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  

二子共渡：嚴譯與梁譯

梁啟超不贊同嚴譯的先秦導向，但他卻對嚴譯《天演論》贊不絕口，其溢美之詞，這里就不提了。

梁啟超對于“進化”，也采取了“天演”的提法，在《新民叢報》上，他發(fā)表了《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略傳》一文，文中，就采用了嚴譯的提法——“天演學初祖”。

在《清議報》上，他發(fā)表的《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一文，也使用了嚴復(fù)的譯詞——“天演家”。

嚴譯“進化”，自造譯詞，得到了梁氏認可，盡管他本人在中國熟悉且毫無障礙地使用日本新漢語來介紹進化論，不過，可以看得出來，他在使用嚴復(fù)的譯詞時，更是傾注了一份摯愛。

但他的愛，并非對于嚴譯思想路線的認同，而是出于對嚴復(fù)本人的認可，是兩位思想者之間的惺惺相惜。

1895年，嚴復(fù)在津門《直報》上，接連發(fā)表文章，如《論世變之亟》。次年，滬上《時務(wù)報》問世，梁為主筆，嚴復(fù)致信祝賀，以忘年交，寄百元銀票。梁氏復(fù)信嚴子，言其正學拉丁文，又索嚴子《原強》及《天演論》等文，擬刊于《時務(wù)報》。

其時，嚴復(fù)《天演論》，譯稿初成，擬好自序后，一式兩份，一份，送吳汝綸，請吳師審稿，另一份，寄給了梁啟超。梁氏讀后，譽嚴復(fù)為“于中學西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

此后，嚴復(fù)又致信梁氏，長達21頁，對梁氏若干行為，提出建議。如梁啟超追隨康有為，倡導“孔教會”，并為此撰言《古議院考》，以西方議院，附會于古代中國。對此，嚴子忠告：“教不可保，也不必保。”

梁氏回復(fù)：“今而知天下之愛我者，舍父師之外，無如嚴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師之外，無如嚴先生。”又言其讀“教不可保，也不必保”時，竟然拍案而起，語人曰：“不意數(shù)千年悶葫蘆，被此老一言揭破。”

其時，嚴子籌辦《國聞報》，于創(chuàng)刊前夕，作報啟，發(fā)為先聲，并送《時務(wù)報》刊登，欲廣而告之。不久，該報刊行，嚴子發(fā)表社論，放言變法，與《時務(wù)報》相呼應(yīng)，時譽“南北雙星”。

但是，自變法失敗后，梁氏東渡，亡命日本，兩人漸行漸遠，各是其是，各行其是，終于，背道而馳——嚴子復(fù)古，梁氏趨新；嚴子尚英文，梁氏重日語；嚴子貴獨創(chuàng)，梁氏務(wù)推廣。

嚴子所本，端在考據(jù)。清初考據(jù)學，確立二原則：一為實事求是，而求事理；一為中西合璧，而求學理。然而，若問考據(jù)之本，我們追其根，溯其源，便隨嚴子一道回到先秦。使中西會通，穿越宋明，超邁漢唐。

嚴復(fù)此一舉，以復(fù)古開新，成就其一個人的文藝復(fù)興，兩千年來，前無古人，二百年后，后無來者，獨此一人，遂成絕學。觀其桐城派同人及先賢，雖然號稱“復(fù)古”，然其所“復(fù)”，乃恢復(fù)宋明理學，回歸漢唐古文，皆無此學力與腦力能重啟先秦。

嚴子譯作，頗似乾嘉諸老以考據(jù)治經(jīng)史。

擬以小學通經(jīng)，先識字，識其本原——形音義，據(jù)其沿革，以立范式，而為經(jīng)學奠基。以此為法，對譯西學，亦逐字斷句，但求“無一字無來歷”，此乃尊西學為中國新經(jīng)學也。

嚴子于重啟先秦諸子之際，也向西哲——達爾文、斯賓塞、亞當·斯密、穆勒等人看齊，向西學的經(jīng)典——《物種起源》《國富論》《論自由》等致以他最崇高的敬意，而這樣一種深沉的情懷，這樣一份深遠的哲思，卻被梁氏無視。

梁氏之于西學，旨在速成，意圖普及，故其不求甚解。其于西學佳處，遙視如名勝，近觀似古跡，頗以“導游”自嗨，侃侃而談西學風光，娓娓道來西洋美景，然其所據(jù)“導游詞”，則非基于西洋本土之西語原作，而是出自東洋的“東文”譯介，對此，嚴子難免要作“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長嘆！

然而大勢當前，長嘆無用，能因勢利導，方為贏家，梁氏以其大手筆，順勢而為，一時妙筆生花，驚艷中華。

流亡日本時，他與留學日本的羅普一同編寫《和文漢讀法》，這是一本學習日文的速成教材。他借用黃遵憲說過的一句話，謂日語“可不學而能，茍能強記，半歲無不盡通者，以此視西文，抑又事半功倍”。

觀乎此，乃知梁氏的翻譯，溺于政治功利，趨于學術(shù)性價比，而非據(jù)學理以求真理，故其致力于西學，難免偷工，抑或減料，起了行商坐賈的念頭，頗重經(jīng)營之法，而非學問之道，但求西學流行，不問中西會通，只圖譯介方便，忽視譯作品控。

好在前有明清兩代譯事，打了中西合璧的底子，日語據(jù)此轉(zhuǎn)譯，抄中國的西學作業(yè)，其方便程度，本不亞于日譯之于梁氏。但日本人卻未宣傳，而是邊抄邊改，邊改邊學。但凡中國學的，它都要學。漢唐以來，中國學佛，它學佛；明清以降，中國學西學，它也學西學，還將中式西學，改為和式蘭學，這就使得江戶時代的日本，不但儒學全面趕超中國，連西學也要迎頭趕上。

而梁氏之于日譯，則惟有抄，但并未得其抄法，未能如江戶學者那樣“邊抄邊改，邊改邊學”，更未究其“來龍”——不知其由中國來，便極力推動其“去脈”——往中國去。

還在《時務(wù)報》任主筆時，梁氏就在報上連載其《譯書》長文，他以為日本與我國同文，而其所翻譯之書，于西學“要者略備”，若能“習日文以譯日書”來學習西學，則用力甚鮮，而收獲巨大。

不久，他便與康有為一道，創(chuàng)辦大同譯書局，大譯日書，兩年間，譯日書達321種，占總數(shù)60%以上，而同時，西譯之書，僅120種，占比不到30%。此后，日書翻譯，逐年上升。

作為媒體人，梁氏為中華奇才，堪稱國運之筆桿，民意之喉舌，其一生，辦報十余種，尤以《新民叢報》為最，報中所言，多譯日書，以至于百日維新時，光緒“詔定國是”，廢八股，開特科，以西學取士，《新民叢報》以其和制漢語賦能學子。

他說，“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受其影響”。好一句“二十年來”，談何容易！真是和風所及，漢界披靡。

究其原因，蓋有二焉：一來，梁氏“筆鋒常帶情感”，以之傾銷和制漢語，“別有一種魔力”；二來，所謂“和制漢語”，多由中國流出，此時回流故土，如游子歸來，仍有基礎(chǔ)。

和制漢語，究其來源，原以漢譯居多，但經(jīng)“和制”轉(zhuǎn)譯后，已失其本來面目，純?yōu)?ldquo;和制”者，當然也有一部分，可梁氏等人，對此未加區(qū)分，便統(tǒng)稱“和制”。若據(jù)“因果”言，則可謂其“因”未明，何也？以其源流失考，本末錯配是也。然其行文，結(jié)“果”尚佳，何為“果”？“果”在民眾之口耳相傳。

此時之梁氏，以傳播新知識、新名詞，贏在筆端與舌端，堪稱“國民意見領(lǐng)袖”。然其之于學與思，則因其受康有為左右，囿于師門及師法家法，而未能如嚴子，獨運古今，自通中西，以其“成一家之言”，成就為一新時代的“獨立思想巨人”。

而且，還因為受了師門習氣的影響，奉康氏有如教主，故其思想的獨立性和學術(shù)的原創(chuàng)性，未能自由的成長，梁氏真正成為思想者，是在擺脫了師門束縛，與老師分道揚鑣以后。

然當其轉(zhuǎn)譯“和制漢語”時，其師門以“維新”而大放光彩，且又師法日本，故其師門習氣，作為一種榮耀，被他光昌流麗地發(fā)揚出來，以之面對日譯，于獨立性尚未自覺，于原創(chuàng)性亦未開啟。

當下梁氏，乃師門弟子，并非獨立學術(shù)人，故其所為言論，乃尊師門之命，奉新政之旨，未經(jīng)實事求是，無需自由意志，惟“遵命”而已，然其意氣風發(fā)，能筆掃千軍者，非放任其自由之思想所致，蓋由其才華橫溢，且豪情萬丈，而青春無敵。

梁氏以其文采無敵，賦能日譯，遂使日譯大行于中華天下。而嚴子獨不然，立定考據(jù)根柢，堅持實事求是，恪守中西合璧，有如老吏斷獄，深入案底，于千頭萬緒中，條分縷析，究其根系，端在先秦諸子，以之演繹而會通中西，自成其獨立經(jīng)緯。

論譯事，以學術(shù)深沉抑或思想先進言之，嚴子都在梁氏之上，放眼中國近代新漢語，三分天下，嚴子居其一。

嚴譯：三分天下有其一

其時，那些如浪濤拍岸而來的新詞、新知識在經(jīng)歷了明清兩代數(shù)百年的積淀后，至清末，繁花滿枝，終須一果，落英繽紛的新名詞，終于被安頓下來，在一個新的知識共同體中，以西譯中述的譯述方式完成中西合璧，于是乎，可以進行審定了！

“益智書會”率先出手，該會于1887年成立后，便開始編輯教科書的工作，其成員，傳教士狄考文，在《中國的學校用書》一文中，提出了教科書應(yīng)譯名統(tǒng)一、術(shù)語規(guī)范等問題，他以“漢譯數(shù)學”為例，指出數(shù)學譯名混亂，要盡快審定。

在他主持下，1904年，出版了《術(shù)語辭匯》，共收錄英文術(shù)語12000個以及與之相對應(yīng)的中文術(shù)語18000個，涉及從天文到地理、從數(shù)學到神學、從語法到國際法等50多門學科。

如此規(guī)模，向我們展示了“益智書會”同人的一個碩大的成果——追求譯名大一統(tǒng)，搞定漢語新天下。

但其權(quán)威性與合法性，卻未經(jīng)認可，因此，它難以為繼，1910年，《術(shù)語辭匯》重印一次，就退出了歷史舞臺。

接下來做，且當仁不讓的，是清政府，其時，清有學部，由嚴修主理。1909年，學部設(shè)編訂名詞館，請嚴復(fù)任總纂，編訂《中外名詞對照表》——“統(tǒng)一文典，昭示來茲”。

在馮天瑜等著《近代漢字術(shù)語的生成演變與中西日文化互動研究》一書中，作者特別提到了一張表——《中外名詞對照表》，他指出，《對照表》里的中文譯名，來源有三：其一，是嚴復(fù)譯詞；其二，是由傳教士與中國士人“中西合璧”的譯詞，其三，便是和制漢語。

由此可見，當時新漢語的天下，已成三分格局，嚴子自立，以其一人，直取原作而譯之，與其二、其三出品，無甚干系，有交叉，且重復(fù)者，則其二、其三也。其二之于新漢語，雖然貢獻最大，體量也最大，但嚴子不取，因其以傳教士為主體。

其時，中國發(fā)生了轉(zhuǎn)變，從清初到清末，中西會通的主體，已悄然轉(zhuǎn)型，從傳教士轉(zhuǎn)向中國新興士人。

士人主體性，亦因之而覺醒，這就使得原來的“中西合璧”轉(zhuǎn)向新興的“中體西用”了。在“中西合璧”的本意里，是只講“會通”，不分“體用”的，而“中體西用”則是既要講“會通”，也要分“體用”，是在“會通”的基礎(chǔ)上分別“體用”。

“中體西用”一說，由張之洞提出，其本人，亦曾試以洋務(wù)，然，其于學術(shù)，卻未曾建樹，究其原因，雖由語言未達，西學難通，有失“西用”，更因其囿于官身，昧于體制，故于“中體”方面，亦被王朝所限，限于政統(tǒng)與道統(tǒng)，而難免有缺失。

我們觀其所作《勸學篇》，可見其仍以“三綱為至教”，以“中學為內(nèi)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yīng)世事”，雖言“內(nèi)外”，卻未從“內(nèi)圣外王”之道上來立言，未承認西學的“外王”地位，僅以西學“應(yīng)世事”，而非以之“應(yīng)帝王”。

所謂“應(yīng)世事”者，洋務(wù)是也，辦學校，開工廠，制船炮，修鐵路，但凡采用西技西藝者，均屬“應(yīng)世事”，而“開議院”“興民權(quán)”等主張，則可謂之“外王”——“應(yīng)帝王”。

能以西學為“外王”，而道出時代最強音者，乃嚴子也，聞其一言以蔽之曰“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當可知其“中體”，已非王朝中國，其“西用”，亦非止于以“外學”而“應(yīng)世事”，而是觸及國體，關(guān)乎國本，以自由立國體，以民主“應(yīng)帝王”，而這，豈不就是君主立憲？如此“中體西用”，使“中體”超越王朝，而以文化中國為“體”，使“西用”邁過洋務(wù)，悄然通往學術(shù)。

例言之：嚴子以《周易》為“體”，以進化為“用”，而有《天演論》；以名辨為“體”，邏輯為“用”，而有《穆勒名學》；以仁義為“體”，以國民財富為“用”，而有《原富》。

故其譯作，不但改道，走出了“西譯中述”的老路子，而且獨行，行于“中體西用”之間，盡顯“中體”之偉岸。

在“中體”的雄峰上，他“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在“西用”的思想高地，他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通古今中外。

兩千年來，“通古今之變”，可誰能像他那樣，從中國一直通到英國，從先秦諸子，通到達爾文、亞當斯密、穆勒？

他的翻譯，已不再與傳教士們“中西合璧”了，而是直奔原作，去與作者交談，直接面對原作本人與之“中西會通”。

幽靈，觀念的幽靈，那些進化論的，國富論的，邏輯學的，還有論自由的和論法的，一個個，都被他喊醒了。

他用英文，用漢語，從普世價值的高地，從歷史的深蘊處，向他們發(fā)問，他還請出先秦諸子，來與他們進行對話。在這場由他發(fā)起的對話中，他是提問者，是聆聽者，還是記錄者。

他問達爾文，若以進化論取代創(chuàng)世說，何不以天道取代上帝？若據(jù)“天道”而言，進化何以不稱為“天演”呢？

他問亞當·斯密，一己之計如何轉(zhuǎn)化為一國之計？行仁義能否以經(jīng)濟人去倫理的方式通過國民財富增長來實現(xiàn)呢？

他問穆勒，自由在哪里？一問，就問出了公域和私域，問出權(quán)力和權(quán)利，在“群己權(quán)界”處，自由被問成了自繇，以此一問，他便在近代中國率先起了個“自由主義”的話頭。

“由、繇”二字，古已通用，然亦有別，“繇，隨從也”，“繇”從自，以“系”為部首，“系，繫也”，“繫，約束也”，嚴子以“繇”代“由”，乃取其“約束”而自律也。

古漢語中，“由、繇”相通，但“自由”為個人本位，有無拘無束、放縱自我之嫌，而“自繇”則不然，《易·坤卦》有“其所繇來者，漸矣”，《爾雅·釋詁》亦云“繇，道也”，可見其跟來歷有關(guān)，跟“道”有關(guān)，可以更為準確的表達“自由主義”。

中體“自由”，是個人本位的，西用“自由主義”，則以國家為本位。嚴復(fù)用“自繇”來對譯“自由主義”，故其譯作，初名《自繇釋義》，以“自由主義”直接來命名，出版時，卻改為《群己權(quán)界論》，揭示了“自由主義”的國家本位的那一面。

就這樣，嚴復(fù)以文化中國為體，西方文明為用，創(chuàng)作了一種“自由主義”的新漢語，一種中西會通的新文體。

或曰，有關(guān)“自由”的近代化思想，是從日本流傳過來的，梁啟超便是那弄潮兒，一弄，就把“自由”弄來了。

自由，本來為“中體”，自由主義，才是“西用”。東瀛無體，何來自由？若有之，也不過是唐化和西化的自由。

嚴子論自由，有體有用，體為“中體”，我自有之，用為“西用”，但用西洋，不取東洋。因此，他那高貴的品味，嘗試過原作的原汁原味，連傳教士轉(zhuǎn)譯的中西合璧的二手貨，他都不肯俯首一嘗，又如何肯接受日本人轉(zhuǎn)譯的三手貨？

為什么說日譯為三手貨？因為，只要留心一下，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所謂“和制漢語”，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從傳教士的二手貨里海淘而來的，盡取其譯而以和魂用之，從江戶用到明治，用了好幾百年，用的連來歷都忘了，居然當成自家的，而返銷中國。

在《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語詞概念》一書中，作者陳力衛(wèi)指出，經(jīng)由中文及英華字典汲取西學，此乃日本近代化的手段之一。陳力衛(wèi)將其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從16世紀中后期到19世紀初期，以利瑪竇與徐光啟等人的“中西合璧”式譯求“中西會通”為代表，以“科學傳教”和“文化適應(yīng)”，定了個“孔耶同源”的基本格調(diào)。

第二期，從1807年起，到19世紀末，以傳教士馬禮遜等人來華編譯專業(yè)的“分科之學”及《英華詞典》為代表。

這兩期，是以傳教士為主體劃分的，而且傳教士本身，也出現(xiàn)了分化，從以天主教傳教士為主轉(zhuǎn)向以基督教為主。

第三期，情形有變，中西會通的翻譯事業(yè)，從以傳教士為主，轉(zhuǎn)向中國洋務(wù)新政府，由中國政府主辦，以傳教士與中國翻譯家合作的方式，進行“中西合璧”式翻譯，從1862年，京師方面帶頭，設(shè)了同文館，幾年后，江南制造局也設(shè)置了翻譯館。

這三個時期，日本都是漢譯西學的引入者，尤其在第三期，中日兩國都在轉(zhuǎn)型中，日本人緊盯著中國的一舉一動，特別關(guān)注漢譯西學的動向。當時，江南制造局翻譯館所譯圖書規(guī)模巨大，質(zhì)量也高，日本外務(wù)省官員柳原前光來華，一次就購買了十數(shù)種圖書回日本，用作日本教科書和同類學科書籍翻譯時的參考用書。

可惜的是，嚴復(fù)與梁啟超等人，對于這三個時期的漢譯西學，未能重視，嚴復(fù)獨行，求得其英倫原本，梁氏后發(fā)，所傳為日本回音，而日本人則以此三期積累，修成明治維新正果。

以至于，有日本人這樣認為，新漢語之于日本，未見于明治以前，新漢語之于中國，未見于漢家古典，以此斷言，新漢語完全是在明治時期的日語語境里產(chǎn)生的，與中國本土無關(guān)。如此論斷，究竟是無知導致的認知錯位，還是貪華之功為己有呢？

更有甚者，如實藤惠秀，他在其著作《近代日中交涉史話》一書中專設(shè)一節(jié)“中國人認可的日本語匯”，并加以擴充，竟然擴充到了當下中國人“離開了日本借詞就無法說話的地步”，還要中國人接受“在人文社會方面至少有七成以上的日語借詞”的狂妄說法。

在新漢語的天下里，日語如此擴張，這不也是一種入侵？如其和制，能自成一體，倒也罷了，但它不離“中體”——漢語，卻要在“西用”——新漢語上全面壓倒中國，是可忍乎！

于是，我們想到了嚴子，一百年前，其以一人敵一國，不惜譯戰(zhàn)，抵抗日譯，當時，梁氏不解，如今看來，是何等必要！而梁氏轉(zhuǎn)譯之文，時效已過，已然不堪回首，惟嚴子獨立“中體”，譯取“西用”，猶可為今日學術(shù)之范式，立精神之標桿。

明治中期以后，日已脫亞入歐，同時，也停止了從中國輸入漢譯西學，和制漢語，由于國家主義的背書，而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隨之而來的，我們也看到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劉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