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文

當今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動蕩時期，上一輪全球化帶來的增長正在成為傳說，有些人已經開始懷念美好的往日。實際上，寧靜的生活并不常見，瘟疫、戰(zhàn)爭、饑荒是人類歷史的重要部分，從未離去，而且還將繼續(xù)長期伴隨人們。這些災難反復發(fā)生，其間或有復蘇、發(fā)展。只是個體的生命短暫，經歷變遷全過程的人并沒有那么多，不能見其全貌。因此，個體的經驗往往使人們忽視歷史的經驗。在復蘇期成長的人，大多對未來懷有憧憬，在災難發(fā)生之后，又不得不在其余生適應漫長而痛苦的新時期，回歸人生的根本問題——吃飯。

作為歷史周期，全球化的消退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在21世紀初經濟快速增長，而其他一些國家認為缺少受益，于是選擇另組貿易體系。最近國際上對于糧食供應短缺的擔憂有多重因素。阻止糧食以及其他一些商品與服務在全球流通的，是防疫和戰(zhàn)爭，糧食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國際貿易的萎縮必然伴隨經濟增長乏力。為刺激經濟，各國實行貨幣寬松政策，造成通貨膨脹，食品價格上漲，貧窮家庭的壓力加大，還可能在一些需要進口糧食的欠發(fā)達國家產生饑荒。

哲學的陰影

糧食供應短缺的直接原因是國際貿易受到阻礙；國際貿易受阻的近期原因是俄烏沖突；俄烏沖突則是蘇聯及其解體的后遺癥。還可以繼續(xù)上溯原因，在哲學中發(fā)現答案。同樣，全球化的產生與逆轉也有哲學的原因。哲學是象牙塔中之學，卻無時不在影響人們的思想與行為。但大多數人是受到經過多手轉銷的影響，不知其來源。因此有必要回顧古人的哲學。

上一輪全球化始于冷戰(zhàn)的結束。柏林墻倒塌之后，時為美國政府官員的弗朗西斯·福山發(fā)表《歷史的終結》，宣告世界歷史進入新的階段。這部書以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為指導，但作者忽視了他在學生時代的必讀書：柏拉圖的《理想國》。《理想國》第八卷是蘇格拉底（柏拉圖之師）與格勞孔的對話。蘇格拉底說：“你不要以為政治制度是從木頭里或石頭里產生出來的。不是的。政治制度是從城邦公民的習慣里產生出來的；習慣的傾向決定其他一切的方向。”公民能夠決定的制度并不多。蘇格拉底提出五種政治制度：貴族（或好人）、榮譽、寡頭、民主、僭主（或專制）。他認為，第一種制度最好。他還指出制度有周期輪轉，當一個制度無法維持時，便會轉入下一個制度。制度是公民出于“習慣”的選擇是有前提的，這需要一個公民能夠參政的起點。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不缺少敵人，而且還會創(chuàng)造莫須有的敵人。在雅典民主制中，蘇格拉底被當作敵人。他拒絕作為替代的流放，坦然飲下死刑的毒藥。

蘇格拉底在兩千多年前指出，政治制度不是永恒的，而是在不斷變化之中，民主制也不例外。福山卻認為民主制可以永恒。當然，福山的這個思想不是他的獨創(chuàng)。指向終結的線性歷史觀是基督教的——上帝的最后審判是“歷史的終結”。終結說為黑格爾所取，為福山所用。俄羅斯人則發(fā)揚這個哲學的另一支，曾經宣揚天堂式的終結。相同的是，他們都是在基督教的世界觀中發(fā)揮。東正教是基督教的一支。在莫斯科大牧首基里爾的領導下，東正教站在國家的邊上，為國家政策辯護。這導致烏克蘭東正教會已經宣布獨立于莫斯科大牧首。

俄烏沖突不僅是俄羅斯為地緣政治目的而發(fā)動，也不僅是冷戰(zhàn)失敗者的報復，更深層的因素在宗教與哲學。俄羅斯國徽上有一只看向兩邊的雙頭鷹。俄羅斯有兩種思想，與歐洲思想對立的“歐亞思想”長期占上風，現在也是俄羅斯政治哲學的主流。所以，俄羅斯不可能融入歐洲。

古希臘與“東方”一樣，持周期循環(huán)的歷史觀。孟子相信五百年的歷史周期。他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孟子·公孫丑下》）王者興于亂世，拯救亂世，但不能阻止在他身后繼續(xù)出現亂世。五百年之中，王者的時代不過十分之一，其余在王位者都在“食人”，如孟子所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是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全球化的退縮是因為公民習慣的改變。公民習慣的改變、失意者內部的挑戰(zhàn)，都是政制改變的動因。在現代，歷史過程（歷史沒有確定的終點，所以不是“進程”）加快，但仍在周期的循環(huán)之中。選民的憤怒與分裂在動搖民主制的基礎，使之有可能在長期之中滑向僭主制。

民主制建立在選民共識的基礎上。如果選民對立，民主制將難以有效運行。這一景象正在多個國家變得顯著。美國前總統(tǒng)特朗普在敗選后不甘離開白宮，鼓動他的支持者沖擊國會。他現在正卷土重來，而對通脹的不滿將增加他的勝算。皮尤（PEW）在5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最擔心的有十二件事，通脹高居榜首，新冠病毒排在最后——雖然美國這一輪通脹在很大程度上是疫情引起的。特朗普擅長也愿意制造分裂，在選民的分裂獲得選票，無論他能否再次當選，都將加深美國兩黨及其選民的對立。

歐洲的情況沒有更好。英國脫歐，歐盟分裂。6月初，英國議會的不信任投票沒有推翻英國首相約翰遜，但也削弱了他的領導。英國保守黨的下次選情不容樂觀，政黨的重新組合或將引起蘇格蘭再次公投獨立。在法國4月的總統(tǒng)選舉中，極右翼領導人勒龐敗給馬克龍，但也獲得40%多選票，馬克龍不能忽視她代表的民意。在這些諸多因素的推動下，歐美目前在俄烏沖突中的團結有可能煙消云散——這正是普京期待的。但這場戰(zhàn)爭對俄烏雙方的消耗太大，不會持續(xù)到歐美分歧凸顯的那一天。

福山的樂觀情緒易于被接受。可是，歷史終結說沒有持續(xù)幾年便逐漸消散，顯示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又一次失敗。歷史不會是線性發(fā)展的，作為歷史一部分的全球化當然也不會。國家以及社會階層在全球化中有得有失，如果有所失而不得補償，必定會退縮。資本不能游離于政府的權力之外。追尋市場和廉價勞動力的資本即使有所得，也不能對抗政府——這在近年來各國的各種禁令中非常明顯。對于全球化的樂觀情緒，使人們忽視潛伏已久的糧食問題。如今，因為疫情、戰(zhàn)爭與國家間競爭，溫飽再次成為人們關切的問題，而且將持續(xù)一段時間。

疫情與戰(zhàn)爭的沖擊

烏克蘭有2500萬噸將銷往外國的糧食滯留在黑海港口。在人多地少的埃及，政府補貼的低價餅是許多人的主食。為應對糧食等貨物短缺，埃及已提高關稅美元匯率，以減少進口和需求。埃及財政部長發(fā)出警告：俄烏沖突導致的食品價格危機可能造成“數百萬人”死亡。

不只是中東的埃及，南部非洲也需要進口糧食和化肥。6月3日，非洲聯盟主席、塞內加爾總統(tǒng)薩勒前往俄羅斯，與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討論“釋放谷物與化肥庫存”，以解決非洲的糧食危機。薩勒呼吁在對俄制裁中解除糧食出口，也承認烏克蘭港口待運的糧食對非洲至關重要。

歐美指責俄羅斯阻止烏克蘭小麥出口。俄羅斯、白俄羅斯提出西方解除對它們的制裁，換取烏克蘭糧食出口。各方都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表示愿意談判，但現在還看不到解決的前景。

俄烏沖突沒有在短期內結束的跡象。這是一場發(fā)生在歐洲的戰(zhàn)爭，兩邊（而不僅是戰(zhàn)爭雙方）都沒有后退的余地，這是俄羅斯與西方之間數百年沖突的延續(xù)。美英兩國支持烏克蘭的力度最大，波羅的海三國（蘇聯加盟共和國）、波蘭和捷克（前華沙條約成員國）也盡其所能支援烏克蘭，以免祖國重蹈覆轍。芬蘭、瑞典的選民支持放棄中立國地位，支持加入北約，也顯示他們對俄羅斯的深深擔憂。這些國家都依賴俄羅斯能源。德國有過遲疑，但也承諾放棄進口俄羅斯能源并且已在行動中。在戰(zhàn)爭中，市場不堪一擊——非參戰(zhàn)國也可以舍棄市場與需求。

俄羅斯原來想象中對付西方的王牌是能源。全球能源供應緊缺，可替代性較低，都能被許多歐洲國家斷然拒絕。相比之下，低技術日用品的進口更可以被替代，雖然需要一些時間。

制裁雙方的優(yōu)勢同是國內的充分支持。歐美人富裕，有較高水準的社會保障體系；俄羅斯人對苦難有更高的忍耐力，也愿意忍耐，因此雙方可以較量很久。但戰(zhàn)爭中沒有贏家。烏克蘭焦土遍野，生靈涂炭；俄羅斯陷入戰(zhàn)爭泥潭，遭受制裁；實行對俄制裁的國家也有很大損失。在實力較量中，俄羅斯處于被動，正在脫離國際市場和技術的發(fā)展，很長時間內都將難以恢復元氣。

此輪全球糧食短缺始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運輸遲滯，加重于俄烏沖突。俄羅斯不僅出口糧食，還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出口國。糧食關系生命，卻只是欠發(fā)達國家窮人的必需品，不是發(fā)達國家的緊缺商品。對俄制裁將是長期的，但俄烏沖突對國際市場上糧食供應的影響是短期的。新冠肺炎疫情、俄烏沖突引起的短缺，在欠發(fā)達國家是糧食，在較發(fā)達國家則是芯片。在這一點上，中國已屬較發(fā)達國家。芯片短缺又造成汽車等生產的開工不足，經濟衰退威脅在即。

最近幾周，越來越多的美國企業(yè)高管對經濟衰退發(fā)出警告。摩根大通首席執(zhí)行官迪蒙說：“一場颶風就在路上，正在向我們走來。”高盛總裁沃爾德隆也有類似警告。據路透社報道，特斯拉創(chuàng)始人兼CEO馬斯克也看衰全球經濟前景。6月2日，他在給本公司高管的郵件中說，他對經濟有一種“超級糟糕的感覺”，要求暫停全球招聘。次日，他又在給員工的郵件中宣布，特斯拉需要裁減大約10%的受薪員工。當前對特斯拉電動汽車的需求仍然強勁，馬斯克已在未雨綢繆。另一方面，因為馬斯克對全球經濟的獨特洞察力，這兩封郵件在傳出之后受到金融公司分析師的重視，將繼續(xù)加重對經濟的黯淡預期，而預期能夠塑造未來的經濟狀況。

其實，美國前財長薩默斯早已對通脹和衰退提出警告。他認為，美國遏制通貨膨脹的政策有可能導致經濟硬著陸。以美國經濟的體量、進口國的地位、美元的全球流通，美國經濟硬著陸或僅是較輕程度的不景氣，都將產生全球化的影響。當衰退到來之時，沒有經濟體能夠幸免，而窮人受到的沖擊最大。在一個分裂和動蕩的世界，糧食供應難以保證。窮人的最基本需求之一是糧食——在這一點上，窮人與富人沒有區(qū)別，但窮人的支付能力要低得多。

前些年中國還被認為輸出通縮，現在為遏制通貨膨脹。拜登政府正在考慮部分減少特朗普總統(tǒng)時期對中國貨物附加的進口關稅。中國固然需要美國的市場與技術，美國也很需要中國價廉物美的商品。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談到中美合作，但那是美國的單方面需要。對于中國的需要，美國的合作姿態(tài)就差很多，而且還有封鎖——禁止技術出口。中美的對抗已兩敗俱傷，也有漁翁得利——那些在發(fā)展雁行陣中排在中國之后的國家。

大饑荒是政治的后果

俄羅斯、烏克蘭現在是糧食出口大國。但在蘇聯歷史上發(fā)生過三次大饑荒，分別在初期的1919-1922年，“余糧收集制”奪走農民的口糧；工業(yè)化初期的1930-1933年；二戰(zhàn)結束后的1946-1948年。第二次饑荒最為嚴重，蘇聯解體后的研究表明，僅“歐洲糧倉”烏克蘭就餓死大約300萬人，可能更多——當時沒有統(tǒng)計的必要，也沒有統(tǒng)計的計劃。哈薩克斯坦，蘇聯的另一個加盟共和國，獨立后公布本地餓死150萬至200萬人，官方已為他們設定紀念日。

赫魯曉夫在烏克蘭經歷了兩次大饑荒。他14歲在烏克蘭頓巴斯當礦工——現在俄、烏兩國正在那里激戰(zhàn)。1920年底，國內戰(zhàn)爭結束，赫魯曉夫離開軍隊回到頓巴斯，擔任副礦長。他的第一任妻子在1921年餓死，留下兩個孩子。他說，1922年，頓巴斯礦區(qū)發(fā)生吃人事件。當時的中國人也知道這次大饑荒。在給清廢帝溥儀的《論政學疏》中，王國維說：“俄羅斯赤地數萬里，餓死千萬人，生民以來未有此酷。”其友人羅振玉說，此疏作于1924年。

蘇聯第二次大饑荒時，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并逃過大清洗。第三次大饑荒時，赫魯曉夫是烏克蘭的黨政一把手。他認為烏克蘭更適合種植冬小麥，沒有全力執(zhí)行斯大林種植春小麥的指令，并試圖救濟災民，沒有上交全部“余糧”。在1953至1964年，赫魯曉夫擔任蘇聯最高領導人，因為國產小麥供應不足，他推動種植產量更高的玉米，從此，他高舉玉米棒子的形象便與他永不分離了。這是與斯大林指令相似的計劃，因為蘇聯不合適普遍種植玉米。他也知道官僚進口玉米，謊報產量。赫魯曉夫的玉米種植計劃隨著他下臺而人去政亡。

糧食不是武器，卻可以作為戰(zhàn)爭（熱戰(zhàn)和冷戰(zhàn)）的輔助工具。冷戰(zhàn)時期蘇聯不得不從美國進口小麥，受到美國的制約。另外，糧食生產受氣候影響很大，國際市場的供應并不穩(wěn)定，又可能由于某種原因發(fā)生運輸中斷。因此，中國確有必要保證糧食安全，或糧食的基本供應。

蘇聯注重發(fā)展重工業(yè)和軍事工業(yè)，雖然擁有廣闊土地，卻一直不能解決糧食產量低下的問題。一個蘇聯笑話說：人們都向往一家一架飛機。有什么用呢？答：如果你在莫斯科得知列寧格勒（圣彼得堡）的商店在賣面包，你就可以立即開飛機過去排隊。糧食供應不足是蘇聯計劃經濟的痼疾，不是自然條件不好。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烏克蘭都成為糧食出口大國。

政治干預之下的大饑荒不只出現在和平時期的蘇聯，也同樣為帝國分裂埋下伏筆。英國在1815年頒布《谷物法》，嚴格限制糧食進口，在1842年引起曼切斯特工廠主和工人的抗議。在貧窮的愛爾蘭（在1801年被英國正式兼并），土豆是主要食物。1845年，一種霉菌造成土豆大范圍腐爛，延續(xù)至1850年。在此期間，愛爾蘭不僅得不到英國政府的救濟，反而仍在向英國本土出口糧食，導致大約100萬人餓死。在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期間，印度出現25次大饑荒。二戰(zhàn)期間，日本占領緬甸，緬甸向印度的稻米出口中斷，而殖民政府又在為戰(zhàn)爭囤積糧食。英國首相丘吉爾多次拒絕孟加拉（英印殖民地的一部分，大于今孟加拉國）的緊急救援請求。1943年，一個大致正常的年景，孟加拉有大約300萬人死于饑餓和饑餓引起的疾病。

戰(zhàn)爭是政治的延續(xù)，戰(zhàn)爭中的饑荒本質上是政治造成的。二戰(zhàn)期間和戰(zhàn)爭剛結束時，歐洲人也同樣遭受饑餓，食品定量供應，低于人體所需。被侵略國人民挨餓，納粹德國的百姓也不能幸免。一位美籍德國人（不是遭受屠殺的猶太人）告訴我，二戰(zhàn)期間，還是少年的他生活在德國，因為饑餓吃掉了他祖父母的結婚蛋糕——作為紀念品已保存了1.5代人的時間。

歉收有時是天災，饑荒則多是政策所致，例如剝奪農民的糧食，發(fā)動戰(zhàn)爭。另一方面，歉收常有，高效的救荒卻不常有。所以，饑荒常常是由政府的冷漠和低效完成的。

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出生在印度西孟加拉，1998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研究成果證明，在現代社會，大饑荒的發(fā)生不是糧食生產與運輸不足的結果，而是政治決策的結果。森對英國的殖民政策有嚴厲批評。實際上，印度的知識階層多批評西方，而且中肯到位，不是胡言亂語扣大帽子。印度曾是英國殖民地，有痛苦的記憶，又有悠久的本土文明，足以驕傲。除非感受到極大威脅，印度不會倒向西方。在這次俄烏沖突中，印度持中立的立場。

中國糧食生產現狀

在過去30多年間，瘟疫與饑荒似乎只是非洲部分地區(qū)的困境，離中國很遙遠。確實，中國在近期內不會出現糧食短缺，但不是沒有遠憂。在正常情況下，全球的糧食生產可以滿足消費，問題只是有些人是否買得起。糧食短缺是欠發(fā)達國家面臨的挑戰(zhàn)。即使本國農業(yè)不能滿足需要，發(fā)達國家也有充足資金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到足夠的糧食。但如這次俄烏沖突顯示的，糧食出口可能中斷。糧食的生產周期長，急迫之間國際市場可能有緊缺。中國又是人口大國，有必要保證較高程度的糧食自給率。

據海關公布的數據，中國在2021年進口9652萬噸大豆；對華出口前三國是巴西、美國、阿根廷。國家大豆產業(yè)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韓天富在接受《光明日報》采訪時提到，中國的大豆自給率不足15%。

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從2018年開始，持續(xù)三年，于2021年公布數據。全國有19.18億畝耕地，但其中超過一半（50.33%）是旱地，其余為水田、水澆地。旱地多分布在干旱地區(qū)，農作物生長卻完全依靠降雨。我曾在多個省與在旱地上勞作的農民交談。他們說，如果沒有及時和足夠的降雨，他們連種子（的成本）都收不回來。他們大約每兩、三年才有一次收獲，所以對收成沒有期待，只是不愿意讓土地閑著。因此，旱地的產出遠少于水澆地產出的一半。但旱地的投入并不低，在村頭、地頭、路邊都可以看到農藥空瓶子。

中國對進口農產品的依賴依然過重。據韓天富在接受采訪中提到的數據，2021年中國大豆平均畝產130.2公斤，僅為世界平均單產的66%，不到美國、巴西單產的60%。

農業(yè)現代化的前途漫漫。中國要做的不僅是農業(yè)技術的現代化，還要有政策的調整，以激發(fā)生產力。

中國還沒有完成工業(yè)化，農民還占人口近一半，農業(yè)現代化也只限于少數地方。農業(yè)收入遠不足以滿足農民的正常消費。在農產品進口之外，許多農作物的種子也受制于人，購買自孟山都等跨國公司。東亞的教育方式使得在科學與技術方面追隨有余，創(chuàng)新不足，更何況中國起步較晚。當然中國的嚴重不足也是中國增長的巨大潛力，問題是能否平心靜氣地看待不足。

你吃了嗎？

古人說：“民以食為天。”在儒家信仰中，天是最高的存在。因此，食是民的最高的神。

僅僅在20多年前，人們見面的問候語還是：“你吃了嗎？”這句話是中國人數千年歷史經驗的精華。但是，在健康、和平、增長時期長大的人，多以他們的經歷為當然。其實不然。《三國演義》第一回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下分合是歷史周期的思想，以百姓為芻狗。曹操描述他的分裂時代景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嵩里行》）曹操似乎把自己當作旁觀者，其實他是殺戮的元兇之一，而且嗜殺，數次屠城。在《三國演義》，曹操與劉備青梅煮酒論英雄，他們的英雄業(yè)績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的。他們是時勢所造之英雄、歷史上分合的工具。不是每一個人都看到英雄，阮籍觀楚漢戰(zhàn)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晉書·阮籍傳》）從災難中走出的人，大多對亂世英雄心懷感激，卻忘記了正是這些英雄使他們陷入戰(zhàn)爭和饑荒。

戰(zhàn)爭、瘟疫、饑荒是人類遭受的詛咒，《舊約》已有記載。黑死病（鼠疫）在歐洲殺死三分之一人口。文化史學家看到文藝復興從瘟疫中興起；醫(yī)藥史家看到醫(yī)學技術的進步；而人口學家，如馬爾薩斯，則指出這是控制人口的天然方式。這都是后人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視角，生活在戰(zhàn)爭、瘟疫、饑荒之中的人們只能蒙受災難。

每當發(fā)生大饑荒的時候，文明必然倒退。歷史證明，大饑荒過去之后，文明不一定復興。公元前284年，燕將樂毅率五國聯軍攻齊，連下70余城。五年后，齊人田單反攻，亦勢如破竹，卻受阻于聊城，一年多沒有攻下，士卒多死。聊城本是齊國之邑，守聊城的燕將在攻聊城時受到讒言，害怕失去聊城之后被燕惠王誅殺，才固守不降。魯仲連給這位燕將寫信勸降，射入城中。他在信中稱贊：“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戰(zhàn)國策·齊策六》）被困在聊城的燕國士卒以人肉為食，以人骨為柴，卻無背叛之心。但被食、被燒的是民，不是士，民是沉默的食材與燃料。此后，戰(zhàn)爭與饑荒中的食人記錄不絕于書。

從秦朝開始，歷史有明顯的治亂周期。在“治”的時期，水旱災害導致饑荒，官府尚能救災、減免田賦等，當事官員總會上下其手，饑民也能略有所得。有學者認為，氣候變化導致北方游牧民南下，顛覆中原王朝。但王朝的周期律決定“亂”不可避免，人口在王朝之間周期性劇烈起伏，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戰(zhàn)爭與饑荒。在魯迅的《狂人日記》里，狂人看到的歷史是人吃人，那是政治借助信仰吃人。近年復興的二十四孝，其中赫然有吃人肉。

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說：“我們都是食人族。”吃人是世界范圍的古老現象，在各地都發(fā)生過，并不只因為糧食不足。人吃人是吃人，但吃人的不完全是人。在英國工業(yè)革命時期的圈地運動，占用公地，用于養(yǎng)羊，用羊毛維持紡織業(yè)。這段歷史被稱為“羊吃人”，實際上是人吃人，雖然人沒有直接食用人肉。剝奪農民賴以為生的田地，也是吃人的一種方式。

殺人不是吃人，但相差無幾。人類學家馬文·哈里斯在《文化的起源》中說：“如果沒有人口壓力，戰(zhàn)爭和殺害女嬰的現象都不會如此泛濫，這兩者的結合構成解決人口難題的一種野蠻而又唯一有效的解決辦法。”這個判斷受馬爾薩斯的影響，最多只是部分正確。如今，很多國家的壓力來自老齡化、人口下降，鼓勵生育而少見成效，戰(zhàn)爭和殺害女嬰卻仍在發(fā)生。

馬文·哈里斯認為，從狩獵時代進入農業(yè)時代之后，人們的營養(yǎng)急劇減少，身高下降，環(huán)境破壞；而且，“農業(yè)的發(fā)展造成人均工作負擔的增加”。農業(yè)的害處確實很多，但古文明都產生于農業(yè)社會。古人只有從事農業(yè)，才可能定居，才可能發(fā)展文明。當然，游牧民對文明也有巨大貢獻，并且還是文明的傳播者，但更高的文明是農業(yè)社會創(chuàng)造的。猶太人的祖先原是游牧民，向他們的神獻祭公牛和羊羔，神向子民應許“流奶與蜜之地”。在迦南定居之后，他們才真正發(fā)展出希伯來文明。

游牧、商業(yè)的一個共同點是遷徙。古希臘以商業(yè)航海文明著稱。與猶太人的游牧祖先一樣，古希臘人也與兩河流域、埃及的農業(yè)社會交往，接受他們的文明并發(fā)揚光大。可以說，如果不是與農業(yè)文明相鄰，就不會有燦爛的希伯來文明和希臘文明。農業(yè)在今天許多國家的產出已經遠低于工業(yè)和服務業(yè)，卻仍然是生命與文明的基礎。

農業(yè)還促成人口增長，農業(yè)區(qū)的人口密度高于游牧區(qū)。歐洲人的大航海為尋找黃金與香料。他們?yōu)榕f大陸帶回美洲高產作物：玉米、土豆、紅薯。土豆為窮人提供能量和飽腹感，也是愛爾蘭大饑荒的原因。這些高產糧食是中國人口在明清時期快速增長的一個原因，也是他們營養(yǎng)不良的一個原因——不是這些糧食不夠好，而是他們缺少別的食物，特別是肉食。直到1980年代初，紅薯還是許多地方農民的主食；他們身上散發(fā)出紅薯干的味道，城里人很遠就能聞到。作為調劑，紅薯等粗糧現在被當作減肥食品。但人們不可忘記不久前的饑餓。

壞事變好事

得益于政府負擔其責任以及綠色革命，殖民時代多次出現的饑荒在印度獨立之后消失。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卻也出口糧食。近來為保證國內供應，印度限制小麥、食糖出口。

印度耕地的水熱條件更好，面積也略多于中國，但糧食單產低于中國。印度人口已經超過中國，卻也是糧食出口大國，2021年大米出口2140萬噸。原因之一是印度人的糧食消費較少。38%的印度人是素食者，在較高階層中的比例更高，因此人均年消耗肉類僅4.4公斤。大多數印度人還有飲食禁忌。這都是印度糧食消費低的原因。在吃飽之后是吃好，以滿足健康的需求，目前印度還有很大比例的人口負擔不起健康飲食。近半年，印度的食品價格持續(xù)上升，是通脹的最大推動因素。

中國的糧食消耗高，一大原因是人們長期處于饑餓狀態(tài)之后延續(xù)盡一切機會吃飽的習慣。不健康的飲食大致有兩個極端：一是營養(yǎng)不足，一是營養(yǎng)過剩。中國人正在從前者走向后者。與當前的印度人相反，中國人的飲食超過健康的需要，由此造成超重，引發(fā)多種疾病。

這從酒類的消耗量可以窺豹一斑。釀酒的主要原料是糧食。2021年，中國啤酒產量約3562.4萬千升（進口量大于出口量）、白酒約715.6萬千升；全國養(yǎng)殖業(yè)飼料消耗量約為4.5億噸。前面已說，中國每年還進口大豆，用于榨油。此外，每年還有很多糧食被浪費，而浪費是一個道德缺陷，不是豪爽。少酒、少油、少肉是健康飲食，又可以節(jié)約糧食。人們可以在經濟下行時，節(jié)省開支，改變生活習慣。這也符合壞事變好事的辯證唯物主義。健康的飲食可以一舉兩得：個人減少醫(yī)療開支；國家減少進口農產品，同時還可以啟動土地資源。

農業(yè)是第一產業(yè)。在中國，農業(yè)并不發(fā)達，實際上還停留在小農經濟階段，人均兩三畝耕地，在人口密度高的平原地區(qū)還不到一畝。所以，國內農產品的價格雖已偏高，種地收入卻仍然偏低。網絡直銷、資本下鄉(xiāng)對農民致富有顯著效果，但范圍很有限，因為大多數村莊只生產糧食，沒有土特產，也沒有旅游資源。石油、化肥、農藥、飼料的價格上漲，又增加農民的負擔。不過，農業(yè)早已是大多數農民的副業(yè)，農村人口的收入主要來自離鄉(xiāng)打工，不是種地。所以，工業(yè)、服務業(yè)的萎縮會直接減少農民收入。解決糧食安全問題，需要農業(yè)的產業(yè)化生產，同時還要保證農村人口的收入。前些年已實行土地流通，近年政策力度加大，可喜可賀。在此基礎上，政府鼓勵農民自愿組織合作社，減少農民的勞動投入，增加農業(yè)生產效率，把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上釋放出來。農村有很多閑置宅基地，可允許農民自愿買賣，如此，農民能變現資產，城市人的鄉(xiāng)愁得到滿足。

農田、農宅是農民的最后依靠，特別是在他們的老年，不可輕易失去。盤活農村土地的收益巨大，國家將得到糧食安全、稅收收入。可用這些資金增加農民的社會保障和醫(yī)療保障，尤其增加農民的養(yǎng)老金，以實現城鄉(xiāng)共同富裕。當然，實行這些辦法的前提是經濟的穩(wěn)定發(fā)展，而經濟的發(fā)展又取決于開放程度。