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果爾達》電影截圖）

韓福東/文 果爾達·梅厄的自傳《我的一生》被兩次改編為電影。1982年的那一部是《一個叫果爾達的女人》，飾演她的英格麗·褒曼獲第40屆金球獎迷你劇電視電影最佳女主角獎。不過這部電影中國觀眾看過的不多，豆瓣甚至沒能形成評分。另一部就是今年的《果爾達》，由獲過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海倫·米倫出演，這部電影只聚焦“贖罪日戰(zhàn)爭”——《我的一生》中的一個章節(jié)。

《我的一生: 梅厄夫人自傳》

[以色列] 果爾達·梅厄 /著

舒云亮 /譯

讀庫 | 新星出版社

2014年7月

“贖罪日戰(zhàn)爭”發(fā)生時，當時果爾達任以色列總理。在巴以沖突中，她以作風強硬而聞名，那時撒切爾夫人還沒出任英國首相，果爾達就是當時的“鐵娘子”。不過，在1973年10月的贖罪日——以色列一年中最重要的圣日，以色列因情報失準而毫無軍事戒備，被埃及和敘利亞聯(lián)軍打得措手不及，雖然戰(zhàn)事后來反轉(zhuǎn)，但最終2500名士兵死亡的事實，還是讓果爾達遭到了阿格拉納特委員會的特別調(diào)查。果爾達平安度過危機，半年多后，卻還是在責難的喧嘩聲中辭去總理職務(wù)。

在《我的一生》中，果爾達稱“贖罪日戰(zhàn)爭”是她最難于下筆的事件，是一場災(zāi)難和惡夢。那時她已經(jīng)75歲，罹患白血病，在電影《果爾達》中，我們能看到她即便在接受治療期間，仍不顧健康狀況一根接一根抽煙——這是她個性的一種表現(xiàn)。她卸任后便開始寫作自傳，《果爾達·梅厄：我的一生》1975年在美國出版，3年后，她便與世長辭。

毫無疑問，果爾達的自傳帶有鮮明的以色列復(fù)國主義視角，她的這種傾向性也影響到了《果爾達》這部準備沖刺奧斯卡的電影。這部電影非預(yù)期地與今年10月發(fā)生的以色列與哈馬斯沖突相遇，想要不引起爭議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時候，翻閱果爾達寫于半個世紀前的自傳，并檢討這些年來巴以局勢的得失，或許我們會有不一樣的發(fā)現(xiàn)。

一

果爾達1898年誕生于沙皇俄國時期的基輔，1978年逝于耶路撒冷。這兩個地方，恰是當下舉世矚目的戰(zhàn)爭焦點。似乎有某種與生俱來的悲劇性，果爾達的一生與戰(zhàn)亂紛繁交織在一起，形同猶太復(fù)國主義命運的一個縮影。

在《我的一生》的結(jié)尾，果爾達說：“現(xiàn)在我還有一個愿望：永遠不忘從我在沙皇俄國的一間小房間里聽到猶太復(fù)國主義起，直到我在這里度過的半個世紀，我應(yīng)對我所得到的一切表示感激，我在這里看到了5個孫輩在他們自己的國家里作為自由的猶太人成長。請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要有絲毫懷疑：我們的孩子和我們的孩子的孩子永遠不會滿足于比自由更少的東西。”

“不會滿足于比自由更少的東西”，這句箴言一樣的愿望，始于果爾達的童年時代。記憶是零星而散亂的，《我的一生》提供的關(guān)鍵詞包括貧困、饑寒和恐懼。她在三四歲的時候，就聽聞猶太人將遭集體屠殺的傳言，雖然她那時對“集體屠殺”意味著什么還缺乏準確的理解。

果爾達從小受姐姐謝伊娜影響。世界猶太復(fù)國主義組織的創(chuàng)始人西奧多·赫茨爾死后，謝伊娜從1904年夏天從姨母那里聽到消息的那天下午起，在兩年時間中只穿黑色衣服，為赫茨爾帶孝，一直到她們舉家搬到美國密爾沃基為止。謝伊娜是一個狂熱的猶太復(fù)國主義者，在沙俄從事秘密政治活動，這令母親極度焦慮，這最終促成她們?nèi)ッ绹c在那里打工的父親生活在一起。

去美國也沒能改變謝伊娜，在她的影響下，果爾達也最終走上猶太復(fù)國主義的道路，并且比姐姐走得更遠。果爾達將自己的政治生涯開始的時間確定為1918年冬天，當時費城舉行美國猶太人第一屆大會，主要目的是草擬綱領(lǐng)，提交給在凡爾賽舉行的和平會議，保衛(wèi)歐洲猶太人的公民權(quán)利，果爾達被選為密爾沃基的代表，那一年她20歲。3年后的1921年的5月23日，果爾達和伴侶莫里斯、姐姐謝伊娜搭船去了巴勒斯坦，謝伊娜遠離丈夫還帶上了自己的兩個孩子。值得一提的是，她們出發(fā)前二十多天，巴勒斯坦剛剛發(fā)生一起阿拉伯人反對猶太人的全面騷亂，40多人被殺害。這絲毫沒有影響她們的意愿。

《我的一生》并沒有交代太多背景資料，果爾達甚至沒有闡釋最初決定去巴勒斯坦的完整動機。相關(guān)數(shù)據(jù)顯示，截止1921年，一共有18500名猶太人到達巴勒斯坦。這很大程度上是受1917年11月2日的《貝爾福宣言》影響，英國政府開始公開贊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國家。

巴勒斯坦的生活非常艱苦，不是每個猶太人都能留下來，但留下來的基本都是有著超強猶太復(fù)國理念的人。果爾達很快加入了一家基布茲（集體農(nóng)莊），在那里生活了兩年半。她陶醉在集體生活中，但常年生病的丈夫莫里斯認為基布茲“由于教條主義的原因使本來已經(jīng)困難的生活更為困難是荒謬的”，她們于是離開了基布茲，生活陷入短暫的困頓。那時恐怕沒有人預(yù)見到她會成為第四任以色列總理。

英國學者托尼·朱特也是猶太人，1963年他去以色列的一家基布茲工作了7個周，回到英國后已是一名堅定的社會主義猶太復(fù)國主義者。“以色列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中左國家。”他這樣評價，“我作為一名猶太復(fù)國主義者的親身經(jīng)歷，使我得以辨認其他人身上同樣存在的狂熱、短視和狹隘的排外主義——最明顯的是為以色列搖旗吶喊的美國猶太社群。”

問題的復(fù)雜性在于，狂熱的猶太復(fù)國主義者遭遇的是更加狂熱的阿拉伯激進分子，這讓以色列建國史始終被一陣氤氳的血色所籠罩。果爾達實際上和托尼·朱特一樣，是個社會主義猶太復(fù)國主義者。她的原生家庭并不特別信教，父母只是有著猶太教的飲食習慣，并慶祝所有猶太節(jié)日，僅此而已。果爾達本人也“記不起我在孩提時曾常常想到上帝或向我個人崇拜的神靈祈禱過。”但碰巧她信奉的世俗理念也是狂熱的。如果不是這種基于宗教或世俗理念上的狂熱，猶太復(fù)國主義根本不可能落到實地；而她們的對手的基于信仰與理念的狂熱，讓耶路撒冷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塊撕扯著陣痛的圣地。

二

在贖罪日戰(zhàn)爭之前，巴以最劇烈的沖突當屬1967年的六日戰(zhàn)爭。按照西蒙·蒙蒂菲奧里《耶路撒冷三千年》的描述，阿拉伯世界在戰(zhàn)場上集結(jié)了50萬人、5000輛坦克和900架飛機，他們從未如此團結(jié)。埃及總統(tǒng)納賽爾說：“我們的首要目標將是摧毀以色列。”而伊拉克總理阿里夫解釋道：“我們的目標是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掉。”但6月5日凌晨，以色列飛行員突襲并徹底摧毀了埃及空軍。

《耶路撒冷三千年（全新增訂版）》

[英]西蒙·蒙蒂菲奧里 /著

張倩紅 馬丹靜 /譯

浦睿文化 |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19年11月

六日戰(zhàn)爭的結(jié)果是，以色列占領(lǐng)了加沙地帶和埃及的西奈半島、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舊城和敘利亞的戈蘭高地共6.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徹底扭轉(zhuǎn)了以色列的戰(zhàn)略劣勢。果爾達回憶勝利后的日子說：1967年夏訪問以色列的人都能證明，猶太人處于異常的歡快狀態(tài)中，好像一次死刑被撤銷。

如果必須選擇一個具體事件來說明總的氣氛，當然是拆除1948年以來把耶路撒冷城分為兩半的混凝土路障和鐵絲網(wǎng)時的情景。這些可怕的路障比任何東西都能說明我們生活的不正常，它們被推土機鏟除后耶路撒冷在一個晚上變成了一座完整的城市，“城市里射出了光芒。”

但阿拉伯人顯然不這么看。1973年的贖罪日戰(zhàn)爭很大程度上就是六日戰(zhàn)爭的延續(xù)。以色列拒不歸還占領(lǐng)的土地，在國際上也有非常大的非議。果爾達在自傳中爭辯說：“阿拉伯國家的統(tǒng)治者自稱他們的目的只限于到達六日戰(zhàn)爭前的邊界線，但我們知道他們的目的是全面征服以色列國。我從來沒有片刻的懷疑，阿拉伯國家的真正目的一直是徹底消滅以色列，我也從不懷疑，即使我們退到遠離1967年邊界線的一塊小小的飛地，他們依然會力圖把這塊飛地和我們一起連根拔掉。人們不需要豐富的想象力便能理解，如果我們是在六日戰(zhàn)爭前的邊界線上，以色列的形勢將會是怎樣。”

果爾達的意思很明顯，如果當年歸還了六日戰(zhàn)爭占領(lǐng)的土地，那么在六年后的贖罪日戰(zhàn)爭中，早期的失敗將使以色列遭遇亡國之痛，再無翻盤空間。但果爾達也必須直面一個問題，以色列在贖罪日戰(zhàn)爭的勝利，只會進一步激發(fā)阿拉伯激進分子的斗志，而來自阿拉伯的襲擊，又會進一步拖累以色列進入以眼還眼的深坑。

六日戰(zhàn)爭之后，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接管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并于1972年在慕尼黑奧運會上謀殺了11名以色列運動員。這個故事可參看斯皮爾伯格2005年導(dǎo)演的電影《慕尼黑》。而以色列以眼還眼恐怖行動的最明顯案例來自阿里爾·沙龍。沙龍也是贖罪日戰(zhàn)爭以色列轉(zhuǎn)敗為勝繞不過去的關(guān)鍵軍事人物，他后來當上了國防部長。在1982年的一次戰(zhàn)爭中，為報復(fù)巴解組織針對以色列外交官和平民的襲擊，沙龍領(lǐng)導(dǎo)下的民兵對難民營中數(shù)百名巴勒斯坦的平民進行了屠殺——沙龍為此辭去了國防部長的職位。這已是果爾達離世4年后的事情了，巴以局勢還沒有好轉(zhuǎn)的跡象。

而哈馬斯在1987年后的崛起，更是贖罪日戰(zhàn)爭后被激化的阿以相互仇殺的產(chǎn)物。和哈馬斯比起來，阿拉法特的法塔赫都算得上溫和。哈馬斯崇拜的是1935年被英國警察打死的卡桑，作為一種致敬，他們命名自己的武裝部隊為“卡桑旅”。

1980年代的巴以沖突以不妥協(xié)為根本特征。對立陣營中的鴿派人物一旦表達和平意向，常常不得善終。1981年，埃及總統(tǒng)薩達特因此被伊斯蘭激進分子暗殺，預(yù)示了這10年灰暗的基調(diào)。1990年代的巴以談判似乎有好的進展，以色列總理拉賓和阿拉法特甚至共同獲得了1994年諾貝爾和平獎。但一年后拉賓死于猶太狂熱信徒的槍擊，讓和平的幻象破碎。

拉賓是繼果爾達之后的以色列新總理。他是果爾達到巴勒斯坦的那一年在耶路撒冷出生的，正好小了一個世代。果爾達在自傳中說：“拉賓的一代和我的一代有許多不同之處，但這些差異不如相似處那么重要。像我的一代一樣，這代土生土長的猶太人將作出努力、斗爭、犯錯誤和取得成就。和我們一樣，他們決心全心全意地獻身于以色列國的發(fā)展和安全和實現(xiàn)在這里建成正義社會的理想。和我們一樣，他們知道要使猶太人民繼續(xù)存在，必須有個猶太國，在那里猶太人可以像猶太人那樣生活，不是靠別人的寬容，不是作為少數(shù)而生活。我深信他們?yōu)楦鞯鬲q太人帶來的好處至少會同我想做的一樣多。”

那么以色列的前途如何？在1970年代末期，果爾達的回答永遠只有一個：我相信我們將同我們鄰邦講和，但我相信沒有人愿同一個孱弱的以色列講和。倘如以色列不強盛，就不會有和平。

在拉賓之后，以色列似乎仍信奉這一點。

三

1890年——果爾達出生前8年，赫茨爾提出了“猶太復(fù)國主義”的概念。他在維也納從事文學評論工作，促使他走上猶太復(fù)國主義道路的諸多理由中，比較重要的一條是俄國1881年的大屠殺。“猶太復(fù)國主義”是“反猶主義”一詞在1879年被生造出來之后的一種現(xiàn)實應(yīng)對，果爾達所在的基輔，也是“反猶主義”的重災(zāi)區(qū)。

在1888年到1914年，有差不多170萬俄國猶太人去了美國，果爾達一家正在其中。所以我懷疑《我的一生》夸大了果爾達的姐姐謝伊娜從事政治活動對促成移民的作用，它可能確有推動，但整體上將其看作一次席卷俄國的逃避“反猶主義”的遷徙一部分已經(jīng)恰如其分。

漢娜·阿倫特在《極權(quán)主義的起源》中，將“反猶主義”歸結(jié)為一種對現(xiàn)實的扭曲：“猶太人總是代表了一種國際貿(mào)易組織，一個世界性的家族以及他們到處都一致的利益，一種王冠背后的秘密力量，它將所有的有形可見的政府都降為一種表面之物，被后臺操縱的傀儡。由于他們和國家權(quán)力來源的密切關(guān)系，猶太人就無一例外地被指認為權(quán)力，并且由于他們游離于社會之上，集合在家族圈子內(nèi)，所以總被人懷疑是在毀滅一切社會結(jié)構(gòu)。”

《極權(quán)主義的起源》

[美] 漢娜·阿倫特 /著

林驤華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2014年10月

而“反猶主義”在各國興起后，那些與“權(quán)力”無涉的猶太家族也不能置身事外，譬如出身平民的果爾達一家。“反猶運動”動輒以大屠殺的面貌出現(xiàn)，加劇了猶太人的內(nèi)心緊張感。果爾達清晰地記得那些關(guān)于納粹死刑毒氣室用猶太人尸體做肥皂和燈罩等可怕的消息傳來時，她們立刻完全相信。但果爾達過去一直欣賞的一位英國官員則認為這完全是奇談怪論，并帶著奇怪地表情瞧著果爾達說：“你肯定不會相信這一切的，對嗎？”果爾達能從他不安而仁慈的藍眼睛里看出他以為這些相信陰謀論的猶太人發(fā)瘋了。“你不能相信你聽到的一切，”英國官員在辭別時溫和地同果爾達說。

對大屠殺的敏感，最終促成了以色列國的建立，也塑造了以色列人的狼性。托尼·朱特就曾在《思慮20世紀》一書中做過反思，他說：“今天的以色列類似于沙俄帝國終結(jié)之后出現(xiàn)在東歐的小型民族國家。如果以色列跟羅馬尼亞、波蘭或捷克斯洛伐克那樣成立于1918年，而非1948年，那么它將跟‘一戰(zhàn)’所催生的那些狹小、脆弱、充滿怨憤、主張民族統(tǒng)一、不穩(wěn)定和種族上排外的國家不會有太大差別。但以色列直到‘二戰(zhàn)’之后才出現(xiàn)。其結(jié)果是，它堅持其略顯偏執(zhí)的民族政治文化，并過分地依賴大屠殺——它的道德拐杖和用來抵擋一切批評的武器。”這樣的批評出自一個猶太人之口，相對而言更容易被盡可能多的人所接受。

《思慮20世紀: 托尼·朱特思想自傳》

[英] 托尼·朱特 蒂莫西·斯奈德 /著

蘇光恩 /譯

三輝圖書 | 中信出版社

2016年2月

但換一個角度，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以色列仍算得上是一個在不斷反思并尋求進步的國家。這個國家歷史上的人權(quán)記錄有很多污點，果爾達在世的時候自不必說，她去世后尚有1982年針對阿拉伯平民的屠殺。但如果用一種比較的眼光凝視耶路撒冷，我們該承認，他們正在變好，且不說日常彌合阿以沖突的各種舉措，即便是反擊哈馬斯針對平民的大規(guī)模殺戮，他們也必須顧忌戰(zhàn)爭法的諸多約束。

果爾達臨終前在自傳中強調(diào)“自由”對猶太人和以色列的重要意義。對阿拉伯世界，“自由”又何嘗可以被輕忽？以自由看待巴以沖突，在耶路撒冷——西蒙·蒙蒂菲奧里所謂的唯一擁有天堂和人間兩種存在的城市，和平無法在單方擁抱現(xiàn)代文明的前提下實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