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穎源/文

論中國現(xiàn)代文壇的女性代表，非張愛玲和林徽因莫屬，在 1930-1940 年代風云詭譎的華夏大地上各領海派京派風騷，成為近一個世紀來皎潔不泯的雙子彗星。相比張愛玲的市民文學通俗趣味，林徽因更借北洋世家和留美博覽的底蘊令詩文哲思纏綿、學雅情真，成為坊間數(shù)以十計的畫傳和文萃的永恒主題。

新近面世的《林徽音先生年譜》（以下簡稱《年譜》）裝幀華美,作者曹汛先生是學術界公認的“建筑學家、園林史家和文史學家”，擅長史源學和年代學考證,由他主筆的年譜應該是譜主所事文學和建筑“兩擔云彩”“生命歷程最好的記錄，“既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又是絕佳的閱讀范本，”可惜事實并非如此。

一

《年譜》用“林徽音”而非“林徽因”之名，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存在，據編后記，“曹先生主張，林徽音本名出自《詩經》‘大姒嗣徽音……寄托了父親對女兒的極高期望……這個本名‘不僅是父親所賜，先生自己也喜歡，改名是痛苦的，不得已的，所以現(xiàn)在應該重新改回來’。”

曹說的著眼點一在“父賜”，二在“喜歡和痛苦”。兒女之名大概沒有是自己能在出生之時擬定的，父母寄望本是人之常情，但林長民取自《詩經·大雅·思齊》的這句詩還有后半句“則百斯男”解釋了“徽音”的本意——美德，即“多生貴子”，用以贊美周文王正妃太姒。林父原配不能生育，再娶林母何氏，林為長女，父為女取名的初衷就是用辭文雅的“招弟”，林母女后來在家中處境尷尬，恰恰證明此用意。

林自己對名字的好惡并未留下文字，但“徽因”的來歷在林的堂弟林宣采訪中有明確說法，如何斷言其“沒有任何出典”（《北京青年報》，2022.10.24）。林更名后直至去世，在正式場合都署“徽因”，墓碑上梁思成請人題刻“建筑師林徽因墓”，如果林真有那份“痛苦”，梁豈能就此蓋棺定論。對此，現(xiàn)代文學史專家陳子善先生認為“尊重作者的選擇是最重要的，否則《魯迅全集》也可以‘周樹人’行世。” 當然相對而言，《年譜》的作者也有自己的選擇權，事實上梁從誡所編《林徽因文集》（百花版，1999）在臺灣出版時已用《林徽音文集》（天下文化版，2000）以示區(qū)別。另外“林徽因”并非出現(xiàn)于《年譜》所記的 1935 年，首見 1934 年 5 月《學文》第一卷第一期，此刊載有其最負盛名的小說《九十九度中》和詩作《你是人間四月天》。有趣的是，1948 年 8 月天津《益世報》發(fā)表詩作《橋》和《古城黃昏》時又署回“林徽音”，這些細節(jié)都未錄入《年譜》。

《林徽音先生年譜》
曹汛 /著
文津出版社
2022年7月

曹先生所著《年譜》長文最早發(fā)表在 2008 年的《中國建筑史論匯刊》上，文末署“1998年6月初稿，12月改定。”成書后署“1998 年 12 月初稿，1999 年 2 月 20 日改定。”成書與初刊稿除極個別措詞調整外，幾無二致，也就是說本次印刷的底稿就是 1990 年代末的成果。林的專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尚未成為顯學，有關作品集和傳記均乏善可陳，數(shù)量少且質量不盡如人意，其中主要有 3 本，首先是陳鍾英、陳宇編的《中國現(xiàn)代作家選集·林徽因》（香港三聯(lián)·人文版，1990，以下簡稱《林集》），這是當時最全的作品集，但所附年表錯漏甚多；作家林杉在《一代才女林徽因》基礎上完成的 25 萬字《林徽因傳》（九洲圖書版，1998，以下簡稱《林傳》）雖采納不少未公開資料，但有大量臆想發(fā)揮的戲說，有些嚴重失實，所附年表雖較《林集》詳細，但有更多的謬誤；還有就是從費慰梅1994 年出版的回憶錄翻譯的《林徽因與梁思成：一對探索中國建筑史的伴侶》（中國文聯(lián)版，1997，以下簡稱《林梁》），雖然費是傳主的好友，但時隔彌久且遠在異邦，回憶只是模糊的片段，轉譯過程中又失真。當然篳路藍縷，從無到有的過程是最艱難的，曹先生在著手年譜時，可能囿于資料匱乏，無從求證，在稿中多處直接移植上述三著中的文字，有時幾乎一字不易，很多原文的不實之處就落入年譜中。

例如《年譜》中1916年條載“4月，袁世凱稱帝后，全家遷居天津英租界紅墻道“錄自《林傳》p457，其實林家是1915年春遷居天津；同樣的錯誤又出現(xiàn)在1917年二次遷居天津的時間上：《年譜》中1920年條載“林長民任司法總長三個月被迫去職”錄自《林集》p326,其實林的“三月司寇”是在1917年的7至11月。此外還有很多散布的時間、組織、事件的誤識，例如稱“林長民是國際筆會中國方面的負責人之一”，林徽因1927年“9月，結束賓大學業(yè)，獲美術學士學位”應在2月12日，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一般以當?shù)貢r間12月7日為準，1943年條“11月4日，費正清、陶孟和自重慶到李莊”應移入上年1942條，最后一節(jié)1955年“4月1日，《北京日報》刊登訃告”，林當天早上6時剛逝，豈能趕上日報發(fā)布。此處列舉僅是比較重要的時間節(jié)點，稍有史學經驗者都能發(fā)現(xiàn)，其他作品發(fā)表刊物的名稱、時間、欄目、卷號錯誤就更多了，不再贅述。

如果撇開各紀年具體的事實錯誤，《年譜》還存在一些結構性的缺陷。在譜主成年之前， 年譜通常都會以家世為重，至少上溯三代，呈現(xiàn)完整的地緣血脈，尤其對于林家這樣名人輩出的世家望族，不可能一筆帶過祖父，連母親的籍貫嘉興都不提，這對理解林的名篇《紀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中“到了第二站——我的一半家鄉(xiāng)”句至關重要。

另外，《年譜》中對1919 年付之闕如，大概是因為林徽因在此年無事可記，事實上林長民是年5月2日在北京《晨報》發(fā)表的通訊是觸發(fā)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索，這本是林家對中國近代史最大的貢獻，影響到對林長民的歷史評價，因未載入前述三書，也為曹先生所漏。

二

在譜主成年后，記載生平活動就需要將重要性相近的事件收羅無遺以呈現(xiàn)完整的人生經歷。《年譜》有記1924年林和徐志摩接待泰戈爾訪華，卻失記1923年林徐二人共同籌劃小提琴大師克萊斯勒在京音樂會；以林的京派文學核心地位而言，1930年代的北平有3個文藝沙龍，林都是其中的活躍人物，除了她自己“太太的客廳”，另一處是朱光潛家中的讀詩會，《年譜》將其列入1936年，其實根據朱自清日記記載是在1934年5月到1935年11月，還有第三個是蕭乾接手《大公報·文藝副刊》后每月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舉行的組稿茶會，林每會必到，且有宏論，《年譜》有記“7月，蕭乾去天津《大公報》，”但未提茶會；所記載全家 1937 年離京逃難，從天津一下子就到了長沙，過程全無，其實這段文字是從林致沈從文的信中摘錄的，未加充實，信中有“而偏偏我就根本趕不上去北城一趟看看她（張兆和），”到了《年譜》變成“還要冒險去北城看望沈從文太太張兆和”。相比頻繁的文學活動和作品發(fā)表，次數(shù)有限的建筑考察和刊文缺失的概率較低，但1932年4月林梁二人考察河北薊縣未記，還有一些林未隨行的梁的考察按理也應該載入。

在有意或無心的事實缺失之外，《年譜》的行文方式也和常規(guī)相悖。一般而言，年譜有別于傳記之處在于強化時間刻度和事件人物的關聯(lián)，對每個點只做事實性陳述，如有必要可加案語說明依據，除了轉錄必要的外界觀點，盡量少摻入作者的臧否好惡，保持記錄的公正客觀。而曹先生似乎在寫作過程中心緒澎湃，時不時要扮演一下金圣嘆的角色，冷不丁拍案而起，或稱贊十六歲的林“那時對于文學藝術，尤其是文學與建筑，都已有深刻獨特的見解，”“出國之前……徽音的學問融會中西，貫通古今；”或指摘知堂“為文壇老宿，當時受人敬重，后來才走進昏暗”；又如“斯坦因和他迷人的夫人”到底是誰覺得迷人。

此外，“徽因帶著兩個孩子和外婆”隨意稱謂；“批梁的干將則振振有詞”和“兩個小人物看好風頭挑起的”好似口語化的大字報。對于年譜最重要的時間線，除了前述的種種差池外，很多重要日期都代之以季節(jié)，或者干脆以“是年”了之，有些本該可以精確到日的地方籠統(tǒng)寫個月份，例如林子女的出生日期。由于全篇不設注腳，無法判斷所述的依據，在關鍵處的模糊性令人對《年譜》的可信度置疑。

如果單純以《年譜》原始稿來判斷，很難把它的作者同一位治學嚴謹，才富五車，跨界縱橫的史學耆宿等同起來，曹先生不遺余力，明知不可為而為，為后世留下一部問題年譜是真的怕林的行跡湮沒失落嗎，這個問題只有翻閱到《年譜》附錄的 3 萬余字長文《驕傲的輝煌——林徽音先生和她的建筑世界》（以下簡稱《輝煌》）才能解釋，方可理解曹先生晚年竭力推動《年譜》出版，卻又完全無視本世紀以來林學研究的豐碩成果，用 20 年前的舊稿刊行，唯一的要求就是必須以“徽音”冠名（編者語）。

林徽因

三

回溯往事，曹先生1950年代負笈清華，廁身梁門，長期在東北從事建筑考古，著述頗豐，后重返京華，執(zhí)鞭高校，人生最后十年間，聲譽鵲起，被尊為建筑園林史學泰斗。相對這終場前的輝煌，狷介書生的曹先生雖博古通今，自視甚高，一生卻頗有懷才不遇之慨，退休臨去際躋身教授。晚年留下的文字中，難抑的“傷痛”、“困境”、“失落”既是對所見蒼涼的悲嘆，也是為自身境遇的傷悼。

《輝煌》一文是曹先生文墨中抒情性最為豐沛的華美篇章，以林詩中的“兩擔云彩”比喻其一生的建筑家兼文學家絢爛而短暫的生涯，既剖析其詩情下的萬物人生，筆端流淌出的世象時光，又探究其訪古勘遺時不避危難，發(fā)掘巧構精筑的慧眼匠心，雖以時間為經緯，但又縱橫恣肆，收放自如，敘事流暢，議論無拘，充溢對林的崇敬贊美——“論中西文學當世女子無可比擬……詩，其實也不在徐志摩之下……中國的曼斯菲爾德、八百年后的李清照……超卓絕人……千古奇士，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

坊間再多的林傳生平，頌林至如此境界，恐無出其右。在《輝煌》一文中，曹先生還不時借林之名自抒胸意，在阿爾罕布拉宮聯(lián)想起李后主，在英華中學講演“建筑與文學”時勾起園林藝術與詩情畫意，進而筆鋒一轉，嘲諷“現(xiàn)代人的淺薄和崇洋媚外”，鄙視“現(xiàn)代的青年學生只習慣于把自己訓練成平庸的畫圖匠”，還要形容《林傳》“興奮的熱點帶著時代的喧囂、無聊和淺薄”。

這篇情感充溢的激揚文字與其說是曹先生為一位卓有成就的前輩作的生平小傳，不如稱之為后學在緣慳一面的女神祭壇上的心香獻禮，用贊美理想化身的文字來寄托自己對建筑和文學的夢想，借如歌的綿綿思緒撫平現(xiàn)實的失意坎坷，縱然說的是林“人才而未能盡得施展，我們只有念天地之悠悠，愴然而涕下的份了，”又何嘗不是自我寫照。而所謂的年譜其實是把這篇傳文按照時序截成數(shù)百節(jié)，略加增補綴成的，倘有空缺還可從他著中借用填補，這就不難解釋《年譜》中的模糊、跳躍和隨性，有些在傳文中出現(xiàn)的重要事件竟然未見《年譜》，包括前文提及的來今雨軒茶會和薊縣考察。如果把《年譜》中的文字片段視作《輝煌》一文的腳注，可能更符合兩者的關系，殊為有趣的是上文中所列的各種事實誤差都沒有出現(xiàn)在長文中，局部反而更為完整，由此不難推斷出曹先生真正下功夫的點。

如果換一個角度，也許對《年譜》的失考不必過于執(zhí)著，因為此次成冊是 2020 年出版社借曹先生的學術影響力獲得專項出版基金，列入“十四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從歷史文獻保護的角度來講只是將手稿轉為印刷體，編輯之責止于忠實原著，書既出，曹老心愿已了。對于一般讀者而言，其真實性已遠勝大多數(shù)林傳，似也無妨。如有專業(yè)林學研究者，建議關注陳學勇先生的《蓮燈詩夢林徽因》（人文版，2021），內有事無巨細、詳加考訂的年表（作者避稱年譜），“作為讀者，我有過許多機會充分表達敬仰之情，然而身為學人，從事研究則是另一碼事，累于情感實研究一大忌。應該情感讓于理智，勇于正視史實。”（《林徽因尋真》， 陳學勇著，中華書局版，2004）

（作者為執(zhí)業(yè)建筑師，城市文化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