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圖蟲網）

高鑫源/文

“勞動光榮”，曾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要求之一，不過近來，對工作的質疑聲越來越大，加班文化、內卷文化漸漸流行起來，同時流行起來的還有“躺平”的文化。實際上，勞動者對工作的質疑，更為準確的是對畸形工作現(xiàn)象的質疑。

徐志偉與王行坤主編的《“后工作”理論》一書所收錄的16篇文章時間跨度超過百年，梳理了從19世紀中后期以來對勞動與工作問題的各種追問，總體來說，這些文章不斷追問的問題有三個，當前的工作怎么了，為何令人生厭；何為有意義的工作；如何實現(xiàn)有意義的工作？這些問題的實質是對工作合理化的探求。

一

為了回答上述三個問題，編者將16篇文章分為四輯，從最開始對閑散問題的追問著手，通過對人類學的挖掘，確定閑散的合理性，并結合當代意大利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勞動拒絕思想，最終將落腳點定在對后工作社會的展望上。

對工作的批判，首先是建立在工作的異化的基礎上的，為此在本書的第一輯中，編者收錄的四篇文章主要從反工作倫理的角度切入。老板要求職員下班前上傳手機實時電量截圖、員工朋友圈抱怨工資即被老板辭退……勞動原本在馬克思的思想是促進人自我發(fā)展的手段，在當下卻成為了福柯筆下的規(guī)訓手段，勞動者們被迫發(fā)明出種種“摸魚”的哲學，消極怠工看似是在反抗，實際上只是一種生產的延遲，并沒有對異化的工作采取絕對的拒絕態(tài)度。

在此輯中，對拉法格“懶惰權”的強調，其實涉及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的一個重大區(qū)別，當前的工作到底是對勞動力的重視，還是對勞動的重視。資本的運作可以稱之為是一個計算過程，無論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還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都能看出資本對處在生產過程中的人的計算，在這一過程中，人的活動并非是單純的勞動，而是將人轉化為勞動力后融入對成本、利潤以及耗損的精細計算中，勞動對人的發(fā)展并不能在此過程中體現(xiàn)出來。相反，社會主義社會本身就存在著一種對更少的工作和更好的工作的需求，在馬克思的設想中，勞動就是一個不斷減少的因素，“懶惰權”以及威廉·莫里斯所謂的工作與勞碌的區(qū)分，都體現(xiàn)了對工作異化的批判，只有放下手中的異化工作，才能夠追求自我的完善。

對工作的拒絕使人們擁有了大量的閑暇時間，中外都流行對閑暇的反對，中國的“不勞動者不得食”與西方伊甸園中亞當夏娃被懲罰必須汗流浹背才可獲得食物，兩者在肯定勞動這一點上是相似的。閑暇似乎是一種罪過，但在《“后工作”理論》中，編者選了卡爾·波蘭尼與馬歇爾·薩林斯等人的文章。他們強調說，在原始部族社會中，雖然物質的豐富程度遠不如現(xiàn)代，但是他們不像現(xiàn)代的人一樣，一天加班工作超過12小時。甚至于像喬納森·克拉里所言，當前的勞動者已經失去了睡眠，成為一周七天、每天24小時連軸轉的生產機器。原始社會的人們，采集狩獵的時間僅占一天的三分之一不到，比現(xiàn)代人一直呼吁而難以得到的“八小時工作制”更短，卻足夠供養(yǎng)自身，并擁有大量的閑暇時間，而現(xiàn)代人日夜工作的情況下，卻連自己的生計都難以解決。

這些學者的觀點是有趣而又驚人的，這表明閑暇并不是一種罪過，罪過的是工作本身，當現(xiàn)代社會機器為了維持運轉而不斷吸收勞動力時，也在不斷創(chuàng)造工作崗位，但是新的工作崗位所配屬的，卻都是一些“狗屁工作”，工作不僅無益，反而有害。在狗屁工作中，規(guī)訓的就如同魅影一般持續(xù)不散，當人們被狗屁工作纏繞之時，便失去了閑暇。失去快樂與創(chuàng)造力的行尸走肉，對資本與權力而言是最溫順的寵物，大衛(wèi)·格雷伯的“狗屁工作”也從反面說明：是徹底的閑暇而非小打小鬧的“摸魚”式延遲，才是對異化勞動的真正反抗。 

 《“后工作”理論》

徐志偉 王行坤 /主編

王行坤等 /譯

六點圖書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2年1月

二

相比前人對異化工作的種種批判，1960年代是一個風云的年代，在此后的十數年間激進左翼對工作的批判，采取的是一種不加掩飾的徹底而決絕的態(tài)度。期間，法國爆發(fā)了“五月風暴”，德波等人高喊“絕不工作”，而在意大利，奈格里等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也在思考拒絕工作的相關思想，對工作的拒絕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

過去，人們拒絕的只是工作的異化部分，但是在自治論者們看來，唯有對工作的全盤拒絕才能夠擺脫工作的意識形態(tài)影響。自治論者將對工作的分析重點并沒有放在工作或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的過程中，而是放在價值如何引導勞動實踐的調整過程中，由此觀之，西方盛行的工會游行便成了一種笑話，成為了讓躁動的工人重新回到崗位上的一支鎮(zhèn)定劑，一切改善工作環(huán)境與待遇的措施都是資本玩弄的把戲，拒絕工作就是要拒絕這個社會將工作視為社會運行的中心環(huán)節(jié)，人們不再將工作視為個人生活的中心，追求生活多樣化的大門便會敞開。換句話說，自治主義者的拒絕工作并不是像過去的社會行動者與理論家那樣要求解放工作，而是從工作中解放出來。需要明確的是，自治論者的想法在當時語境下是沒有實現(xiàn)可能的。作為一種政治主張，拒絕工作后一個重要的方向就是積極參與政治生活，但從工作中解放出來投身政治也是陷入另一個牢籠之中，真正的解決之道仍然是在社會根本體制的變革上。

本書的最終落腳點放在探求“后工作”的可能上，雖然自治論者的看法多少有些不切實際，但是“后工作”時代確實是慢慢向人們靠近了。當然，也許有人會反駁，更充分的就業(yè)與更靈活的工作時間這些在當前已經實現(xiàn)了，“零工經濟”就是如此，滴滴司機、外賣配送員以及大部分的鐘點工都是如此，人力成本的提升，這些人通常也能獲得更高的收入。

確實，不可否認的是這類“零工經濟”確實是隨著互聯(lián)網的發(fā)展而產生的新的經濟類型，但是，互聯(lián)網并不是一個新奇的事物，平臺資本主義對他們的壓榨依然存在，配送時效、搶單速度等可量化的指標仍然壓榨著勞動者，社會上對這些職業(yè)仍然不能平常看待，常常出現(xiàn)碩士或博士外賣配送員被人們驚呼浪費人才，這表明職業(yè)平等觀念未能得到貫徹，體面而有保障的工作并沒有完全實現(xiàn)。

“后工作”理論認為工作最終將走向滅亡，但這已經和奈格里在意大利的呼吁有了根本的不同，因為社會主義制度下，雇傭勞動制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會隨著社會發(fā)展而走向消亡，但是工作不會。馬克思反對雇傭勞動，但不反對工作本身，失去了雇傭性質的工作，將成為人們完善自我發(fā)展自身的方式，而非換取生計的手段，因此，“后工作”社會的工作如能向著馬克思的方向前進，也許就不再是天方夜譚。

至此，《“后工作”理論》對開頭提到的三個問題進行了回答，我們的時代是一個被工作包圍的時代，而異化的工作正剝奪著勞動者應有的關于創(chuàng)造的快樂，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會有成就自我的作用的。為此首先要強調不工作的正義，對現(xiàn)行的工作體制說“不”，進一步地，在當前要將這種不工作的正義融入到追求工作的合理化的進程中，只有更有保障的工作，才能實現(xiàn)工作對人的正向促進作用，最終達到馬克思所謂的“消滅工作”的程度，《“后工作”理論》的選文表明，更好的工作與更少的工作兩者并不沖突，“后工作”的未來是人們可以設想的一種合理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