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種細微都值得尊重，像詩人袁枚眼中的米粒苔花，堪比牡丹。有“中國苔蘚學之父”之稱的陳邦杰視苔蘚為掌中明珠，上世紀30-50年代他奔赴各地，先后到過大小興安嶺、內蒙古荒漠區(qū)、阿爾泰林區(qū)、陜西秦嶺、海南島熱帶雨林、福建武夷山區(qū)、安徽黃山、浙江西天目山等地，采集了四萬多份標本，為我國苔蘚植物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過去，由于翻譯和習慣的原因，苔類和蘚類的名詞名稱十分混亂，甚至錯誤。有鑒于此，陳教授在大量研究工作的基礎上，制定了科學命名原則。他還為許多苔蘚植物擬訂了生動而形象的中文名稱，如金發(fā)蘚、提燈蘚、葫蘆蘚、孔雀蘚……

拓荒國內苔蘚植物學領域

公元1751年，清朝乾隆十六年，在廣州黃埔的港口，有一艘東印度公司的船只靠岸了。一位名為奧斯貝克的瑞典牧師走下船，開啟了他在中國的見聞和記錄，作為卡爾·馮·林奈的弟子，采集植物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1757年，他發(fā)表了包括中華葉苔等在內的多個苔蘚植物記錄，而這些物種的拉丁名里多數寫著“chinensis”，寓意著它們來自中國，這是我國苔蘚植物在國際上最早的記錄。

同一年，清廷正式宣布閉關鎖國。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來來往往的外籍人士從中國采走了大量植物標本，并發(fā)表了多篇論著和研究，很多珍貴的模式標本，也被保存在國外的博物館或標本室中。

只是積重難返，絕大多數國人依舊處在如《官場現形記》般對外國人以及他們的科研知之甚少的狀態(tài)中。

但是，變化也在漸漸發(fā)生，部分仁人志士開始籌建學堂、派遣留學生，盡力追趕時代的腳步。

1907年，在江蘇鎮(zhèn)江的一戶人家里，一名男嬰出生了，正像人們對每一個孩童的美好期望，他也擁有一個充滿希冀的名字：陳邦杰。

1921年至1926年，陳先生就讀于江蘇第五師范學校。1927年，他考入中央大學，開始在植物系學習。年輕人總是意氣風發(fā)，富有愛國主義情操，當他看到外國的采集者在我國山川間往返，一篇篇關于中國植物的研究被刊登在外國期刊，卻鮮有中國人研究時，內心頗為不平，他立志“要為中國人爭氣，讓中國的植物科學登上世界舞臺”。

在老一輩植物學家錢崇澎先生的鼓勵下，他開始為填補我國植物分類學的空白而努力。

也是在這所校園里，陳先生遇見了他的一生摯愛：萬宗玲女士。

1931年，陳先生在中央大學畢業(yè)，奔赴重慶鄉(xiāng)村建設學校任教，因為正處抗戰(zhàn)時期，條件艱苦，沒有科研經費，陳先生便將舊肥皂箱改成標本箱，用舊考卷和舊報紙包標本，甚至用草紙印刷文章，并且冒著生命危險跋山涉水，幾次深入金佛山、大小涼山等地采集標本，其中的兩只標本箱被他精心保留下來。

其間，為了維持生活和科研，他除在大學任教外，兼教中學的生物課，甚至深夜還在為報紙雜志寫科學小品。

如此經過幾年的努力，1936年，他帶著親自采集的幾千份標本遠涉重洋，到德國柏林攻讀博士學位。靠著微薄的獎學金，他用三年多的時間完成了博士畢業(yè)論文《東亞叢蘚科研究》，獲得了自然科學博士學位。

在該論文中，所有關于苔蘚的插圖都是他親自繪制的，不僅精美真實，而且生動傳神，這篇論文及其手稿被保留在德國的大學內，作為優(yōu)秀的博士論文長期展出。這篇論文也為陳先生在苔蘚植物學領域的國際地位奠定了基礎。

1940年，陳先生回到歷經戰(zhàn)火而千瘡百孔的祖國，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

1941年，陳先生完成了《海南島苔蘚植物研究》，這是陳先生回國后發(fā)表的第一篇地區(qū)苔蘚植物論文，接下來的幾年，陳先生完成了《中國蘚類植物標本第一輯》《中國雉尾蘚尾屬之報告》，這些論文記錄了陳先生在國內苔蘚植物學領域的拓荒工作，并受到國外同行們的高度評價。

給每個苔蘚物種“定名”

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了粉碎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他擔任農業(yè)部植墾調查隊組長，并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參加了廣西、海南島橡膠林的墾殖工作，為我國人工培養(yǎng)橡膠作出了貢獻。

1952年，因為院系調整，陳先生主動申請調去南京師范學院（今南京師范大學），白手起家組建生物系。

當時的南京師范學院，除了各校抽調來的幾名教師外，一無所有。陳先生既是系主任，又是辦事員，還是采購員和采集員。他帶領學生，采標本、做標本，一步步建立起標本室、圖書室、小農場和動物房，并且想方設法增添儀器，建立了一整套教學科研制度。

在教學和科研工作中，陳先生也發(fā)覺了一個亟須解決的問題，那就是給每一個苔蘚物種“定名”。

此前，瑞典的林奈發(fā)明了動植物的雙命名法，但是拉丁文和中文是不同的，如果想要促進苔蘚植物學的發(fā)展，就要考慮適合中國人的表達方式，朗朗上口、容易記憶更有利于打破知識的壁壘。但是國內幾千種苔蘚是沒有對應的中文名的，人們一般會統一叫成“青苔”或者“苔蘚”。只有某些特征鮮明的物種才有自己的名字，比如清代吳其濬所著的《植物名實圖考》里，有一株植物長得很像某種苔蘚，它的名字是“一把傘”，很形象、很生動，確實很像一把傘，但是類似的植物在我國有4種，而且外形極其相似，甚至擁有類似的藥用功能。

該怎么給這么多苔蘚植物取合適的中文名呢？

陳先生仔細查閱了古籍和文獻，探求“苔”字和“蘚”字的起源，并且結合多年來的積累，寫就一篇《苔蘚名稱的考訂與商榷》。他認為苔和蘚的字源和系統演化都難以作為確定名稱的依據，應參照當時苔和蘚在文本中出現的統計數據，以及植物學命名優(yōu)先律原則，確定了“蘚”對應“Mosi”，“苔”對應“Hepaticae”。這個命名建議得到了大家的認可，并且廣泛應用于教學和科研領域。

曾經被稱為“一把傘”的植物也有了自己的名字：暖地大葉蘚，其他3種大葉蘚屬植物則分別叫闊邊大葉蘚、狹邊大葉蘚、大葉蘚。

除此之外，陳先生還為其他的苔蘚植物取了生動形象的名字，比如仙鶴蘚、鳳尾蘚、提燈蘚等等。

不得不說，這極大地促進了我國苔蘚植物學的發(fā)展。這些名字基本是按照植物外形取的，比如仙鶴蘚，當你看到它的孢蒴時，你會想到“仙鶴騰空”，而鳳尾蘚的葉片則會讓人聯想到“鳳尾翩躚”。

富有文采又具象的名字極易被人記住，也能幫助大家認識不同種類的苔蘚。

我們也因此看到了現代分類清晰的苔蘚植物，在最新公布的《中國生物物種名錄2023版》里，除了14種地錢，3000多種苔蘚植物幾乎每一個都有以“苔”或“蘚”為后綴的中文名。

采集4萬多份標本

棘手的科學問題解決了，而人才培養(yǎng)成了陳先生的工作之重。

1953年，陳先生即給外校派來短期進修苔蘚植物學的教師上課。1954年，國家為了發(fā)揮陳先生的專業(yè)特長，聘請他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兼任研究員，為他配備助手和科研經費，在南師建立起了我國第一個苔蘚標本室，同年，陳先生正式承辦苔蘚植物學進修班，最初學員8人，后期陸續(xù)擴大規(guī)模。在培養(yǎng)學生時，陳先生也有意從全國各地招生，力爭幅員遼闊的祖國，每一地都有人研究苔蘚植物，畢竟苔蘚有明顯的地域特色。

陳先生治學嚴謹，他經常教育學生：“研究苔蘚一不為名，二不為利，而是讓中國豐富的苔蘚植物，發(fā)揮應有的光彩，我們要做自己應做的事。”

今年已經年逾九十的吳鵬程猶記得與陳先生的第一次見面，陳先生語重心長地對他說：“搞苔蘚植物是沒有什么名利可言的，而且是要吃苦的，先得花上幾年苦功夫。你一定要慎重考慮好，如果同意，你就可以去南京。”這一番教導也成為吳先生學習與工作的力量源泉。

陳先生認為，研究苔蘚必須親身采集標本，并對其仔細觀察、解剖、切片和繪圖等。

他身體力行，真正做到了言傳身教，年近半百亦親自帶領學生們到我國南北各地山區(qū)進行野外考察，據統計，陳先生采集有4萬多份標本。在弟子黎興江的回憶里，有一次他們在武夷山遇到了暴雨，山洪暴發(fā)，而且已近天黑，進退兩難，陳先生冒著被洪水沖走的危險，身先士卒地下到山澗中，摸著石頭帶領大家過河。待到彼岸，陳先生富有樂觀精神地安慰學生：“我們都洗了一個痛快的澡。”晚飯后，筋疲力盡的學生們倒頭就睡，陳先生卻點起蠟燭，在昏暗的燭光下整理當天所采標本。

而這，只是陳先生的日常，畢竟在其子女的回憶里，陳先生是幾乎沒有休息日的，大年初一亦在標本室里度過。

陳先生如一縷燭火，漸漸照亮我國苔蘚研究的滿天星斗。

在教學的同時，陳先生亦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國際上為祖國爭得了榮譽。1956年，陳先生作為中國科學家的代表被邀請參加德國格拉斯瓦特大學五百周年校慶活動，并進行了講學。

1958年，陳先生開始《中國蘚類植物屬志》的編寫，以后又著手《苔蘚植物學》《中國高等植物圖鑒》等編寫工作。

他與全世界16個國家的68位苔蘚學家有廣泛的學術交往，國外學者對陳先生的學術成就評價甚高。在《中國蘚類植物屬志》出版后，哥倫比亞大學的Bemto C.T.博士指出：“這兩卷書看來會成為中國蘚類學的經典，無疑其內容表現了陳邦杰教授在他的職業(yè)生涯中所具有的豐富的知識。”

陳先生為人正直、光明磊落，視祖國的名譽和尊嚴高于一切。

1964年，陳先生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回家后，他興奮地告訴子女：“周總理在會上指出基礎科學的研究對國民經濟發(fā)展有深遠的影響，千萬不可忽視。黨對科學事業(yè)這樣關懷，我要加倍工作，把我的后半生全部獻給社會主義的科學事業(yè)。”

1978年，陳先生子女收到組織上轉交的一封信。收信人：陳邦杰教授。發(fā)信人是世界生物學會秘書長格林（S.W.Greene）。這封來自荷蘭的信寫道：“鑒于你在苔蘚植物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我代表世界生物學會邀請您參加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工作會議，會議將討論這一學科的研究方法，國際現有水平和新的動向……我很希望在日內瓦見到您。”

只是這封信，陳先生再也看不到了，他已于1970年2月28日離世，終年六十三歲。1985年，美國密蘇里植物園制作發(fā)行了一套世界著名植物學家明信片，其中一張是專門紀念陳先生的。

文章來源：齊魯晚報

作者：吳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