚣兩邊的腳如果重量不平衡，飛起來要打旋的。玩，也搞得跟科學(xué)試驗似的。熟讀汪曾祺小說的人，可以一一數(shù)出他在小說中寫了多少種手藝：錫匠、車匠、銅匠、鐵匠、畫匠、糊棚匠、挑夫、藥鋪“刀上”、雞鴨名家、做“最響的炮仗”的……幾乎可以匯成“百工坊”，他對工匠們的“神乎其技”，如對古之“庖丁解牛”“核舟記”“口技”，驚嘆、贊美，寫入文章，是真的傾心。小說《七里茶坊》的背景是“大躍進”與“三年自然災(zāi)害”的艱難歲月，住車馬店的人要自帶口糧——但馬棚附近散養(yǎng)的雞倒是肥大的，因為地上有灑落的喂馬的黑豆、高梁——喂馬的事，在小說《王全》中更有專門鋪陳。《王全》與《羊舍一夕》《看水》這三篇小說，寫于60年代初摘下“右派”帽子的小歡喜情緒中，小說中的少年們也是一門心思專研各種技能，是社會主義勞動能手的新人形象了——汪曾祺的熱情仍是傾注在這些事上。

汪曾祺的多才多藝，不僅體現(xiàn)在他小說、散文、劇作、舊體詩各文體都有名篇佳作，也與他文章中寫到這些技藝、民俗有關(guān)，雅的，俗的，他都懂，他又寫字、畫畫、做美食，這些所謂“文章余事”，玩得興致勃勃。

談美食，散文寫過很多篇，豆腐白菜楊花蘿卜，食豆飲水……多為家常菜，卻別出心裁搞出一些小創(chuàng)制、小改良，韭菜花也寫得風(fēng)雅，但都是百姓大眾菜。小說《金冬心》倒是羅列了一些“非時非地”的山珍海味，因為那是揚州大鹽商招待新上任的鹽政道大人。這篇諷刺小說寫得頗含蓄，汪曾祺繃著一臉“壞笑”，寫出了斯文雅人和附庸風(fēng)雅之人的“俗”，罵人不帶臟字。他寫那一大篇菜單，念著好似相聲《報菜名》大貫口：蟹白燒烏青菜，鯽魚腦燴豆腐，甲魚只用裙邊，季花魚不用整條、只取兩塊嘴后腮邊眼下蒜瓣肉……“高級菜肴”埋伏著汪曾祺的“高級黑”。這篇諷刺金冬心的妙文，也順便把自己的家常菜反諷了一下——作為宴會上的高雅點綴，金冬心享用著滿桌玉盤珍饈，不禁想起自己的文友袁枚寫的《隨園食譜》，“把幾味家常魚肉說得天花亂墜，真是寒乞相”！令人忍俊不至。

人說汪曾祺“雅”，他自己卻“唯求俗可耐”，做的是家常菜，畫的多是草花。他不是李白，山海仙游，絕塵出世；他愛逛菜市場，近俗，接地氣，倒有幾分像杜甫，深嘗人間五味。《七里茶坊》這篇小說，沉郁而溫暖，似一首質(zhì)樸感人的杜詩。小說中下放勞動的“我”，帶著幾位農(nóng)場工人，趁著冬季農(nóng)閑，到城里掏公廁積肥。夜住車馬店，走南闖北的老喬看他的封面封底都沒有了的卷邊的《啼笑因緣》，“我”則帶了兩冊《杜工部集》，火炕的炕沿縫隙跑煙，將《杜工部集》的一冊的封面熏成了褐黃色，“留下一個難忘的、美好的紀念”——那時不僅物質(zhì)生活貧乏，新華書店里也“只有幾套毛選和一些小冊子”。不看書的老劉就盤腿坐著——一年到頭勞累，坐著就是休息，農(nóng)場人請假，就說“我要坐一天”——“我”在感嘆：“中國的農(nóng)民，對于生活的要求真是太小了。”小王正為沒有攢夠娶媳婦的錢而發(fā)愁，他問“我”——小說里也姓“汪”——“老汪，你一個月掙多少錢？”

　　　　小王的困難，由老喬、老汪、老劉湊錢幫他解決了，這孩子就高興了、活潑起來，畢竟人家姑娘沒有提額外要求，只希望要一支鋼筆——“這條件提的不俗，小王倒因此很喜歡。”——這些于艱難時世中忍受、勞作、彼此互助的人們，的確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支柱”。還有那些壩上人，為了讓壩下的“我們”過年時吃上一口肉，于天寒地凍中頂風(fēng)冒雪趕牛下來——他們?nèi)缣毂旖担中L(fēng)一樣在“我們”酣睡中悄然離去。小說戛然而止。這時方想起小說開頭，介紹這個頗具“古意”的名字——七里茶坊，遠來的行人到了這里，說：“快到了，還有七里，到茶坊里喝一口再走。”送客上路的，到了這里，客人就說：“已經(jīng)送出七里了，請回吧！”主客到茶坊又喝了一壺茶，說了一些話，出門一揖，就此分別了。這里縈系過很多人的感情。——恍然穎悟：這是沒能相送的送別曲，一曲深摯感人的離歌，是對荒寒中彼此溫暖的情義一唱三嘆。這樣的相送，可為老杜的“三別”再加一別。

文人不幸文章幸。一輩子扎風(fēng)箏消磨，倒也實現(xiàn)了曾點式理想，文章卻也會是輕飄的吧？其實，汪曾祺是遠離政治的。但當了一次右派，又編過“樣板戲”，政治的巨手，兩次在他背上拍下了掌印——三生有幸，他說，否則一生太平淡了。他又說，丁玲同志的“逆來順受”太苦澀了，他的表達是“隨遇而安”。沒有下放勞動的三年底層生活，汪曾祺不會寫出《七里茶坊》這樣悲欣交集、感人至深的名篇。

生活是悲壯的——他參觀半坡遺址時曾這樣感慨，那些房屋的遺址、防御野獸的深溝、燒制陶器的殘窯、埋葬兒童的甕棺，祖先用那些完全沒有鋒刃、幾乎是渾圓的石錛劈開了大樹……然而陳列室里一枚牙簽大小、微扁而極光滑的骨針讓他眼睛一亮，他驚嘆:針是怎樣發(fā)明的呢？誰想出在針上刻出個針鼻來的呢？這個人真是一個大發(fā)明家，一個了不起的聰明人。他說：生活的意義在哪里？就在于磨制一根骨針，想出在骨針上刻個針鼻。——作家汪曾祺的全部創(chuàng)作，也是在磨制一根骨針吧？

90年代某出版社要給他出文集，汪曾祺把自己的文章攏到一起，悲從中來：怎么寫得這么少？！幾十年的時光都干嘛去了？歷史的賬也真是不好算。好在，他趕上了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新時期，在“已是近黃昏”的時候，“梅開二度”，有了一個“夕陽無限好”的結(jié)局。與他同為40年代兩個新銳小說家的另一位——路翎，卻沒有這樣的幸運，精神失常，才華折損，再也寫不出什么了。“猶及回鄉(xiāng)聽楚聲”，這是汪曾祺寫給老師沈從文的賀壽詩的起句，端木蕻良看了，大贊“猶及”二字——熬過了“文革”的人們都感受到這樣驚心的慶幸吧：一切還來得及。還來得及讓才子汪曾祺再寫十幾年。雖然，他本該寫得更多。

所以，沒有長篇，倒算不得遺憾，魯迅也沒有寫出計劃中的關(guān)于楊貴妃的長篇——他去了一趟西安，感覺那里的天空也不是唐朝的天空了，就此沒了意興；而且汪曾祺喜愛的契訶夫也是個短篇圣手。不論魯迅還是契訶夫，文學(xué)史上都是巨大的存在。汪曾祺生前對家人說過，他是能入文學(xué)史的，這個自信是有的。

汪曾祺的晚年還是頗為怡然而自得的。在家構(gòu)思小說，凝神，想象，坐在那個破沙發(fā)里“孵蛋”——兒女們這樣形容，他自己倒感覺仿佛“獨坐幽篁里”，如唐朝詩人王維似的，“彈琴復(fù)長嘯”，腦海里人物、情節(jié)也波涌云聚般激動不寧吧。他寫作，亦不忘記曬在陽臺上的小平魚，得翻個身了。“返景入深林，明月松間照”，一看日光西斜，汪曾祺趕緊起身，找圍裙，披掛上，去廚房，給家人做晚飯。

晚年，他寫過一篇文章：《老年的愛憎》，說他被當作悠閑文學(xué)的代表人物，雖不算是冤枉，但他也并不總是悠然，他有沉痛的一面，只不過寫得比較平靜，不那么激昂慷慨罷了。的確，《七里茶坊》是哀而不傷、溫柔敦厚的，他后來的《郝有才趣事》《唐門三杰》等篇什，其諷刺與抨擊，其實是很激烈的。他的“骨針”是精制的，但那是有底子的，是超拔于“悲壯的生活”之上的。然而他的悠閑形象如此令人愉悅，任他急赤白臉地剖白,也少人會、登臨意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現(xiàn)在他已然入了文學(xué)史。但他的作品在他身后大熱，他卻沒有想到。今年正逢他的百年誕辰，“汪曾祺熱”熱度更高，而且看起來還將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